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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是啊，有什么比获得自由更可贵的呢？从今以后，巴尔扎克可以按照自己意愿安排自我人生，走自己选择的道路，艰苦一点，简陋一点，又算得了什么！重要的是要牢牢把握住这来之不易的创作权利，以证明：我的抉择是唯一正确的！“作品比岁月还多”
象许多伟大的作家一样，巴尔扎克并非一挣脱家庭、学校及社会各方面的羁绊就成为名人的。没有谁生而为作家，却有无数个经过苦苦求索、艰辛奋斗而功成名就的。只是巴尔扎克挣扎的时间太长了一点，差不多整整十年。然而也正是这“十年寒窗”让他饱尝了太多的人生甘苦，看透了许多生活真相，既磨炼了他的意志，又润泽了他的笔锋，所以一旦他真正站立起来，就格外地卓然超群，传世之作如泉水般涌出，一发不可收拾。在仅有的二十年的创作时期，（比之于雨果、托尔斯泰的半个多世纪的创作时间，巴尔扎克是太短了！）他留下了近百部巨著，构成了一个“巴尔扎克世界”。雨果在他的墓旁满怀敬意地称赞道：巴尔扎克的“作品比岁月还多”，当他走入坟墓的同时，也“步入了永恒的光荣”，象明星永远闪烁。
不成功的处女作
新生活在贫困中开始了，巴尔扎克必须为每一分钱而精打细算，有时还得饿上一两顿。对于来自生活的磨难，巴尔扎克是有过思想准备的，凭着他倔强的个性，咬咬牙就挺过去了。唯一使他感到艰难的是文学题材和文学样式的选择。应该以什么作为描写对象？什么艺术形式最适宜包容自己的思想？长篇小说？悲剧？抑或喜剧？这些问题才是他倾注心血去考虑与探索的。一边不停顿地思索着，一边贪婪地阅读大师们的杰作来拓宽自己的思路，寻求启迪。巴尔扎克想，也许该从悲剧起步，象法兰西伟大的作家高乃依、拉辛一样。于是，他着手以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为描写对象，创作诗体悲剧 《克伦威尔》。认定目标，即全身心投入创作。如同所有刚刚迈向文学旅途的青年人一样，巴尔扎克对于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既抱有较大的自信，认为它会以全新的面貌震撼文坛，又时不时地自我怀疑：“我行么？我能写出传世之作？失败了怎么办？”六个多月的创作时期，他几乎一直为这种矛盾心理纠缠着。凭着坚韧的自制力，他克服身内身外的纷扰，终于拿出了处女作。
对于寻辙找押，写作千行长诗，不是巴尔扎克的拿手戏，再加对于英国那段历史，他也不是特别熟悉，能凑出这一悲剧，实非易事。巴尔扎克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迎接着众人的“审判”。那一天，巴尔扎克父母的住处，挤满了亲戚朋友，客人中还有一位名气稍具的诗人。大家带着好奇与希望，准备聆听年轻诗人的剧作。巴尔扎克卖力地读着诗句，众人们吃力地听着诗句，整整持续了四个小时，客厅里的气氛由开始时的高昂兴奋，渐渐地沉闷与乏味起来，当巴尔扎克终于气喘吁吁地念完之后，大家似乎都有种解脱感。显然，这不是一部吸引人的诗剧，不是一部成功的处女作。那位诗人毫不隐讳地写信给老巴尔扎克：“令郎可以尝试各种职业，就是不要搞文学。”
这是一道多么可怕的“判决”！我们回过头来看，并非这位诗人判断失误。《克伦威尔》这部悲剧确实不是什么杰作。在文学上起步之初，巴尔扎克还不知道他的天才应该施展在什么题材上，又没有前辈悉心点拨，他走错了方向。诗体悲剧不但需要熟悉人情世故，而且必须掌握舞台技巧，这都是这位文学新人所难以运用自如的。而且，父母仿佛在用鞭子追赶着他，他无暇静心地分析自己的气质，急急忙忙地拼凑诗句与韵脚，以争取早日获得独立和声誉。悲剧的相对固定的形式，桎梏住了巴尔扎克的跳动的意念和奔放的才情，这部模仿之作显得空洞、僵冷。但是，那位诗人的结论下得太早了点。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巴尔扎克可能干任何职业都会砸锅，唯有文学才是正确的选择，才是他成功的唯一途径。
所幸的是，巴尔扎克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克伦威尔》失败之后，父母尤其是母亲劝告他，可以把纯文学当作一种嗜好，一种所谓“正当”职业后的“副业”，谋求一个健全而获利的职业才是当务之急。巴尔扎克没有动摇，仿佛有种神秘的本能在警告他，创作是上帝的旨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职，绝对不能把她仅仅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必须用全生命去追求，做一个“职业诗人”，他说：“如果我有了职业我就算完了。我将成为一个小职员，一架机器，一匹马戏场里的
马，在指定的钟点里围着场子跑上三、四十圈，在指定的钟点里喝水，吃饭，睡觉。我将
仅能成为一个专心于日常琐事的人，这就是所谓的生活——象石磨般旋转，永远相同的事
情永远反复着实现！”
巴尔扎克拒绝妥协而坚持他的合同。和父亲订的契约上的两年试验时间，还剩下一整年时间才期满，他要充分地利用它。他怀着锲而不舍的精神，又自甘情愿地回到那间“囚室”中去了。
十年挣扎
巴尔扎克从来就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处女作遭“枪毙”，他另起炉灶，重新开始。诗句难以雕琢，就用散文笔法写；不善于构建戏剧，就写作小说。就这样，他象一艘开足马力的帆船，在文学的海洋中披风斩浪，摸索前进着。躲过了初始的灭顶之灾，这航船并没有直接驶入汪洋大海，而是艰难地求索了很久很久。十年间，他饱尝了人生的甘苦，有过小小的自我满足，更多的是挫折、失败、各式各样的打击，走过漫长的泥泞沼泽。不能否认，在进入庄严的文学家的行列之前，巴尔扎克太强的成名欲及其对经济利益的执着追逐是他难以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的主观原因，这影响了他的早日成功，但是，他那一系列看似与严肃文学宗旨相悖的所作所为，客观上使他对社会的真实面目加深了理解，既磨炼了他的意志，又铣铸了他的笔锋，当他成熟起来便挺然屹立，锐不可挡。
卖文为生的日子是清苦的。父母给他提供的费用连最低的生活标准都难以达到，而且眼见着期限就要到了。这位可怜的未来作家从拿起笔的一开始就时时处于危机感之中，他还常提心吊胆地害怕善变的母亲指不定哪天会突然中止供给，勒令他重新坐到律师事务所的板凳上去，打破他的作家梦。不行！不能再这么被动地生活下去了，即使为了自信，也得自谋生计。巴尔扎克第一次想到了挣钱。金钱与创作，以前的巴尔扎克把它们看作是势不两立的，他把写作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拜金主义者，否则当初就不会要死要活地争取写作权利了。此刻，他第一次懂得了金钱的能量，有了钱，再不用为生计操心，才有可能从容不迫地写作，才能成为大家、名家。钱非万能，没有钱却寸步难行。于是，巴尔扎克闯入了金钱世界。
没有固定资产作后盾，没有经商的基本训练，巴尔扎克有的只是一支笔，他只能用笔来敲开金钱世界的大门。再也没有精力去构思崇高的悲剧、推敲高雅的诗句，他一头扎进“流行小说”之中。当务之急是挣钱，只要写的东西能卖出去，变成现钱，写什么与怎样写又有什么关系？文学家的声誉、艺术家的光环只能暂时收起，待到挣了大钱以后再去追求。巴尔扎克交结了一位同样年轻的市侩文人，此人已拼凑出一两本流行小说，与书商有些交往，现在正在物色一位有才气的需要金钱的合作者，来共同“制造”应景小说，以便多出书，快赚钱。他与巴尔扎克一拍即合，两人共同从事文学投机生意。他们合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名为《毕拉格的女继承人》，换来了八百法郎。这是巴尔扎克有生以来的第一笔收入，也是他的文字第一次印刷成书，然而，一直想出名的他却没有署上真实姓名，而是化名为“罗纳勋爵”。写流行小说决不是他初衷，而要在严肃的文学道路上走下去，就不得不在经济上独立。后来，巴尔扎克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艺术家并非象黎希留（1585—1642，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所说属于利禄之辈，他不象商人一样，满脑袋里贪得无厌的就是财富。如果他为金钱忙碌，那只为的是济一时之急。因为吝啬是天才的死敌。一个创造者的心灵需要的是慷慨相助，决不能让如此卑劣的感情从中占有地位。”正是为了“济一时之急”，他才不得不去为金钱忙碌的。
从1822年到1825年，巴尔扎克用化名写了十几部长篇小说。这类作品往往由书商们从赢利的角度来决定选题，迎合社会上一般读者消遣解闷、寻求刺激的心理。闭门造车，花不多的精力，赚不少的钱。巴尔扎克象开足了马力的机器，飞快运转，信笔写出什么《拾来的姑娘》、《犹太美男子》、《百岁老人》、《最后一位仙女》等一系列小说，还有《不受愚弄的秘诀》、《巴黎招牌趣味辞典》等“生活指南”式的杂著。与其说它们是艺术，不如说是商品。巴尔扎克明白这些东西除了能卖两个钱之外一钱不值，并为自己陷入这种生涯而惭愧。他给妹妹的信中说：“我希望靠这些小说发财致富，多么堕落！……为什么我没有一千五百万法郎的年金，使我能够体面的工作！可是，我总得独立起来，为此我只得用这种可憎的方法。”巴尔扎克称这些数量可观的粗制滥造品为“不折不扣的文学垃圾”，始终未署真实姓名，后来更是羞于提及，并且在《人间喜剧》的前言中郑重其事地否认那些作品是他的手笔。
然而，这种“可憎的方法”并未能使他致富和独立。假如说这段时期还有一丝收获了话，那就是锻炼了巴尔扎克的笔力，使他对文学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