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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国的文化似乎不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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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比较成本
比较成本（parative cost）是一套理论，又称为「比较优势定律」（the law of parative advantage）。这定律用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企业或不同的人，会专业（specialize）生产。其答案是不同的生产单位，生产同样的物品，只要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同，就会有不同的成本，各自选择成本较低的来专业生产，然后在市场交易可以互相得益。
佛利民（M。Friedman）认为比较优势定律是经济学上最重要的发明。我自己有所保留，认为专业生产还有其他重要的原因──这是下一章的话题。然而，从简单、清楚、客观、说服力强等角度看，这定律难得一见，是经济科学值得引以为傲的。
是李嘉图（D。Ricardo）在一八一七年创立的，其后参与发展的名家辈出，好不热闹。于今回顾，以解释行为来说，主要还是李嘉图原来的简单分析。他以两个国家两样产品为例，就让我们用他当年的例子谈谈吧。
两个国家，英国与葡萄牙，各自生产衣料与葡萄酒，其情况如下：
劳工产量 劳工产量 总产量
衣料 1001 901 2
葡萄酒 1201 801 2
英国 葡萄牙
如上数字可见，无论生产衣料或葡萄酒，葡国都有绝对优势（absolute advantage）：两种产品，产量同样是一，葡国所需的劳工都比英国所需的少。然而，从劳力成本的比例上看，英国一衣料单位的成本是0。833单位葡萄酒（100除以120），而葡国一衣料单位的成本是1。125葡萄酒（90除以80）。这是说，衣料的成本英国比葡国低。转过来，葡国一单位葡萄酒的成本是0。889衣料（80除以90），而英国的葡萄酒成本是1。20衣料（120除以100）。葡萄酒的成本葡国比英国便宜。
上述是说，两样同量产品，只要不同的国家所用的生产要素（这里指劳工量）的比例（ratio）不同，国与国之间的成本一定不同。那是说，若甲国的A产品成本比乙国低，那么乙国的B产品成本也一定比甲国低。一个国家可能所有产品所需的生产要素都比较少（都有绝对优势），但如果上述的比例国与国之间不同，在成本上算，一个国家不可能所有产品的成本都比较低，或任何一国必定有些产品成本是比他国低的。这就是比较成本的概念了。
回头再看上述的数字例子，若不专业生产，两国的衣料总产量是二，葡萄酒的总产量也是二。但如果英国专产衣料（成本较低），衣料的总产量是2。20（220劳工除以100）；葡国专产葡萄酒（成本较低），酒的总产量是2。125（170劳工除以80）。两项总产量都比不专业生产为高。李嘉图假设葡国与英国以一对一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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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1。125葡萄酒来换取1。125衣料。贸易后，葡国可得1。125衣料，剩下1。0葡萄酒；英国可得1。125葡萄酒，剩下1。075衣料。二者都比一与一为多，而这就是专业生产、互相贸易带来的利益了。
跟而来的理论发展，重要的有米尔（J。S。Mill，1848），此君当年竟然能在有竞争的市场下，推出贸易成交价的厘定（李嘉图的一对一只是假设）；两个瑞典经济学者（E。Heckscher，1919与B。Ohlin，1933）解释国与国之间的比较成本不同，是因为生产要素的组合不同；英国的奈纳（A。P。Lerner，1932）与美国的森穆逊（P。A。Samuelson，1948）指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不仅在某程度上代替移民或其他生产要素的跨国转移，而且在多个假设下，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价值可以因为有贸易而变为相等。这些都是题外话。
少为人知但比较重要的，是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比较成本优势，只能在产品换产品或同一货币的情况下才可以肯定。要是大家有不同的货币，而汇率受到管制，在某些情况下，那所谓购买力相等（purchasing power parity）可能脱了节，需要或短或长的时间作调整，而在这调整期间一个国家可能失却大部分或甚至所有的比较优势产品。一九九七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差不多所有亚洲国家的汇率皆暴跌，但香港的币值与美元挂，因而失去了不少比较成本的优势。跟而来的香港通缩是调整，而这调整会有好几年。
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除不同货币外还有关税等障碍。而最明显的国与国之间跟一国之内的不同，是后者的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中国目前还是例外），不会有国与国之间的生产要素的不同组合了。
一国之内的比较成本概念一样，但分析更为容易。一个小市镇内最好的医生也是最好的打字员。作医生的成本是打字员的收入，作打字员的成本是医生的收入，这个人当然会选作医生，因为作打字员的成本比其他打字员高。如果这个人是最差的医生但却是最佳的打字员，他作打字员的成本也是比其他打字员高，所以还是选作医生。这是比较成本的选择。事实上，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中，选择收入较高的职业，就是比较成本较低的职业了。这就是专业生产。
李嘉图创立的比较优势定律，用之于一国之内，一镇之中，甚至朋友之间，皆畅通无阻。但一定要有自由市场，而自由市场一定要有私有产权。市场若受到管制，或私产不存在，以专业生产而互利就会有很多问题了。中国大陆当年，每个人由中央分派工作，要达到李嘉图的专业互利，是纸上谈兵。一个人的比较成本作那种专业较低，没有市价的指引，靠「中央」分派工作，所需的讯息费用太高了。
我自己作了那么多年教授，对学生提出选择职业的前途问题时，只能对他们说我所知的市场情况，选择还是由学生自己作判断，因为学生在不同职业上的能力与喜恶，我不能比他们自己更清楚。知子莫若父，我对自己的子女认识多一点，也关心多一点，但也不敢替他们作职业（专业）的选择。这不是因为子女不听我的话；正相反，我是怕他们唯命是从。我怎会不希望子女选上适当的职业呢？他们长大了，受了教育，自己选择职业，一般来说，会比我替他们选的可靠。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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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央替我的子女选择职业，你认为李嘉图会怎样看？
我说过了：成本是最高的代价。要生产甲物品，放弃最高价值的乙物品是成本；要选择甲职业，放弃最高收入的乙职业是成本。比较成本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比较，或国与国之间的比较──鲁宾逊的一人世界是没有比较成本这回事的。李嘉图以劳工生产的简单数字分析，再可以简化。生产同一物品，或选同一职业，我比你有优势，不是指本领，是指我的成本比你的低，而只要是这样，你必定有其他产品，或其他职业，其成本比我的低。相当浅，但第一个想出来的是天才。李嘉图是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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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租值的理念演变
我常对学生说，要学经济理论，学今天的就可以了。说了这句话之后，我通常作点补充：有些理念，不追溯经济思想史，我们不容易明白今天的。租值的理念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要真的明白今天经济学上所说的「租值」，了解一下前贤的思想大有帮助。
今天经济学上所说的「租值」（rent），可不限于房子或土地的收入。不谈土地或房子也论租值，而又不谈租用工具，「租值」这一词很容易引起混淆。经济学者于是发明了另一用词，叫作「经济租值」（economic rent）。我这里要谈的租值是经济租值。但经济学行内的人一提起租值，大家都知道所指的是经济租值。因此这里所说的租值，其实是经济租值，而其中与房地产无关的，叫作「准租值」（quasi rent）；quasi者，一半也。一半可解作类似。
经济学鼻祖史密斯（A。Smith）一七七六年发表的《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所定下来的分析架构，今天仍在。他把经济问题分为资源的使用（resource allocation）与收入的分配（ine distribution）两大类。前者是「微观」，后者是「宏观」，虽然他的宏观与今天的不同。其实史前辈还分析了第三类问题，那是关于劳工与地主的生产制度安排。他认为制度的安排会演变，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个适者生存的观点影响了后来的达尔文，后者提出了重要的进化论。
另一方面，适者生存的观点也影响了辩证法唯物论的发展，使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必被淘汰。现有的制度既然被视作会被淘汰，不同制度的分析就重于优劣之分，漠视了解释不同制度的共存。不同合约的安排，不同机构的组织，在经济学课本中从来没有重视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而跟大行其道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在今天的经济学课本中还未能普及，某程度上有复古的意识──回复到史密斯的制度分析再搞起来。
关于租值，史密斯当年是指土地的收入。他有两种看法。其一是微观的资源使用，他认为租值是一项成本，因为土地有不同的用途。成本是放弃了的代价，这个重要而正确的概念，始于史密斯。
其二是宏观的收入分配。史前辈认为土地是上苍赐予的，给强权抢来占为己有。这样，租值是多余的（surplus）。地主强人不事生产也有租值的收入，而若没有这项收入，土地还会存在。宏观而言，史前辈认为土地没有其它用途，所以地租不是成本。这个观点一代一代地传下来，到了佐治（H。George；1839…1897），就建议单一税制（只抽地税）。我们的孙中山先生读到佐治的《进步与贫穷》（Progress and Poverty；1879），搬义过纸，写成了三民主义。
到李嘉图（1817）分析租值时，主要是从史密斯的「宏观」的收入分配那方面看。他把生产的总收入分为工资（劳工的收入）、利润（商人或资本家的收入）与租值（土地的收入）。他的租值看法继承了史密斯的传统：租值是多余的，因为没有租值收入土地的供应量不变。但李前辈加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