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噫，余为如来末法弟子，不能于三界中度众生离火宅，徒以区区雕虫见称于世，不亦悲乎！（《〈梅嚼吟〉自叙》）
此后，几乎每过一两年，寄禅就要专门作诗对自己的沉溺于歌吟表示忏悔。忏悔的原因，一是“我法看诗妄，能传不足荣”（《再成一首》）；“愿向空王乞真印，谁甘慧业作文人？”（《漫兴四首》）一是“文字情深道缘浅，多生结习恨仍存”（《述怀答友人》）；“道人学道讵贪名，诗草删除苦又生”（《戊申二月由四明还湘……》）。前者因佛子并不看重诗文，能“度尽法界众生，与真如法性同其不生不灭”最佳，次则“发明真理，建立休业”，实在不行，才“以高厚凄婉之情，为名山寿世之文”，但那已是第三种境界（参见太虚《中华佛教寄禅安和尚传》第六章）。出家人自然是成佛心切，至于诗名倒是可有可无。如果吟诗只是无助于成佛，两者尽可并行不悖；问题是寄禅认定“道缘浅”是因“文字情深”，这才对吟诗心怀恐惧。可作为嗜诗的僧人，寄禅又实在积习难改；“兴来说偈便成诗”（《遣兴》）。这一点常令他惴惴不安，而且越到晚年越是如此，为什么“渐愧高僧旧日称”？只因自知“文字障深禅定浅”（《衡山工诗未必非高僧 当年游侠人0李志远少尉写竹见贻……》）。1908年，寄禅作《秋夜书怀》，后半可谓悲痛之至：
悔因识字多生障，误堕狂禅最下乘。
心印光潜尘海暗，残宵掩泪续传灯。
只是即便如此，此老仍然吟诗不辍。不断忏悔“文字障”，可又不断执著于世谛文字，既然无法怀疑“忏悔”的“诗人”之真诚，那也只好归之于释氏所说的“因缘”了。
吟诗并非绝对有碍于学道，倘若只是“山居味禅寂，兴到偶吟诗”（《山居四首》），那无可非议。问题是寄禅并非“偶吟诗”的僧人，而是道道地地的“苦吟僧”。这一点寄禅并不忌讳，而且在诗中还屡有表白。“毕道苦吟成底事？十年博得鬓如丝”（《感怀二首》）；“须从捻断吟逾苦，一字吟成一泪痕”（《书怀，兼呈梁孝廉》）；“四山寒雪里，半世苦吟中”（《对雪书怀》）；“五字吟难稳，诗魂夜不安”（《送周卜芚茂才还长沙……》）。诸如此类自写苦吟的诗句在集子中还有好多；《〈诗集〉自述》也自称：“或一字未惬，如负重累，至忘寝食；有一诗至数年始成者。”“苦吟枯索”在俗人本无不可，世上倚马立就的“才子”毕竟不多；“推敲”乃千古诗人雅事。只是作为和尚，整日“苦吟枯索”，如何学道参禅？岂不本末倒置误了生死大事？难怪老友陈三立半真半假地讥笑其吟诗成痴成癖：“成佛生天，殆不免坐此为累，可笑人也。”（《〈白梅诗〉跋》）
以诗寄禅，以诗度世，这种冠冕堂皇的大话，寄禅不大好意思说。原因是他的“苦吟”，带有很大成分的“偿债”和“求名”的因素，而远不只是自娱或证道。“以诗会友”本是雅事，可弄到成了负担，整日为“欠债”、“还债”担忧，雅事可就成了俗事了。寄禅本就喜欢结交当世名人，1886年参加王辏г说热俗橹谋毯绾螅魇闪巳粘９危弧盎故敝啪尤灰渤闪艘饔降亩韵蟆！笆攴缭鲁率袢沼π氪蔚诔ァ保ā赌捍红沃唷罚弧爸幌右鼢尴粝舭祝晟形椿埂保ā洞卧铣暄鲜帧罚弧耙恍ο喾曜⒀眨晔辉埂保ā断慕Ｘ┕鄄煊诹昵巴鞴伺隆罚Ｈ绱怂道矗蜕惺翟诨畹貌磺崴桑垡的训茫闯ィ卫纯占判木常扛慰龀ナ私崛嗽低猓鹱铀挥τ械恼慷肥ば模庖坏阍谝靼酌肥斜硐值米钔怀觥＜撵园酌罚踔烈胖鲈布藕螅诶湎闼芪Щ分裁肥鳎ā独湎闼孕蛎罚？墒瞧洹氨彰哦雷杂矫坊ā保⒎峭耆鲇诓豢梢种沟氖椋谴斜热囊馕丁！霸泼欧讲酥邢桑偈缀烀泛Ｄ诖Ｎ依酌凡攀祝鼢谀矶喜怀善保ā对泼欧讲木洹罚：罄丛凇昂烀凡颊狈鱿椤ⅰ鞍酌泛蜕小奔撵猓殖隼锤觥奥堂饭印毕姆乙云吖乓徽录模挠邢Ｍ愣α⒅狻＜撵谑亲鳌洞鹣墓佣洹罚渲幸晃骸 �
红梅太艳绿梅娇，斗韵争妍寄兴遥。
《当年游侠人》 第一部分工诗未必非高僧（3）
应笑白梅甘冷淡，独吟微月向溪桥。
既然“甘冷淡”，为何不断攀比，耿耿于世俗名声？吟诗自吟诗，但求适性娱情，不管他人说三道四，这才能真正脱出尘俗。可惜寄禅做不到这一点，舍不得浮名虚利。尽管他也曾歌吟：“笑他名利场中客，为甚黄金不买闲”（《山居，和连笏峰孝廉韵》）；单凭他的热衷于比试诗作，人们也有权怀疑他并未摆脱名利之羁绊。
一开始或许真是一味嗜诗，并无其他杂念；可随着“诗名赢得满江湖”（《自题击钵苦吟图三首》），寄禅的吟风啸月不再是“无目的”“非功利”的了。“苦吟”与“赛诗”已不大可取，更何况后期越来越多的唱酬寄和之作。唱酬的对象，有的是志同道合的诗友，有的则纯是附庸风雅的达官贵人。“喜留禅客饭，懒问达官名”（《赠高葆吾》），这只是说说而已。翻翻其诗集，即使只看题目所列各式官阶，也可知其并非“懒问达官名”。此类唱酬诗，于诗于佛均无益，唯一的作用是获取诗名。对此，郑孝胥曾有一首赠诗说得颇为明白，其中前六句是：
头陀蓄髯有时名，交游一世多耆旧。
手持诗卷使我读，汲汲似欲传身后。
向谓我痴子更痴，痴而又贪佛所诟。
这首诗可谓击中要害：痴诗有碍学道，贪名更为佛所诟。寄禅实难辩解，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说说“嗟余学道老无成”之类的套话就敷衍过去了（《次韵答郑苏戡京卿七古二首》）。
三
“贪名”有碍于学道，却无妨甚至有助于寄禅成为“高僧”。是否“高僧”，并非纯粹由佛学界考核评定，这其间，达官贵人、诗人名士的推许与品评起了很大作用。以王辏г恕⒊氯⒃谖奶成系牡匚唬患哟敌辏荒咽辜撵煜拢欢造狻⒁姿扯Α⒎鱿槎荚右颍侄际羌撵嗄晔眩词拐缰腥硕云湟膊荒艿认惺又？梢哉饷此担撵诜鹧Ы绲纳肫涫捌涫训南院盏匚徊晃薰叵怠！ �
持律谨严或者学理精深，固然是有道高僧；即使道法不甚高深，可能于乱世中护法、弘法，不也是很可尊敬的高僧吗？前者重在佛理的领悟，后者重在社会活动能力，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宗教活动家”。“痴诗贪名”在前者是不允许的；在后者则无碍。倘无诗名，何以结交当世名流并达到保护佛教事业的目的？主持一方大寺乃至筹组中华佛教总会，都并非道法高深就够了。尤其是在这“刹土变迁，新陈交替，困苦颠连，万方一概”的“法难”之际（《致宝觉居士书》），要使“佛日重辉，法轮再转”，就必须与当道权势打交道，实在无法清高。空谈佛理不见得奏效，讲交情反而有点用处。寄禅晚年为护法南北奔波，靠的也是他的诗名以及历年唱酬奉赠结下的交情。“可怜慧命垂危急，一息能延赖长官”；“只恐空门无处着，白头和泪上官书”（《次秃禅者〈辞世偈〉韵，以纪一时法门之难》）。话说得很难听，可挺实在。处此危难之际，同时“白头和泪上官书”，别的高僧就不见得有寄禅本事大。这一点寄禅颇为自得。1906年，高旻寺月朗和尚与德恒和尚争座，请寄禅代为调停。寄禅除托扬州府知府及江都县知县“为高旻作大护法”外，还有本事“托现署藩司朱盐道转求周玉帅，为宝刹护法”，这可不是寻常僧人所能办到。难怪寄禅复月朗和尚信中颇有得意之色：
盖朱、陶二观察及朱大令，俱敬安故人。敬安平日以文字虚声，亦谬承当世士夫赏识，为法门请命，或不以丰干为饶舌也。
平日里吟诗担心堕入“文字障”，关键时刻才知吟诗也可能有助于“学佛”。当然，这么一来，学佛人当初的誓言“自说烟霞堪作侣，此身终不近王侯”（《赠郭意诚先生》），也就不好再提了。寄禅晚年多与达官贵人交往，甚至赠诗与书信中语气卑下，不乏阿谀之词，想来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据说叶德辉引吴次讽大汕和尚语赠之：“和尚应酬杂遝，何不出家”；寄禅笑颔之，不能答（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不能答”可能是自知理亏，也可能是别有深意，还是不要过分刨根问底好。
想当初寄禅出家不久，识字无多，登岳阳楼而得“洞庭波送一僧来”句，人谓有神助，其后遂立志学诗。四十年后，寄禅于多事之秋奔走护法，幸得有诗名相助，如此看来；“山僧好诗如好禅”也无可厚非。如果我们承认寄禅的“奔走护法”也算高僧的话，那么叶德辉的断语不妨改一下：“工诗未必非高僧”。只是工诗的高僧“忧诗复忧道”，其心理矛盾远比寻常佛子、诗人复杂，既不可盲目崇信，也没必要过分深责。
（所引诗文见《八指头陀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4月版）
1989年11月12日
（原刊《读书》1990年3期）
《当年游侠人》 第一部分轶事之外的辜鸿铭
——读《中国人的精神》有感
轶事之外的辜鸿铭 当年游侠人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没有轶事可供传诵，是一大遗憾。因为，几句隽语或一件雅事，其影响可能远远超过苦心经营的专门著述。反过来，轶事太多，同样也是一大遗憾。因为，大众乐于品味并传播轶事，无暇阅读著作，更不要说努力理解其精神。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