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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死亡又确实如同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没有人真能告诉我彼岸的消息。那些先我而去的亲友都像失信的人，他们饮过忘川之水后，或者都已经记不得我们这些被拉下的孩子，使得偶尔的托梦也变得那么难以置信。这个世界有无数种宗教教导我们怎样去认识死亡，如果没有一种给我承诺――我还有机会与我的亲友劫后重逢，那它即使许给我一切功名利禄，于我又有何用？
许多见过我外婆的人，偶尔见到我还会感叹――好人啊。可是好人却从无好命，这几乎已经是这个罪恶世界的潜规则。这些好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承担磨难的；他们像一粒糖抛进大海，永远无法改变那深重的苦涩，也许只有经过的鱼才会知道那一丝稀有的甜蜜。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亲情故事，每个墓碑下都埋葬着一部惨酷长篇。真正掘开之时，这些苍白的文字又何以能承载那无数的往事？如果没有在天之灵，你的写作不过是在给自己的心灵埋单――你在今世欠下的许多，都该在今世把它埋下而已。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改变这个世界什么？
组织后的命运
——大伯的革命与爱情
一
任何一种语言，大约总有一些词汇会让我们感到沉重。这是只能神通而难以言喻的某种感觉——这样一些语词仿佛与生俱来地具有特别的质量，一如陨石般破空砸下，让多数被击中的心灵感到一阵颤栗，甚而荡漾起如许莫名的痛楚。比如此际，当我拟出这样一个标题时，我忽然张口结舌手足无措——我在大伯已然成灰的18年之后，依旧如故地感到失语的疼痛，感到我被这样一些词语压迫得艰于呼吸，甚至流不出眼泪。
我似乎看见大伯躺在四块黑铁般的词语之间——一头是命运和革命这两个古典词汇，一头是组织和爱情这两个现代词汇，它们的冰冷凝重更加显出大伯蜷曲一生的微弱。我又恍惚回到二十几年前的冬夜，那是在珞珈山下武大的一个简陋平房中，大伯几乎百听不厌地再次在昏昏灯火下按响贝多芬的磁带。他指着咚咚咚冻轰鸣的四个音符对我说——你听，这就是命运之神在敲门。
那时年轻的我，还不谙命运的颜色，以为只要插紧锁钥就可以阻挡无常的脚步。以后在熟知大伯的往事之后，尤其在身经自己的坎壈之后，我方才明白，冥冥中似乎真有某个神秘的组织或者力量，在暗中编织着个体生命的运数。人在这样的社会中，如同等待植入软件的机器，终有一些莫测的编程员，在随心所欲地决定你的命途去向。你甚至会在一些失梦之夜，隐约听见那些黑暗中的狞笑。
二
我唤作大伯的这个人名叫张志超，实际是姑婆家的长子。姑婆是我外婆的干姐姐，她们情同手足，于是两家从民国至今，一直保持着珍贵的情义。大伯的祖父在上个世纪初，是湖北汉川县田二河镇著名的剪纸艺人。祖父带着儿子【大伯的父亲】在世纪初年，一路剪纸剪到了圣彼得堡。据说他们父子神奇的手艺，在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城乡，曾经赚到过许多金卢布。后来十月革命爆发，俄罗斯陷入战乱，父子避祸返国的途中，在乌苏里江翻船，行李和钱币皆付之东流，他们仅得生还。
大伯的父亲名曰张怀宽，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可谓最先沐浴过欧风俄雨的前卫青年。他在俄乡的漫游旅程中，竟然无师自通地瞟学了西医知识，回到田二河镇之后，开办了汉川县的第一个西医诊所。也许由于他曾躬逢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不免也怀抱着一些激进的社会理想，当董必武在湖北发展中共组织时，他成为了最早的一批党人。他一直以医生的身份从事着中共的地下情报、交通和武器医药供应工作，鄂省的黄麻苏区和洪湖苏区，乃至抗战时期的新四军，都曾经从他这儿得到过许多的帮助。最后终于因为叛徒出卖，他被民国政府定罪处决于1940年。湖北省人民政府于1951年颁发烈士证给予认定。
大伯出生于1919年9月。身为当时罕有的西医之家的长子，他自然从童年开始，就接受的是当年最新式的教育。几乎在中国乡村多还不知体育和西洋音乐的时候，他已经率先踢足球和学习小提琴了。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潜移默化地受着各种新思想的影响，还时常参与其父向“匪区”运送物质的冒险行动——虽然其父并未明告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大约是在1935年，16岁的大伯考进了湖北省立高中。头角峥嵘的他买舟东下，沿着汉水的古老航道，一袭青衫飘到了省城武昌——他那时似乎意识到自己的人生终于启航，甚至幻想着此后云帆直挂，横济海沧。然而那个年代的中国，民国政府还只是半壁苟安，东三省早已沦陷，军阀和赤潮仍旧割据和席卷着大地，而更大的灾难正即将到来。对于他这样一个先天中就蕴含着左翼血液的青年，则此后的命运也必将卷入这个灾难频仍的国运之中。只是他当时并未足够的认识到，自家两代人头颅相许的事业，最终竟成为他一生的玩笑。
三
从残留下来的旧照来看，大伯当时确实还算一个风流倜傥的新式青年。他不仅成绩优异，相貌清奇，还会钢琴提琴，甚至西洋绘画，传说还有一个不错的歌喉。这些特质使他很容易就在省高的同学中出类拔萃，很快就成为学生社团的领袖人物。
那时，大革命失败未久，在武汉曾经锋头很健的共产党惨遭蒋介石清洗，无数理想青年血沃中原。然而已经播下的星星火种，又很快在天赋激情的爱国学生之中暗自蔓延。1936年2月，地下党学长陈约珥、王曦和黄成美等人，邀约大伯等进步学生，秘密成立了一个读书会，开始在学生中传播共产主义。参加这个组织的学弟，还有后来成为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当时名曰赵承修】。今天的湖北省党史，确认这是大革命之后武汉的第一个党支部领导的秘密组织，史称“都府堤18号读书会”。
当年的这种读书会，不仅是在一起传阅****交流革命思想，他们还在假期被秘密分配到乡下去宣传鼓动；发动农民，启蒙新知，鼓吹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因而很快就被乡下的保甲组织揭发，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迅速抄查了这个窝点，并逮捕了所有骨干，大伯自然也身在其中。因为所有的人皆未承认共党背景，警局也没把这些动乱孩子视为真正的敌人，于是关押一月后，全部交保释放，而且都还保留了学籍【放在今天，这样的事简直可谓匪夷所思了】。
著名作家马识途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的主人公贺国威，真名叫做何功伟，是当时湖北省学生地下党的领袖。他在1936年6月领导成立了湖北省第一届秘密学联，大伯是省高的代表。学联以反对蒋桂战争为名，发动了全省各校的“反内战救国运动”，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罢课****游行，大伯是联络乡村师范的负责人。但运动很快被弹压，秘密学联也遭到破坏，何功伟潜逃上海。但是同年9月，李锐【50年代成为毛泽东秘书，80年代中组部部长，当时名曰李厚生】密加凡【50年恩施宣传部部长，80年代湖北省社科院院长】孙士祥【70年代一机部的领导】又组织了湖北省第二届秘密学联，任务是团结教育进步青年，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大伯作为省高的学生会主席，自然又躬逢其盛，成为其中的主力。
1936年底，这一伙狂飙青年又成立了左翼进步青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史称“民先”。他们坚持在国民党设置的学生集中军事训练营中，与右翼的复兴社蓝衣社做斗争。等到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正式爆发，“民先”解散，由中共正式领导成立了“青年救国团”，史称“青救”。大伯参与了湖北青救的组建工作，并担任武昌区团主委、宣传委员。这两个左翼社团，迄今仍被官方视为当时中共的重要外围组织。
1938年2月，大伯经学长陈约珥介绍，在许云家宣誓，正式成为中共党员。许云是何功伟的妻子，担任了监誓人【建国后她成为中国妇联的领导】。从此他作为魏泽同党小组的一员，开始了他的地下秘密工作，并在钱瑛大姐领导的中共长江局青年党员训练班学习。
按影视剧的老话说——19岁的大伯终于找到了组织。他内心充满激动，因为在那样一个大时代，多数如他一样的所谓有志青年，都怨恨政府独裁，哀叹民生多艰，渴望以天下为己任，企图凭借组织的力量来推翻专制，改造社会，挽救中国。恰好偏安在西北延安的中共，这时正好抛出了这样一副“团结抗战，爱国救亡”的猛药，顿时迎合了自命有责天下的众多男女青年的心灵。
他其实早就明白他的父亲也在从事着相同的事业。当他正式履新成为党员之后，他曾经回到故乡，满怀欣喜地向其父报告——他也是地下党了。五十年之后，他感慨地对我说——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父亲听罢不仅没有惊喜和鼓励，而是狠狠地将他臭骂一顿。其父对他吼道：这种砍脑袋的事儿，有我一个已经是没法，你还掺和进来找死啊。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之后，大伯沉痛地说——我现在才明白，父亲这样的指责，并非完全是出于父爱，他应该还有许多切肤之痛，他只是无法言说而已。
四
西安事变在今天看来，不仅是抗日的一个转折点，准确地说，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巨大转折——几乎从那一刻开始，就决定了中共此后的胜算。也是在那之后，所谓的国共合作在武汉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而当时影响最巨的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青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