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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巴尔扎克贵族色彩的政治倾向，还迎合了当时的社会风尚。法国大革命后，贵族阶级融合到资产阶级中去的现象与日俱增，资产阶级也乐于带有贵族称号，攀附名贵。巴尔扎克也不能脱俗，他在成名之后，象他父亲一样，也毫不犹豫地在姓氏前面加了一个贵族象征的姓氏“德”。此外，七月王朝时期，金融资产阶级独占统治地位，所有的中小资产阶级都被排斥在政权外。巴尔扎克之所加入正统派的保皇党，正是代表了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大资产阶级大权独揽极为不满，而且，巴尔扎克始终没有离开过中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与保皇党则貌合神离。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评价一个人，不是看他怎么说的，而是看他怎么做的。巴尔扎克尽管有着种种贵族化的政治观点和反对共和的言论，然而，没有什么比他留给人类的宝贵遗产《人间喜剧》更能阐释其政治立场的了。“阶级斗争”的观点也是巴尔扎克政治思想的重要部分。他接受过圣西门和傅利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指出：“生活可看成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一场持久的战斗”。面对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他断言：“革命尚未结束”，“从社会骚动情况来看，我预见将有风暴。”因为他深知这个道理：“生活悲惨的人达到一定数目，而富人屈指可数时，革命就不远了”。他的这部分思想也贯穿于 《人间喜剧》之中。“我在两种永恒真理的照耀之下写作，即宗教和君主制。当前发生的种种事故都在强调这二者的必要。凡是有良知的作家都应该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这两条道路上去。”这就是巴尔扎克的政治和宗教宣言。
巴尔扎克是天主教的热情鼓吹者，他在不止一部小说中描写过宗教“感化”人的力量。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革命性，到了他生活创作的年代已丧失殆尽，启蒙思想家预言的理想王国只不过是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这使得敏感而富于责任感的巴尔扎克等一群资产阶级有识之士茫然无适，苦闷异常。“随着王朝的丧失，我们丧失了荣誉感，随着宗教的丧失，我们丧失了基督教的道德观，随着我们政府无成效的尝试，我们丧失了爱国心”，巴尔扎克感到了绝望。虽然他承认：“我根本不是真正的教徒，我根本不相信罗马教会”，但他认为“基督教是一个对抗人的败坏倾向的完整体系”，“是一切社会里，把恶的数量减少，把善的数量增加的唯一手段”，“是稳定社会的最大因素”。巴尔扎克实在是个无神论者，他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宣扬宗教，是因为他看透宗教的实质：“它也许不是神的设施，而是人的需要”，当他看到人欲横流的社会的不可克服的弊病，且又找不出路时，他才乞灵于神祗。他曾塑造过一位杰出而高尚的无神论者的形象，题为 《无神论者作弥撒》。巴尔扎克也是如此，他在宗教的王国里，寻求的不是神，而是理想的人，是现实世界里找不到的英雄。
明确的人生观和浓烈的爱情观
巴尔扎克的成功，他对艺术的孜孜不倦地执着追求，那种九死不悔的精神，与他明确的人生哲学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巴尔扎克不是位才子型的人，他不具备那种出口成章、一泻千言的才气。在处女作失败后，人们更对他选择的职业不以为然，连他自己也有些犹豫。然而，可贵的是，他那健全的人生观如同前进途中的灯塔，把他的未来征程照亮了。“我必须脚踏实地、锱铢必较地去使人们相信我的才能，假如当真有才能这种东西的话。因此，我的生活，就是一场斗争。”巴尔扎克人生道路的选择并非空中建楼阁，而是在客观地审视自己以后，确立的通过努力能够达到的境地。我们知道，生命的最佳状态，不是正合适正相宜才是最好的，而是我们竭尽全力跳一下才够得着的状态。这是一个积极向上者的选择，尤其是年轻人所应有的选择。巴尔扎克为自己所规定的正是这一最佳高度。事实证明，巴尔扎克通过努力，显示出了自己的才能。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那么明确的人生意识，没有勤奋的搏斗，可能只有律师巴尔扎克，——可以肯定，那是个无声无息的小律师，历史的尘埃不知卷走了多少这样的人，今天谁还会提起他？正因为不安现状，不满足于“力所能及”，才有了著名作家巴尔扎克，才有了《人间喜剧》。从这个意义上说，巴尔扎克自己造就了自己的才能，自己选择了自己！
这难道不足以给每个年轻人以启示么？
确立了人生奋斗目标，巴尔扎克时时约束自己，告诫自己为此而不懈努力。巴尔扎克的天性实在不是一个严于自律的人，他从父亲那儿更多地继承了乐天安命、随心所欲的性格。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没有丝毫的松懈。因而他比一般的人以更大的毅力修正自己、制约自己来为理想而奋斗。他深有体会地说：“只有那些晓得控制他们的缺点，不让这些缺点控制自己的人才是强者。”为了达到他人生的理想境界，他常常告诫自己，生活就是战斗：“如果一个艺术家，不能象库尔土斯毅然决然地跳入深渊那样，象士兵扑向敌人的壕堑那样，毫不踌躇地投身于自己的工作中去，而且，一度到了这种喷火口里，他还不能象一个矿工那样，在行将崩溃的坑道中拚命工作，或者他只是一味地顾虑困难，而不是勇敢地去克服它，那么，他就是在坐视自己的才干而自杀。”要不惧怕苦难，不回避恶运：“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于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对于弱者是一个万丈深渊”，“恶运是最好的老师”，“当一个人尝尽了生活的苦头，懂得什么叫生活的时候，他的神经就坚强起来了。”他珍视时间：“除了聪明没有别的财产的人，时间是唯一的资本”，注重学习：“我认为人生最美好的主旨和人类生活最幸福的结果，无过于学习了”，“思维的运用，观念的探索，对科学宁静的沉思，给我们带来不可名状的愉快，其中的乐趣是无法描绘的。”巴尔扎克视文学创作为神圣的人生追求，从中得到极大的满足。
不可否认，巴尔扎克的人生观中始终包含着要当名人，要出人头地的“名利”思想。凭着自己的毅力与才干，挖掘出自身的所有能量，达到人生的顶峰，这种“名利”有何不好！“爱情是门艺术”，巴尔扎克深有体会地说。尽管他貌不惊人，——从留下的照片和塑像上看到，他具有又粗又壮，不修边幅的狮子般的体格与形状——而且几乎到去世，也没有还清债务，可谓终身被债主追逐。然而，他一生中却不乏忠诚的女性。除了不少是冲着他的名声而来外，对他一往情深者也大有人在。这与他深谙爱情的艺术以及对女性的崇拜与追求分不开的。
我们知道，从童年到青少年时期，巴尔扎克几乎在家庭和父母那儿得不到什么温情，母爱更是可望不可及的东西。在他成年尤其成名以后，对母爱的渴望使得他眷恋着几位比他年长的夫人们，在她们身上寻找精神的寄托。他深切体会到：“一个好女人给人以安慰时，里面总有细到之处，带着某种母性的东西，既富有远见，又十分周密。”他邂逅过一些逢场作戏的情场老手，比如一位出身名门望族的侯爵夫人，起初对巴尔扎克热诚相与，并一起动身去罗马，然而半途却不欢而散，使很投入的巴尔扎克深受刺激，后来在小说《朗瑞公爵夫人》中，对其逢场作戏、愚弄情人的花招予以了无情的鞭挞。但确实有几位忠诚的妇女，以无私的奉献精神给予作家以极大的帮助。例如维丝贡第伯爵夫人，1837年，巴尔扎克在她家躲债，不料债权人跟踪而至，要捉拿他入债务监狱，结果还是伯爵夫人拿出几千法郎，打发走了债权人。在《论艺术家》一文中，巴尔扎克写：“如果有值得世人感恩不尽的功绩，那就是某些女性为爱护这些光辉的天才——这些可以左右世界而自身不得温饱的盲者——所表现的至诚和忠心。”
柏尔尼夫人，这位比巴尔扎克母亲还大一岁的妇女，从1821年起，就成了了巴尔扎克的挚友与情人。那时，巴尔扎克还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艰难跋涉，前景渺茫。是她最早对巴尔扎克的文学天赋坚信不移，以知心朋友的身份给彷徨中的巴尔扎克以鼓励与鞭策。给破产的巴尔扎克第一个解囊相助的是她；给他提供大量的大革命时代历史素材的（柏尔尼夫人的母亲是路易十六王后的使女）是她；当巴尔扎克遇到各方面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