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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的《隋纪》、《唐纪》及其有关的撰述以编年体记载隋唐两代史事的，有司马光撰的《资治通鉴》。这部书本来仅称《通鉴》，后来宋神宗为之写序，改称《资治通鉴》，并且说：“贤于荀悦《汉纪》。”以资治为名，是因为可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的缘故。当时襄佐司马光撰修的为刘攽、刘恕和范祖禹。南北朝部分的主持者为刘恕，唐五代部分则为范祖禹所主持。其中《隋纪》8 卷，《唐纪》81 卷。隋文帝开皇九年（589）以前的几年，则见于《陈纪》之中。
《资治通鉴》网罗各方面有关的史料，剪裁考订，汇为一书，博大精深，历来都受治史论政者的推崇。可是其中名物训诂并非尽为世人所了解，因而多有为之撰注者，不过传世的仅胡三省一家。胡三省的注文当其最初撰述时，本是依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先例，别为《广注》单行。后经乱离，原稿散失，再次补撰，因以注文散入《资治通鉴》有关各条之下，就是现在所见的传本。《资治通鉴》既已弘博深邃，无所不包，注文也就随之作出相应的解释和说明，举凡天文、历法、礼乐、庶政皆都有所注释。胡三省尤精于地理，注文也以此见长。例如河西九曲的得失和唐与吐蕃的强弱很有关系，得胡三省的注解，其地所在就更为明了。河西九曲本为唐朝的疆土，由于金城公主的下嫁，吐藩才以金城公主汤沐邑的名义，取得其地。两《唐书·睿宗纪》皆失载此事，仅于《吐蕃传》略一涉及。两《唐书·吐蕃传》亦未指明九曲的所在。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时，陇右尽失，故也难说到九曲，仿佛已成化外。胡三省在这里特为注明：“九曲者，去积石军三百里，水甘草良，宜畜牧，盖即汉大小榆谷之地，吐蕃置洪济、大漠门等城以守之。”像这样的注释，散见于《资治通鉴》各纪文下，使读者能多所了解。司马光曾经自己说过：“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有了胡三省的注文，是应该好一点的。到了清代，更有专论胡三省注文的撰述，《清史稿·艺文志》就著录有陈景云《通鉴胡注举正》、钱大昕《通鉴胡注辨正》和赵绍祖《通鉴注商》三书。
司马光撰成《资治通鉴》，同时又撰《资治通鉴考异》和《资治通鉴目录》。《资治通鉴》撰修时，曾经搜罗当时的古今史籍，据说，除正史之外，杂史多至三百二十二种。各种史籍不尽相同，且有极为抵牾的。这些不同的记载当然不能并载于《资治通鉴》之中。《资治通鉴》所载的乃是经过司马光详细的考核，而著其所认为正确的结果。《资治通鉴考异》本是单行成书的，这种单行成书的版本今仍有传世。另一种则是附于《资治通鉴》相应的本文之下，这是胡三省所附入的。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中曾说过：“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这样和《资治通鉴》同书并行，对于阅读的人们是有很大的方便的。由于所考证的条目很多，在现在通行本《资治通鉴》中随处可见。如安禄山乱事初起时，唐玄宗听信监军边令诚的诬告，遂于潼关斩封常清和高仙芝，其时封常清曾有表文奉上，《明皇幸蜀记》、《安禄山事迹》和《旧唐书·封常清传》都不相同。司马光采用了《旧唐书》的说法，并说明其所采用的原由。其他条目大致都是这样。这是显示他的撰修史书认真的态度，也是对后学的示范。
《资治通鉴》为294 卷的大著，上起战国，下终五季，历时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欲求一目了然，却也并非易事。《资治通鉴目录》的撰述就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司马光在进书表中就曾说过：“略举事目，以备检阅。”《资治通鉴》是按年撰述的，目录当然也是按年撰述。这和《史记》、《汉书》的年表差相仿佛。胡三省在所撰《新注资治通鉴序》中说：“《目录》三十卷，年经国纬，不特使诸国事杂然并录者粲然有别而已。前代历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实著于《目录》上方，是可以凡书目录观邪？”可见和一般目录的作用不尽相同。后来到南宋时，吕祖谦别撰《大事记》，就以《史记》年表所书，编年系月以纪春秋以后事。这样的撰述和《资治通鉴目录》差相仿佛。《大事记》仅止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再未接续撰述下去。其实已有《资治通鉴目录》，《大事记》也就不必撰述下去。目录之中仅记大事，由目录以概括全文，也由目录可以了解重要事故，用以检阅《资治通鉴》，应该是很方便的。司马光有关的撰述，尚有《通鉴释例》，乃是撰述《资治通鉴》时，所定的凡例。此书未与《资治通鉴》同时进奉传世，南宋时始为世人所知。当时传世的尚有《通鉴释文》，分别为司马康和史照所撰，皆多乖剌处。胡三省因之别撰《资治通鉴释文辨误》指正两书的讹误。《释文辨误》援据精核，有助于阅读《资治通鉴》本书。
《资治通鉴》以编年叙事，一宗史事往往不是一年之中就能具见始末，而一年之中，可资记载的史事又不仅一宗，这样兼容并载，自不易得到头绪。袁枢所撰的《通鉴纪事本末》恰能解决这样的困难。这是分钞《资治通鉴》的原文，以事为类，各自另立标题，自成起讫。虽皆为《资治通鉴》原文，而去取剪裁，体例极为精审，在当时已为史家所称道，后来梁启超也是盛加赞赏，以为善钞书者亦可成书。其实只是钞撮之功，于隋庸史料并无所增益。《资治通鉴》所涉及的事物至为广泛，普遍钻研自是正理，专攻其中一端，也有其必要的意义。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如书名所示，就是专就地理而言的。其中首列《历代州域总叙》，隋州郡、唐十道、十五道、二十四都督、十节度、六都护、河北二十四郡都在论述之中，更特列《十道山川考》和《唐三州七关十一州考》，隋唐地理亦可据以粗得其轮廓。
范祖禹《唐鉴》则依《资治通鉴》所记载的重要史事再加以论断。范祖禹曾参预撰修《资治通鉴》，分掌唐史，因以其所得，撰成《唐鉴》。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每于得失兴亡重要关节处，以“臣光曰”开端发为议论。范祖禹的《唐鉴》也应是按照司马光的旧规，发抒其个人的政治见解。范祖禹在《唐鉴》的序文中说：“谨采唐得失之迹，善恶之效，上起高祖，下终昭宣，凡三百六篇，为十二卷，名曰《唐鉴》，唐之事虽不能遍举，而其大略可以睹矣。”据说范祖禹此书曾进呈宋仁宗，并为当时所重视，南宋理宗淳祐年间，张端义撰《贵耳集》，记高宗与讲官言：“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可见当时重视之一斑。
南宋时，朱熹撰《通鉴纲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此书，并说：“始，司马公《通鉴》有《目录举要》。其后，胡给事安国康侯又修为《举要补益》。朱晦翁因别为义例，表岁以首年，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分注以备言，自为之序，乾道壬辰也。大书者为纲，分注者为目，纲如经，目如传。”其实朱熹并未亲自撰述。《四库全书总目》就曾明白指出：“朱子因司马光《资治通鉴》以作《纲目》，惟凡例一卷出于手定，其纲皆门人依凡例而修。”就是这样一部书，经过康熙皇帝的批览，遂成为《御批通鉴纲目》。其实朱熹当时撰写这样的凡例，并着人编撰，也只是想使作资治的《通鉴》，更能发挥资治的作用，并不是对史事多所补益。这和范祖禹的《唐鉴》一样，虽然都受到一时重视，都难得说到在史料方面的价值。康熙皇帝的批览也当不是从其史料方面着眼。其时吴乘权撰《纲鉴易知录》，也许如其名称所示，只是便于初学，虽曾为人所习知，是说不上有什么学术的意义的。
《唐大诏令集》《唐大诏令集》，宋敏求撰。《宋史》有其传，附于其父宋绶传后。他曾参预撰修《新唐书》，并补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148 卷，是谙熟唐代史事的史家。《唐大诏令集》是搜集和编撰唐代帝王所颁的诏令而成的。宋敏求自序说：“厘十三类，总一百三十卷，录三卷。”《旧唐书》多采撷诏令，以入史文，但汇集到这样多的篇目，却是少有的成就。其中政事类共包括三十八项，自礼乐、刑法以至于讨伐、平乱，涉及到全国许多方面；蕃夷类也包括绥抚、盟文等十项，都关系到皇朝的大政，是唐代史事的重要部分。其余帝王、皇太子、诸王、公主、大臣等类，也都包括为数不同的项目，皆可以用之核证史文，不可或缺。
诏令既是当时皇朝颁布的正式文书，所涉及的人物、官制、地名以及相关的史事，不容出现任何的差错。一代史书其中的不少部分就是依据这些诏令撰修而成的，辗转采撷引用，就难免出现若干讹误。因而再以诏令核对史书，就可有所校正。这样的事例，以前也曾有人指出过，这里还可再列举一二。《唐大诏令集》的《蕃夷类》中收有《命薛讷等与九姓共伐默啜制》，这是玄宗开元四年（716）颁下的诏令，可是两《唐书·薛讷传》皆未道及。《旧唐书·玄宗纪》却说：“突厥可汗默啜为九姓拔曳固所杀。”《新唐书·玄宗纪》更说：“大武军子将郝灵俭杀突厥默啜。”皆不载此制诏，仿佛和薛讷无关。《唐大诏令集》的《政事类》中收有开元十三年（725）颁下的《改丹水为怀水敕》。丹水在泽州（治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