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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作者真有所本，必定也是不实的传闻。查北京大学教员档案，在刘师培去世前一个多月，黄侃便已辞去北大的教职，转赴武昌任教去了。得到刘师死讯，黄侃先是以诗志哀，后又撰《先师刘君小祥奠文》，述及北京重逢以及别离的经过：我滞幽都，数得相见，敬佩之深，改从北面。夙好文字，经术诚疏，自值夫子，始辨津涂。肺疾缠绵，知君不永，欲慰无辞，心焉耿耿。我归武昌，未及辞别，曾不经时，遂成永诀。始闻凶信，以诗表哀，恩德莫称，临文徘徊。［7］“未及辞别”故“遂成永诀”的黄侃，不可能分身来京倾听刘师培的临终忏悔，这点毫无疑问。不过，只提供黄侃不在现场的证据，最多说明方著考证有误；我更想说的是，依刘师培的个性及一贯行事风格，很可能“有怨”，但“无悔”——尤其不会追悔其曾经积极“问政”。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处与坏处（2）
“论学而不问政”，既非刘师培本人所愿，甚至也不是其家族的传统。四代治经，不等于有意远离政治、拒绝仕宦，只是时运不济而已。才情横溢、心高气傲的刘师培，不会满足于皓首穷经，关于这点，读读《甲辰年自述诗》就能明白。“飞腾无术儒冠误，寂寞青溪处士家”；“一剑苍茫天外倚，风云壮志肯消磨”——既壮怀激烈，又利欲熏心，二者密不可分［8］。朱维铮先生说得没错，少年得志且欲望强烈的刘师培，绝缘于革命思潮，则必定结缘于清朝统治，而绝不会“远离政治”。因为，在中国的现实处境中，固守书斋，意味着远离功名利禄，老死南窗之下。而这绝非刘师培的志趣。另外，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能够敏感于时代潮流；“不仅趋时，而且超前”，提出种种即便时过境迁便烟消云散的激进主张，引起公众的注意，在思想史上留下痕迹，这也是一种获得成功的“诀窍”。如今，刘君留下一大堆五花八门变幻莫测的论学兼论政的文字；“或许他作为纯学者还达不到这样的成就”［9］。因此，对于蔡元培的惋惜，朱氏表示不以为然。
我想替蔡先生略作申辩。首先；“委身学术”，并不一定意味着“固守家法”或“远离政治”。清末民初几乎所有的大学者、大文人，都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蔡元培本人更是如此。其次，蔡先生所说的“外缘所扰”，大概不是指关注国家命运，而是汲汲于社会的承认——说白了，就是世人很难忘怀的“功名利禄”。再次，对于刘师培的惋惜，所有的友人及崇拜者，都是指向其“失节”，而不是其“问政”。古往今来，问政兼论学的文人学者很多，并非都像刘师培那样，落到被世人嘲骂的地步。
一句话，作为大学者，刘师培的陷落，并非因其“问政”的激情，而是因其介入社会的心态及手段。
二、“侦心探龙”的手段
30年代中，张继、汪东各自为《刘申叔先生遗书》作序，其时“筹安会六君子”恶名犹在，故二人均主要为刘君之依附袁世凯复辟帝制辩解。前者称“参政京师，卒为佞人牵引，其出处进退之间，颇遭讥议，要非其本怀，未足以为深病也”［10］，这还只是推卸责任；后者的辩解更有趣：夫袁氏盗国，与胡虏华夏，则有间矣。申叔明春秋夷夏之防，严建卫种族之辨，激扬士气，以文字为义师先声，其功实与章君胡汪相伯仲。［11］言下之意，刘君早年提倡“光复汉族”的大功，可以抵消其“复辟帝制”的小过。依汪君的意见，功过的大小，取决于涉及的物件：“种族革命”的重要性，远在“政体变更”之上。且不论种族、政体孰轻孰重，单是只讲刘君的“光汉”，而不提其沦为清廷密探，便知此乃出于友情的“曲为辩解”。
汪东出于好意，重提刘师培的反清活动。可实际效果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刘君一生失误多多，有牵涉安身立命的根基，也有只是具体认识的问题。比如，常为人诟骂的主编《国故》月刊以对抗新文化运动，便属于文化观念的差异。依附袁世凯，撰写《君政复古论》、《联邦驳议》等，性质自是严重多了，但仍有“政见不同”可做托词。唯独由反清义士一转而为清廷密探，单从思想文化立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只能归结于个人的心术与德操。在我看来，刘师培一生最大的失误，正是由一代大儒沦落为“侦心探龙”——如此恶谑的绰号，乃鲁迅1918年7月致钱玄同信中提出的［12］。钱、鲁二君，与刘师培的交谊深浅有别，但都推崇其为学而鄙薄其为人，尤其不能原谅其充当清廷密探这一下贱的举措。
事情的大概经过是这样的：1907年末，正热衷于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刘师培，突然随妻子何震回国，向两江总督端方献“弭乱十策”。次年2月，重返东京的刘氏夫妇，政治态度更趋激烈，力主“颠覆人治，实现共产”。这期间，因提议改组同盟会并谋夺领导权不成，渐有异志，再加上因事与章太炎、陶成章等大起冲突，于是“外恨党人，内惧艳妻，遂不得不铤而走险，始真为江督端方之侦探矣”。归国后的刘师培，邀功心切，听说被通缉的陶成章自南洋归来；“日与两江督标中军官米占元往各码头查探成章行踪”，久之不得，难以复命，又乘革命党人不备，参加其秘密集会，终于密告成功［13］。此事固然可鄙，但更令人寒心的是，其时刘君正满腔热情地宣传“最最新潮”的无政府主义！以前还以为是1908年10月因《衡报》被禁才“铤而走险”，故章太炎、蔡元培都尽力为其“一时糊涂”辩解；《与端方书》以及所附“弭乱十策”的披露，则表明刘君前一年归国时便已“打通关节”。
1934年11月2日的《大公报》上，刊发了洪业的《清末革命史料之新发现——刘师培与端方书》。这封据考写于1907年冬的输诚信，与1904年正月的劝降函（手稿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端方档”），形成绝妙的对照，让人感慨万端。“劝降”与“输诚”的对象，竟然都是满洲贵族中颇有改良思想的“端帅”！
自称“幼治《春秋》，即严夷夏之辨”的刘光汉，先论证一番“恢复神州之土”的必然性，而后“推心置腹”地奉劝端方：“故为尔辈计，莫若举西（两）湖之疆，归顺汉族。我汉族之民，亦可援明封火保赤之例，赦尔前愆，任职授官，封圻坐拥，岂不善哉？”［14］一介书生与封疆大吏，二者力量悬殊，决定了其“劝降”只是笑话一桩。
时过境迁，由“劝降”转为“输诚”，话可就不大好说了。端方大概忘了那封劝降信，刘师培则不能不先做自我检讨。照样强调自己的家学渊源，不过，这回的语气，由原先的“炫耀”，一改而为“忏悔”：束发授书，勉承先业，略窥治经家法，旁及训故典章之学。意欲董理故籍，疏通证明，以步戴、段、阮、王之后。适时值艰虞，革命之说，播于申江，揭民族主义为标，托言光复旧物。师培年未逾冠，不察其诬，窃以中外华夏之辨，默合于麟经。又嗜读明季佚史，以国朝入关之初，行军或流于惨酷，辄废书兴叹，私蓄排满之心。此虽由于《苏报》之激刺，然亦以家庭多难，泯其乐生之念，欲借此以祈遄死也。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处与坏处（3）
即便是检讨文章，刘师培也都写得章法分明，开篇即强调其初衷乃“哀民生之多艰”，并尽量将“政治立场”转化为“思想认识”。紧接着，笔锋一转，境界“豁然开朗”：东渡以后，察其隐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盖孙文本不学之徒，贪淫性成，不知道德为何物。为之徒者，咸希冀功成之后，可以骤跻贵显。下劣者则假革命之名，敛财以口。对于输诚者来说，单是骂骂“民族主义尤与公理相违”，显然还远远不够。于是，刘师培开始为如何巩固大清的江山社稷出谋划策。据说，最有效的补救之策有五：民事不可轻也；豪民不可纵也；外观不必饰也；农业不可忽也；浇德不可长也。可这些治国方略，纯属纸上谈兵，相信端方不会感兴趣。真正体现刘君“欲以弭乱为己任，稍为朝廷效力，兼以酬明公之恩”的志向的，还是下面这段悄悄话：若明公俯鉴其愚忱，乞暂将此次之报告秘密弗宣，并俾师培时往来东京、上海间，以徐行其志，则一二载之内，必可消弭革命之焰，以抒国家之虞。［15］如何保证“徐行其志”不是“缓兵之计”，有附录的“弭乱十策”为证。十策中，最关键、也最为切实可行的，一是让刘“暗为运动”，搞垮革命派诸报刊；一是卧底暗侦，如发现孙文、黄兴等“有潜入腹地事，即行报告”。后来事态的发展，与之大致吻合。
据标点并发表此信的洪业称，他见到的只是抄本，而非原件。因此件关系重大，希望“今尚有健在者，当能证其虚实也”［16］。时至今日，未见任何辨伪的文字，倒是弟子黄侃的题记，从另一角度确认了此信的存在。
黄侃《申叔师与端方书题记》，撰于洪业披露此文的第二年，公开发表则是六十年后（见《学术集林》卷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8月）。擅长考据的黄先生，不在辨伪方面大做文章，而只是在“解读方式”上下功夫，实在“不得要领”：
此书盖为脱身之计，兼遂绐资之谋。以迂暗之书生，值狡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