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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册)-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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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唐晏《渤海国志》,又著录黄维翰《渤海国志》。《渤海国志》论述唐代位于粟末水(今松花江)上的渤海国。这是对于唐代周边各国少见的论述。《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这两部撰述于《史部载记类》中。载记为记载非正统者事迹的史书,《晋书》记载刘元海、石勒事,即称为“载记”。渤海国不能与前赵、后赵相等,如何也入于“载记类”中?《新唐书·艺文志》以张建章《渤海国记》著录于《地理类》中,《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自应遵从旧规,不宜自标新奇。
  记述唐代掌故轶事的小说首先应提到的是王定保《唐摭言》。《崇文总目》以下各家目录皆著录于“小说类”中。记唐朝进士应举登科杂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其书共分六十三门,然今本实为一百五门。岂晁公武所见本与今本不同,其间曾有所颠倒?唐代重科举,科目相当繁多,有明经、俊士、明法、进士等五十八科。而进士最为当世所重视。由《唐摭言》所记载的掌故、轶事,足以看到一代的风气。书中虽多载掌故、轶事,亦可以补《新唐书·选举志》的不足。唐初,贡士由吏部策试,主其事者为考功员外郎。其后改归礼部。这是选举制度的一大转折。《选举志》记其间经过,仅说:“开元二十四年,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此始。”这样简单的言辞,不足以见其间的过程,《唐摭言》的《进士归礼部》篇,记载相当详赡,有助于了解。《选举志》还提到曲江会和题名席,而未稍作说明。《唐摭言》的《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也都作了详赡的记载。
  其次是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王仁裕曾历事前蜀、后唐以迄后汉诸朝,两《五代史》皆有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是书,并说:“蜀亡,仁裕至镐京,采摭民言,得开元天宝遗事一百五十九条。”其中多记宫中琐闻杂事,兼及宫内外习尚。间有与史实不合处。民间传言间有讹误,也是难于尽免的。
  其时南唐尉迟偓撰有《中朝故事》,见于《郡斋读书志》著录,记唐懿、昭、哀三朝故事。尉迟偓仕于南唐,南唐李氏自谓承唐统绪,故称长安为中朝。书中所记诸事间与史事违异,未尽翔实。《四库全书总目》说:“其时去唐未远,故家文献所记,亦往往足征。如崔彦昭、王凝相仇一事,司马光虽摘其以彦昭代凝领盐铁之误,而其事则全取之,与正史分别参观,去讹存是,亦未尝不足以参证也。”所说诚是。
  南唐刘崇远亦撰有《金华子》。《郡斋读书志》说:“金华子,崇远自号也,录唐大中后事一本,题曰《刘氏杂编》。”晁公武并以刘崇远为唐人。刘崇远诚生于唐末,然仕于南唐,不应复以唐人相称。《四库全书总目》说:“核其所记,皆唐末朝野之故事,与晁氏所云录唐大中后事者相合。”并说:“(其中)不免传闻异词,然要其大致,可信者多,与《大唐传载》诸书摭拾委巷之谈者,相去国悬绝矣。”这样的评论,也颇公允。今本由《永乐大典》辑出,题《金华子杂编》。
  当时曾仕于荆南高氏的孙光宪,亦撰有《北梦琐言》。《崇文总目》及《郡斋读书志》并加著录。《郡斋读书志》还说:“记唐至五代及十国杂事”。孙光宪曾劝高继冲以三州地归宋,为宋朝所重。《宋史》有传。所记相当广泛,于皇室、宰辅、酷吏、藩镇、科举、门阀、文士、僧道皆有涉及。《四库全书总目》虽讥其“记载颇猥杂,叙次亦颇冗沓”,然亦不能不认为“遗文琐语,往往可资考证”。
  入宋以后,犹有相似的撰述,钱易的《南部新书》即其中的一种。钱易之父俶为吴越王,《宋史》有传。钱易撰述丰富,《传》中备载《南部新书》及其他撰述。《郡斋读书志》著录是书,仅说是记唐故事,《直斋书录解题》也说是所记多唐遗事。《四库全书总目》谓其“多录逸闻琐语,而朝章国典,因革损益,亦杂载其中。故虽小说家言,而不似他书之侈谈迂怪,于考证尚属有裨。”
  北宋后期,王谠复撰《唐语林》。《郡斋读书志》著录是书,并说:“未详撰人,效《世说》体,分门记唐世事,新增《嗜好》等十七门,余仍旧云。”《直斋书录解题》则指出为王谠所撰。谠为徽宗时人,已在北宋后期。《四库全书总目》颇称道此书,谓“虽仿《世说》,而所记典章故实,嘉言懿行,多与正史相发明,视刘义庆专尚清谈者不同。且所采诸书,存者亦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没”。
  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撰集的《太平广记》为当时的古今小说集大成之作。主其事者为李昉、扈蒙等十余人。书成于太平兴国年间,故以《太平广记》为名。撰集此书时,于野史、传记、故事、小说皆广为搜罗,据近人统计,所引书共四百七十五种。全书按题材分为九十二大类,又分一百五十余细目。篇幅虽然浩瀚,却也易于翻检。所采用各书,由汉代以迄宋初,唐人所撰,为数殊为不少。陈鸿祖《东城老父传》、陈鸿《长恨传》皆在其中。唐人撰述诸书多有亡佚,幸赖此巨著得以流传。
  《唐会要》唐代史籍有一种新的体例,称为会要。会要是记载一代典章制度、文物、故实的史籍,分门别类,易于翻检,也记载周边各族和国家。会要的撰述,始于苏冕。《旧唐书·儒学·苏弁传》后附有传称“冕缵国朝攻事,撰《会要》四十卷,行于时”。《新唐书·宣宗纪》:“大中七年,崔铉进《续会要》四十卷,修撰官杨绍复、崔瑑、薛逢、郑言等,赐物有差。”《艺文志·类书类》亦著录苏冕《会要》和《续会要》。《续会要》修撰官除杨绍复、崔瑑诸人外,还有裴德融、周肤敏、薛廷望、于珪、于球等。可是《唐会要》却说:“杭州刺史苏弁撰《会要》四十卷。弁与兄冕缵国朝故事为是书。弁先聚书至二万卷,皆手自刊正。今言苏氏书,次于集贤、芸阁焉。”①然《旧唐书·苏弁传》只说其聚书事,而以撰《会要》为其兄苏冕事,与《唐会要》所说不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苏冕叙高祖至德宗九朝沿革损益之制。大中七年诏崔铉等撰次德宗以来事,至宣宗大中七年,以续冕书。“晁公武也没有道及苏弁,则苏冕撰书事应是确实的。
  ① 《唐会要》卷三六《修撰》。
  今传世的《唐会要》为宋王溥所撰。王溥,《宋史》有传。《传》称:“溥好学,手不释卷,尝集苏冕《会要》及崔铉《续会要》,补其阙漏,为百卷,曰《唐会要》。”《郡斋读书志》叙述苏冕和崔铉撰《会要》和《续会要》后,接着也说:“溥又采宣宗以后事,共成百卷,建隆二年奏御,文简事备。”今苏冕和崔铉的撰述久已佚失。王溥书中曾频道及苏冕《会要》,或称“苏氏曰”,或称“苏氏议曰”,则王溥就不仅是续撰,应该是对苏氏的原著有相当多的改动处,甚至是另行撰述的。
  《唐会要》的分目,相当繁多,据统计,竟多至五百一十有四,对于唐代沿革损益之事的记载是相当详赡的。撰会要可能和修史不尽相同,一代有关的诏诰奏议以及私家著述,修史之时虽可全文征引,究竟还有一定的体例,不免有删削的地方,甚至文句也或有所改动。王溥所撰书却多事征引,全文录载。好在每事各成一条,也不至于显得过分繁琐。
  王溥所撰书分目既多,所涉及的方面也就相当普遍,街巷琐事也在记载之列。玄宗开元年间,颁下敕令:“(京洛两都)城内不得穿掘为窑,烧造砖瓦,其有公私修造,不得于街巷穿坑取土。”文宗太和年间,长安左右巡使奏请:“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并请“如非三绝者,请勒坊内开门,向街开门,悉令闭塞。”①唐时兵备,马匹为主要设施之一,因而对于马匹十分重视,各监牧的马匹都须加盖印章。规定:“凡马驹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监名依左右厢印印尾侧。”②这样琐碎的事务皆见于记载,可知其包罗的宏富和详备。
  《通典》的续编和《通志》、《文献通考》《会要》与《通典》不同,《新唐书·艺文志》并著录于《类书类》中,可见其中有相近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皆以之著录于《典故类》中,虽有改易,两书仍在同一类中。《通典》也有续撰的。《直斋书录解题》就著录有宋白《续通典》,并说:“起唐圣德初,迄周显德末。王钦若言杜佑《通典》上下数千载,为二百卷,而其中四十卷为开元礼。今之所载二百余年,亦如前书卷数,时论非其重复。”宋白所续书,早已失传,今有辑本,尚可见其一斑。
  清代乾隆年间,撰《皇朝通典》时,也曾撰《续通典》。亦如宋白之例,由唐肃宗圣德元年续起,迄于明崇祯末年。其书于唐代后期诸事,率皆缀辑旧史记载,鲜有增益,仅略备一格而已。
  南宋时,郑樵始撰《通志》,《宋史·艺文志》著录于《别史类》。郑樵,《宋史》有传。《通志》200 卷,其中《帝纪》、《皇后列传》、《年谱》、《列传》,共149 卷,居全书四分之三,以之著录于《别史类》中,自是十分恰当。这些纪传大抵是删录前代史书旧文,仅稍有移掇,别无新意,故不为史家所重视。其余49 卷为二十略。《通志》和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并称《三通》。《通典》和《文献通考》皆无纪传。《通志》能与《通典》、《文献通考》并称《三通》,主要还是在这二十略。
  二十略为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① 《唐会要》卷八六《街巷》。
  ② 《唐会要》卷七二《诸监马印》。
  职官、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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