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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了，别人全部到齐，就差你了。
迪厅外面风光依旧，城市井然有序，烟囱井然有序，汽车自行车手推车井然有序，无序的都留在迪厅了，那里有一堆旋转的肉，一群疯狂的魂，一窝儿怪诞的梦。迪厅真好，迪厅是当代的伟大发明。
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日
第一队第6节 碧霄
我在碧霄旅行，绝对是碧霄，湛蓝湛蓝的十月天空，无一丝乌云，连白云也没有，挺像唐人刘禹锡吟诵秋天的那首诗：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可是鹤呢，鹤在哪里？
鹤就是飞机呀！我不直接说我坐飞机，反而拐弯抹角地说我在碧霄旅行，皆因我是有文化的人，喜欢含蓄地写点文章，还出过几本书。此刻，我身边靠舷窗的位置坐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正在看一本书，那书，也是我写的，是我刚刚出版的一本散文集。那小女孩清清爽爽的，恰恰也叫碧霄。书是送给她父母的，扉页上谦虚地写着敬请指正的字样。至于碧霄，则无须请她指正，她若能看懂一半，她的智力就算很高了。
碧霄的智力果然很高，她看了一会噗哧一笑：“刘齐叔叔，您的书真好玩。”我是闻夸则喜的人，尽管孩子的赞扬比不上成人的有力度，但童言无忌，更有真实度，因此我特别满意。
碧霄和多数小孩子一样，看书不大守“秩序”，爱从中间，或者从后边往前挑着看，把纸页翻得哗哗响。翻了一会，又像小大人一样评论说，“这书还成，老少咸宜。”我不认为小丫头在滥用词句，相反我觉得她说的相当到位。先前她的父母已经夸过这书了，现在她再这么一夸，不是老少咸宜又是什么？
过了一会儿，小丫头终于翻到第一页了。书的第一页通常是序言，而序言往往都比较枯燥。幸好，我设置了一个别致的故事，希望用这故事代替序言。故事发生在一个酒吧里，酒吧，酒吧，小丫头朗朗地读出了声，又一顿，怯生生地说：“刘齐叔叔，您写错别字了。”
“哪个字错了？”我暗自好笑。
“酒吧的吧，应该有个口字旁吧？”小丫头低着头，似乎不好意思看我。
我一瞧，我那书上写的是“酒巴”，便不以为然地说，“带不带‘口’字都一样的，都是英语BAR的音译。”心想我是不是说得太深了，一个孩子，她能理解吗？
“可是，老师说……”碧霄脸上布满疑惑，欲言又止。然后让她妈妈看那个字。她妈妈正在打盹，被唤醒后，不得要领地看了一眼，嘟囔几句，接着打盹。
小丫头不再说话，事情很快就过去了。
几天后我偶然想起这事，顺手查了一下词典，发现果然是我没按人家的规定写，诚恳点儿说，就是写了错字，而碧霄那小丫头竟当了我的一字之师。
我给小碧霄打电话，她不在家，她爸爸接的。我把这事一说，老碧霄直叫好，夸我虚若怀谷。
放下电话，心里挺愉快，觉得还是当大人划算，认错也好，不认错也好，横竖都有道理。
过两天见到老碧霄，我说你跟孩子说了吗？他含糊一笑，说我还没腾出空来呢。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第一队第7节 想家（1）
傍晚，纽约上空，飞机即将着陆，舷窗外已是一片辉煌，我邻座的青年洋人有点儿坐不住了。
先前，他一直在宁静地看一本船舶方面的厚书，漫长的旅途中只跟我说过一句“哈罗”。这时，他却小孩子般兴奋起来，不管我爱听不爱听，一个劲儿把地面一些建筑物指给我看，甚至还笨拙地形容了一下灯海。
中国人此刻一般会说万家灯火，他是老外，比较叫真，就多添了几个零，说窗外有“一百万个的电灯”。
其实，我哪里需要他的介绍，我来纽约不是一回两回了，甚至还长住过，早八百年我就知道那个尖顶的家伙是帝国大厦，而那两个并肩站立的细高挑儿是著名的世界贸易中心，高一百一十层，楼顶有眺望台，还卖爆米花、巧克力和九十九美分一张的明信片……但我并不说破，相反还尽可能认真地倾听着。我尊重这个唠唠叨叨的小伙子，因为他说纽约是他的家，他外出一个月了，总想家。
夜里睡得好好的，突然就醒过来，四下里墨一般黑，眼睛却不愿重新闭上。
我知道，这是时差使然。
祖国那边正是亮亮堂堂的晌午头，还有两天即是春节，人们心头早已长了草，满面春风、满口拜年话是此时的常态。单位里的保留节目则是打开浆糊瓶，把封条抹得湿乎乎的往要害地方一贴，就准备放假大吉了。据说今年时兴电话拜年，现在，会不会有人给我打电话，关系密切不必拘礼的家伙，会不会冲着留言机笑骂：刘齐，你小子藏到哪里去了？
这么一寻思，丝丝缕缕的，我也有点儿想家了。尽管我离开中国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在北京机场还跟人恶狠狠地吵了一架，但我仍然想家。
凭良心说，在北京机场一点儿不怨我，是那人不对，然而我想表现宽容精神，就说大过年的，算了吧。不料那小子极混，张口吐出一句：谁跟你大过年的？我一气，又跟他嚷起来。他也是旅客，好像还有妻子同行，妻子比较懦弱，既不帮腔，也不劝阻，只是站在一旁，不安地观望。这会儿，他俩也该到家了吧？那个纽约小伙子呢？在曼哈顿的家里，他的亲人为他预备了什么？美国佬于吃的方面又是一路，不懂得送行饺子接风面。
人群中，我是属于比较爱想家的那一族类，差不多从记事开始，就想家了。
我在沈阳长大，父母工作忙，于是让我进了保育院。每个星期六接到家里，快快活活住两宿，星期一早晨再被送回那催人泪下的场所。
真不愿回去啊，但我说了算吗？
多年后提起这一段，我妈总爱攻击我爸，说他老人家太狠，拎起孩子，往保育院门缝里一塞，像塞个小鸡崽子，塞完调头就走，孩子嚎哑了嗓子也不回头。
这些撕肝裂肺的场面今天我已毫无印象，只记得保育院的晚饭爱用灰白色的肉皮炖豆腐，难看至极，恶心至极，被“小兽”们吐得满窗台都是。那时正值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放映档期，广播里总唱“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的插曲，可怜我一个黄毛小儿，居然从这悠扬的曲调中听出无限的凄楚。望着窗外的沉沉暮色，我十二分地想家，鼻子一酸，就哀伤地哭起来。我一哭，恰如引爆了炸弹，全体“小兽”也哭，满屋子大放悲声。这时，歌声也趁机提速，阿姨们阵脚大乱，管也管不住，只能在“闯火车那个炸桥梁，就像钢刀插入敌胸膛”的快节奏旋律中毛手毛脚，收拾废弃的肉皮。
从此，这支歌成了我想家时脑海中最常浮现的背景音乐。不管别人有什么心得，我可是一哼起它来就容易伤感，时隔多年，依然如此。
其实，当时我想的那个家，离保育院不过十几个街区，如果人小鬼大，有“越狱”的本领，不出一个小时便能回到慈母的怀抱。慈母准不准我留在家里又当别论。
空间感，距离感，是人生的重要感觉。
童年伙伴中，家住得近的，感情往往也近。
“我们都是桂林街的，你们谁敢动一动？”
“中山路的跟我来，冲啊！”
中山路和桂林街其实紧挨着，一横一竖，呈丁字结构。
当了知青之后，告别沈阳，到辽北山区打柴种地。时局动荡，农事艰辛，生活简陋，苦不堪言。想家时，虽觉得距离远了，但家的范围似乎也大了，不是几间屋子一两条街，而是整个沈阳城！包括公共汽车，包括百货商场，还有公园、电影院、自来水、洗澡塘，总之是漫无边际，逮啥想啥，穷乡僻壤所不具备的城市文明、工业情怀，以及深藏其中的那个家，时不时的，常在脑海中盘旋，萦绕。
那时别的活动不多，就是爱开大会，会上统统摇着塑料皮儿的《毛主席语录》，群情振奋，慷慨激昂，反复发出誓言，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可是，内心却谁也忘不了故乡。“根”是自己慢慢长出来的，说是一下子“扎”到别处，事实上哪有那么简单？私下里，我们不但想家，还悄悄地传唱知青“黑歌”：
我们都是沈阳人，
为什么离开沈阳？
一个窝头一碗菜汤，
时光多么凄凉。
我们都是年轻人，
为什么没有姑娘？
辽河的水轻轻流淌，
不知奔向何方……
返城上班、上学按下不表，咸也罢淡也罢，总归是在自己的老巢。
单说八十年代中期，一纸文书把我从沈阳调到北京。虽是首善之区，毕竟人地两生，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官员进京后，小楼住着，小车开着，秘书伺候着，尚且有为难之事，何况我等布衣人民。昔日华南要员陶铸升迁，荣任中央第四号人物，却叹说，在广东是个西瓜，到北京成了芝麻。若按此思路推算，我将变得无穷小，眼睛瞧不到，指头捏不着。但我仍然是一个人，一个能自己想事的、七情六欲俱全的活人。身居京华，举目东眺，山一程，水一程，心向榆关那畔行，家的距离更远，范围更大，全辽宁、全东北几乎都在我的怀念之中。
这么说，在官本位的国度，似有“充大”之嫌，印象中，彷佛省级或大军区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如此讲话。然而，我的的确确是那么想的，我笔写我思，爱啥级啥级。
再说，北京的群众也向着群众，怕你自卑，也把你往大了看。走在街上，一张口，准有耳音好的北京人不容置疑地说：“你是东北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