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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昂子爵夫人是在这儿第一次遭遗弃的；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在这里出嫁，进入上流社会，开始了她们放浪形骸的生活。《高老头》标志着“人物再现”的原则开始进入《人间喜剧》的创作之中，他的小说也因这一天才的创举而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虽然，“人物再现法”在当时还遭到一些比较有名的批评家的贬斥，我们现在看，也不是每个作家都适宜采取这种创作方法。但是，对于《人间喜剧》来说，正因为采用这一原则，才实现了作者要“表现整个社会”的目标。两千多个人物彼此支撑，互相串联；各具特色的场景与片断有机组合，联成一片，《人间喜剧》的巨大生命力由此产生，艺术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激情”主宰着人物
巴尔扎克塑造人物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即强调“激情”（Passion或译为“情欲”、“欲望”）在人物性格中的作用。他往往抓住人物的强烈的欲望和激情，把它作为人物性格发展的一种内在的推动力。在这些欲望和激情的驱策下，人物的性格不受阻碍地畸形发展着，形成了一个个独特而强烈的个性。
在资本主义社会，尔虞我诈，人欲横流，到处充斥着奇特、丑陋的现象，《人间喜剧》依据的正是社会中各色各样的欲望来塑造不同的性格的。如金钱欲、占有欲、色情欲、贪杯欲……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生活环境各异，欲望表现得也就各有特点，唯一相同的就是激情的强烈程度。强烈的欲望唤起人物的全部力量，使人物的行动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以至于显现出一种畸形的精神状态，成了某种恶癖，人物的性格也变得格外不可理喻，同时也更为突出。
《贝姨》中的于洛男爵就是一个色情狂。他早年情妇不离身，败光家产后，色欲有增无减，到了八十岁已近人生终点，还在勾搭家中年轻的女仆，并和她结婚。在巴尔扎克笔下，于洛的色情欲已不仅是肉体的需要，而且成了一种强烈的精神上的嗜好，成了一种恶癖，几近疯狂。
葛朗台老头的黄金占有欲，也是一例。积累金币成了他强烈的嗜好，对亲人毫无情感，对黄金无限热爱，只要能悄悄地摩挲金币，顿时心情舒畅，精神上得到无限的满足。
高贝赛克对物质有无止境的追逐欲，他攫取一切可以收藏的东西，吞噬一切，不管是吃的还是用的，他都要。宁愿把东西放在贮藏室里霉烂发臭，也丝毫不减弱积聚的劲头。他对于物质的追求已不是着眼于它们的使用价值，只表现为一种强烈的癖好。
再比如《邦斯舅舅》中的穷亲戚邦斯，这位善良纯真然而不走运的音乐家，由于常去富人家用膳，吃馋了嘴，珍馐美食逐渐成为他必不可少的命根子。为了能在别人家吃上一顿，他甚至不惜降格干些佣人们的活计，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他甘愿忍受一切羞辱。贪食，成了邦斯的病态嗜好。
还有贝姨的嫉妒成癖，以致恶性膨胀为一股复仇的罪恶火焰；高老头的爱女儿成癖，满足她们的任何要求，为了是能和她们再一起，只要能看上她们一眼就心满意足了，病也会好起来。
巴尔扎克就是这样根据人物的某种激情和欲望来塑造形象的。泰纳说，他把“独身、结婚、行政、理财、淫欲、野心，人生中的一切主要的情境和深厚的情欲，形成了作品的底子”，这样，人物的特性鲜明地凸现出来，形成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关于这一点，巴尔扎克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人不同于动物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具有欲望、思想、激情，抓住这些即抓住了人物的中心要素，才能把人写活写透。他说，《人间喜剧》正是“以激情为元素”、“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的。他笔下的人物，由自身不可抑制的情欲的发展而导致自身的彻底毁灭。这种恶性膨胀的情感，象灵魂中不可医治的癌症一样，扼杀了正常的情感，把人性一步步挤出灵魂，让位于非人性。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巴尔扎克的人物身上那种疯狂的激情和欲望呢？
这是一个人性遭到极端扭曲、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性是由阶级本质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的金钱社会，剥削者的本质被他们自身的物质利益支配着，他们为了追逐金钱，往往变得贪婪、凶残，占有欲无比强烈。他们完全陶醉于人的“生存外观”——金钱、物质等之中，以致丧失了人的本质，毁灭了人性，传统的道德观与人的尊严全被他们踏在脚下，成了地地道道的“金钱拜物教”的教徒，这就是异化。所谓异化，就是人——主体创造了客体，客体——物质反过来奴役作为主体的人。这些异化了的人，只有依靠不断刺激自己的感官，纵情纵欲，才能维持他们异化的精神状态，因而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激情。巴尔扎克抓住了这种欲望和激情来反映人性的被扭曲与毁灭，客观上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尽管他的主观意图仅仅是想以这种方式来提醒社会警觉，以要求人们克制恶性发展的情欲。
典型化的途径
巴尔扎克对文学艺术的最大贡献，无疑是塑造形象，刻画典型性格。他把性格塑造和深刻的历史内容结合起来，建立了法国文学史上最为壮观的人物画廊。他笔下的人物，哪怕是次要人物，全都个性鲜明，血肉丰满，虽然不无夸张，却都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使人感到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法国自然主义代表作家左拉感叹道：在巴尔扎克那些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面前，“古希腊罗马的人物变得苍白无力，中世纪的人物象玩具锡兵一样倒伏在地”。我们有必要来探讨一下，巴尔扎克是如何塑造他的典型人物的。
设置典型环境
巴尔扎克一向重视环境的选择和描绘，他善于用环境描写烘托人物的性格，又用人物的性格渲染环境，因此环境和人物关系十分密切。他总是力图为他的人物提供真实、形象的活动背景，使人物获得真实感、典型性。
《高老头》中的典型环境的设置，历来为人称道。这部小说的活动范围是整个巴黎社会，包括塞纳河的左岸和右岸，然而，主要的背景却在巴黎左岸，特别是高老头屈居的伏盖公寓。伏盖公寓的描写，可谓巴尔扎克环境描写的一个范例。首先是公寓的地点，它坐落在先贤祠（伟人公墓）后面，距离先贤祠不远，在那条如同古铜框子似的街上，“一到这个地方，连最没人心的人，也会象所有过路人一样，无端地不快活起来”，这是一块为衰败萧瑟所笼罩的地方，充满阴暗的色彩。选择这样一块地方作为小说的背景，显示了巴尔扎克的历史准确性。复辟时代，经过了大革命和帝国时代的动荡，那些失去凭倚的人们都聚集在这样的“灰黑”公寓，伏盖公寓仿佛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浓缩了时代的各个方面。这是穷人的去处，失意者的住所。作者先选择好环境，再来布置这个环境。先是外景：街道、建筑、阴沟、墙跟，阴森低沉，没有丝毫的生气；再写内景：院子、客厅、地板、陈设，散发着霉烂、酸腐的气味。有了这些环境的设置，再给我们引出一个个奇形怪状的人物，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了，反而感到那些脸谱，与这样的环境十分相称，十分贴切。日耳曼区与伏盖公寓所在的拉丁区完全不同，鲍赛昂府的描写虽然寥寥几笔，却点染了它的辉煌不凡：玻璃大门内的金漆栏杆，大红地毯，楼梯两旁鲜花簇拥，香气袭人，这是贵妇活动的舞台，超凡脱俗、自命不凡。高老头女儿的家，有着暴发户的恶俗排场，堆满了贵重器物，显示着主人的浅俗。
《欧也妮·葛朗台》中，典型环境的描绘提供了葛朗台老头性格的基础。索漠城里的人人都被他的钢爪抓过，人人又“佩服”他，“敬重”他，因为他有钱。时代风尚如此，大自然都带上了黄金的色彩；“黄金一般的好天气”，“天上落金子下来了”，人们把这个富翁的行为都镀上了金，“葛朗台的一举一动都是钦定的，到处行得通；他的说话，衣着，姿势，瞪眼睛，都是地方上的金科玉律”，人们何时收葡萄，何时酿酒，都以他的举动为楷模。这就是这位吝啬鬼大显身手的社会舞台，是他性格形成的背景。
可见，巴尔扎克绝非为了描写环境而描写，那些看似琐碎的叙述，却是人物性格的基础。环境的描写起了多方面的作用，首先，环境影响着人物的性格形成，比如拉斯蒂涅在伏盖公寓这样的环境里不断受到刺激与“教育”，高老头、鲍赛昂子爵夫人、伏特冷等人构成的主观环境强有力地震撼着他，慢慢地培养出他的野心家性格。其次，人物不断地作用于环境，在环境中留下鲜明的痕迹，比如伏盖公寓的主人伏盖太太的小器庸俗、见钱眼开加深了这个环境的萎琐与腐朽；葛朗台的极端吝啬导致了他的家庭的客观环境的穷酸不堪，与其性格吻合一致。另外，环境在有的场合，还成为人物的一种参照物，或照出人物的鄙陋，或显示人物的光彩，即环境与人物相互对照。同样身处伏盖公寓，皮安训却是荡漾在阴暗现实上面的一线极其可贵的光明，同样生活在庸俗的索漠小城，欧也妮却洁净无瑕。
在典型环境的描写方法上，巴尔扎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先不惜笔墨地渲染环境，紧着着环境描写之后，再引出其中活动的人物，让读者感到环境是人物性格的形成因素；另一种方法是把环境的描写与人物的心理变化和精神状态揉和在一起，一面描写环境，一面塑造人物，如鲍赛昂子夫人告别巴黎的舞会的盛大场面描写，通过对比手法，把她的表面上强颜为欢与私下的黯然神伤的精神状态勾勒出来。
总之，巴尔扎克是设置典型环境的行家里手，《人间喜剧》的绝大部分都穿插了大段的环境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