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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达对于唐代中外文化关系,西南少数民族、文学艺术、文献典籍以及敦煌文书等方面都有研究,其研究成果大致汇编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①。在这本学术论文集里,除了少部分论著是关于佛教石刻及目录学的以外,大部分是有关唐史的,既有论述唐朝与西域地区的交通及文化关系的文章,提出了新颖的见解;也有研究当时西南少数民族历史的文章,提出了很少为人注意的南诏史上与民族、文化及史料有关的一些问题;还有关于唐代胡乐、佛曲和俗讲、变文等方面的文章,则属于开创性研究。集子里的文章,内容翔实,资料丰富,独具创见,至今仍对学术界有很大影响。
向达对唐代文献的整理研究也有很大贡献。《记现存的几个古本》②一文,对各种版本的流传演变作了系统〉目际停 8 玫乩 谜獠抗偶 醋鲇泄匮芯刻峁┝艘谰荨!堵 樾Wⅰ肥窃诙阅馅 纷髁艘幌盗醒芯恐 笳 矶 傻*③,除对唐人樊绰记述当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南诏历史的《蛮书》本文作了精密的校勘注释外,还附录了有关南诏的其他文献资料,制成有关南诏的大事年表和三幅地图,成为今天研究南诏史以至云南古代史地必备的参考书。
金毓黻著有《中国史学史》一书④,其中有关唐代史学的专章论述,以及另外发表的关于唐朝修史制度和刘知幾《史通》的专篇论文①,都是研究唐代史学的重要成果。而他在古代东北史地和唐朝东北少数民族及所建地方政权③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
④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①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79 年版。
② 向达:《记现存的几个古本》,载《文物》1962 年第1 期。③ 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 年版。
④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 年版。
① 金毓黻:《唐宋时代设馆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第3 卷第8 期1942 年;《论之渊源及其流别》,《制言半月刊》1939 年第54 期。*的研究上,更负盛名。
渤海国是唐至五代时期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有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但因史料贫乏,难以展开研究。民国建立以后,在东北地区发现和发掘出一批渤海国的遗物和遗址,给了解渤海国的历史提供了新的珍贵资料,也使沉寂千年之久的渤海国史研究活跃起来。在中外学者取得廓清渤海国史迷雾的探索性成果时,金毓黻推出了后来居上的重大成果——《渤海国志长编》②。“金毓黻的《渤海国志长编》出版,对于渤海国族的研究,可说已登峰造极,所引我国书籍八十六种,朝鲜书十三种,日本书三十九种,确是一部伟著,只是体例上考证上还不免有可议之处,而史料的搜辑上还不免有疏漏的地方”③。此后,金毓黻对渤海国史的研究仍在继续,并结合新出资料作进一步探讨,学术价值显著提高,为研究唐代民族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前代史学遗产的基础上,将隋唐史作为整个封建社会的一个时期,对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全面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包括隋唐史在内的古代史发展规律及重大问题作了系统的叙述①。今天看来,尽管其中有个别问题的论述还欠妥当,但对问题的分析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
至于那些正确的论断,则对此后深入研究隋唐历史问题有着积极影响。
贺昌群的隋唐史研究,早年主要集中在文化史和中外关系史上,发表论著十余篇。后来转向包括隋唐二代在内的封建社会前期土地制度史的研究,有专著两种。②他认为从汉武帝到唐玄宗的九百年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如一条红线贯穿着,是公田制即封建国有土地制占主导地位,均田、屯田、占田、名田、限田等田制、田令的规定,都建筑在这个基础上。这个时期的兵制、赋税也和封建国有土地制有着密切关系。因而上层建筑——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等,无论直接间接也都脱离不了国有土地制这个支配力量的影响。这段时期各朝代的历史发展虽有差异,但封建国有土地形式一直延续到安史之乱。两税法的施行逐渐改变或缩小了它的形态。均田制、府兵制、租庸调,都不是唐朝才开始建立起来的,而是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隋的一个长时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而三者的形成都以生产关系上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为其枢纽。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土地所有制作理论分析和综合研究,突破了以往诠释史料式的研究方法,深化了对隋唐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
②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辽海丛书》本,1931 年。
③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下编,《沿革地理的研究与成绩》,胜利出版公司1947 年版。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最早撰写于1940 年,并在延安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几次修订,出版了修订本的第3 版。隋唐部分在修订本第三编第一、二册,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上册最早撰成于1941 年,在重庆出版;下册完成于1948 年,第二年在香港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几次修订,出版了修订本的新版。隋唐部分在新版上册,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② 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 年版。
汪海П仙邮滤逄剖返难芯浚嘤薪ㄊ鳎锻艉'隋唐史论稿》就是他有关隋唐史的文稿和札记的结集。其中的《唐代实际耕地面积》一文,征引大量的文献资料,推定唐玄宗天宝时期全国的实际耕地面积,大约在八百万顷至八百五十万顷之间①。这一说法比较接近历史实际,已被史学界所采用。他的另一研究成果是《唐太宗与贞观之治》,把唐太宗这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放在隋末唐初社会的大背景下全面系统地评述,并根据时事形势论述了贞观之治的由来②。史论结合得很好,对唐初政治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唐长孺对唐史研究的贡献,以军事制度研究成就最为突出。《新唐书·兵志》记载:“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彍骑,彍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其议论条理不清,史实也不相符。事实上,彍骑在唐朝兵制演变中并不占重要地位,方镇的士兵来源于“健儿长住边军”。唐长孺解决了这个长期不清楚的问题③。他认为《新唐书·兵志》的“记载并不全部正确,也多缺略”,于是按照《新唐书·兵志》的顺序而援引其原文,一是找出兵志的史料来源,勘对其间的差异;二是根据原始的资料,纠正兵志的错误。如《新唐书·兵志》记:武德“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废十二军,改骠骑曰统军,车骑曰别将,居岁余,十二军复。”他在《唐书兵志笺证》中先笺出《唐会要》的《京城诸军》条:武德“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废,八年五月,以突厥为患,复置十二军”,及《通典》的《将军总叙》条:武德“五年省。七年,以突厥寇掠,复置十二军。”然后指出《通典》的“纪年与《兵志》,《会要》不合”。再引用《资治通鉴》武德六年二月所记“废参旗等十二军”,武德八年四月所记“复置十二军”,同时考辨说:“四月甲子朔,无辛亥。五月甲午朔,辛亥则十八日也。《通鉴》辛亥上脱五月二字,与《会要》纪年相同。”则《通典》所记“七年”是错误的。又考证说:“五年正当刘黑闼起事,山东大扰,至六年正月始平,安得谓天下已定。”由此可知《通典》所记“五年”也是错误的①。全书既笺注兵志的史源,也辨证史料的错误,还补其疏略,从而以资料丰富,考订翔实,成为阅读《新唐书·兵志》和研究唐朝军事制度必备的学术参考书。此外,《山居存稿》汇集了多篇他有关隋唐史研究的精心之作②。
王仲荦的《隋唐五代史》,分上下两册,共百万余字,洋洋大观,以朴实流畅的笔调,对隋唐五代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作了全面的阐述。资料丰富,论据翔实。又因晚出,可以尽量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新出史料。所以,这部专著既代表着个人对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最高成就,也充分反映了国内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书中有许多好的见解,如认为均田和府兵两种制度未在南方出现,只能在北方形成,因它们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而是由于十六国之后,鲜卑族人进入中原地区,将其原有的村社残余带到北方,出现了份地制度,又从份地制度上产生了府兵制度。这对隋唐均田制、府兵制的研究极有学术参考价值。这部专著在写作上还有一显著特点,就是以注文的形式征引丰富的资料,作为叙事的依据,而且引录敦① 汪■:《汪■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② 汪海В骸短铺谟胝旯壑巍罚笫党霭嫔1981 年版。
③ 唐长孺:《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季刊),第9 卷第1 期,1948 年。① 唐长孺:《唐书兵志笺证》,科学出版社1957 年版。
② 唐长孺:《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 年版。
煌、吐鲁番文书资料特别多,有不少注文与正文的篇幅几乎相当,如第三章第二节《租庸调制的破坏与两税法的实施》的注文,引用的材料就多达一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