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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尚书省总绾全国政务，省内各设六部，各有专责。部的名称前后不尽相同，唐时始确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样的制度一直为后来各皇朝所沿用，直到近代，部数才不断增多起来。推本溯源，固可以追踪于《周礼》六官。但即令当时已有这样的制度，后来却未延续推行，直到隋唐才又重新提起。其实所谓《周官》六官之说，不过是隋时创立新制的借口，不一定就是渊源的所自。虽不一定就是承前，但确是启后，对后来还是有影响的。和六部的道理相仿佛的还应数到科举。隋初废除南北朝以来九品中正取士的旧制，改为科举。唐代踵行新制，益加周密。其中由进士科取得的人才，率能获升高位，主持皇朝大计。后来各代皆遵循这样的制度，科目名称虽不免有所改变，总的体制却是一脉相承，未离旧轨。直至清代末年，兴办学校，才行停止。
就是赋税制度也相仿佛。唐初定制，以租庸调法作为赋税制度，征取民间财物，用这样的收入，推行政治和豢养兵士。租庸调法是以人丁为本，户籍不整，田亩卖易，遂使租庸调法难以继续运用。中叶以后，改行两税法，分夏秋两季征收。此法施行后，为后世所遵用，直至明代另创一条鞭法，始告一段落。当然还有其他的典章制度，也起到相似的作用。这样一些典章制度的创立和推行，不能说和当时国力强盛没有关系，法制紊乱和不行，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就难以避免了。
唐代的盛世到了开元、天宝年间遇到了转折点。盛极而衰，这在以前的皇朝都曾经有过类似的遭遇。当然其间的因素和过程也还不尽相同。就唐代来说，安史之乱的前后迥然而异。安史之乱虽告平定，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内而藩镇跋扈，外而强邻侵略，再加上朝臣朋党，将帅离心，几乎成了遍地荆棘，步履维艰。从安史之乱开始，就是皇帝也难于安居，玄宗和僖宗先后避难到过成都，代宗避难到过陕州，德宗避难到过梁州，狼狈匆促，仿佛不可终日。当然还不免发生过农民起义。黄巢虽然没有取代了唐帝，李家皇朝的日月也是屈指可数了。唐代的倾覆也和以前所有的皇朝一样，是难于避免的规律，却自有其前因后果，不能一概而论。
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唐代由强盛转向衰弱的标志，因此，一般历史家往往把安史之乱作为唐朝前、后期的分期线。主张唐史三段论的学者，也并没有改变安史之乱的这样的历史地位。
就在唐走向衰弱过程中，也促使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这是说，全国经济重心是在黄河流域的下游，这时南移到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这对唐朝的盛衰有很大的影响，对以后的历史演变影响更为巨大，不能漠然视之。这种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远在唐代以前就不断在发展之中，安史之乱时黄河中下游所受的摧残，至为惨酷，促成人口的大量南迁，其后藩镇割据，征发无厌，竟使中原经济难于稍有恢复，更说不上重心所在如旧复原。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的经济本来远不能和黄河流域中下游相比较，由于在不断发展中，相差已非过多，安史乱时，人口突然增多，发展就更显得迅速，因而就凌驾于黄河中下游之上了。对于当时皇朝的影响，最为显著的就是漕粮的供给。隋唐皆都于长安，长安位于关中平原，虽以富庶见称，但皇朝所需的粮食，还是须由关东漕运而来。运输漕粮的地方，隋及唐代前期就没有指望过江淮之间及其以南的地方。安史之乱中原遭到破坏，乱后也无从恢复，皇朝所需的漕粮就不能不仰给于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再廓而大之，就是东南八道。这是说，由江淮之间一直伸到南岭的北麓了。由东南八道运输漕粮达到长安，主要依靠一条汴河，唐代后期，皇朝为了和跋扈藩镇争夺汴河的控制权，曾经费了偌大的心力。
自从经济重心南移之后，皇朝所致力的是如何解决都城所在的粮食问题，不能足食，就难以足兵。在那个时期，要想足兵，还须豢养马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军队的装备问题，有兵源而无马匹，也是无济于事的。隋及唐代前期，养马是一项要政。陇右道就是最为适合的养马地区。唐代前期兵力所向无敌，就是不仅有兵源，还有最好的马匹。安史乱时，吐蕃乘机东侵，夺去了陇右道，这不仅使长安受到威胁，养马之地也随着完全失去。皇朝自己没有兵力，就不能不受地方势力的摆布了。
应该说，经济重心的南移，还不仅是漕粮运输的问题，经济是基础，是能够影响上层建筑的。因而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特别是文化方面更为明显。随着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经济的发达，文化也就随着昌盛，这在唐代后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这种趋势不仅限于唐代，唐代以后一直没有改变，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隋唐时期的这些历史特点，都应在本卷的论述之列，这些都是重大的历史问题。我们虽缺欠雄健的史笔，但也要尽其所能地向这个方向努力。
乙编综述第一章年代与历法第一节历史年代公元581 年，总揽北周军政大权的杨坚迫使周静帝宇文阐（即宇文衍）
让位，建立隋朝，年号开皇。开皇九年（589），隋灭陈，结束了西晋灭亡以来二百七十余年的分裂局面。
武德元年（618）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杀。五月，李渊在长安逼隋代王杨侑退位，自己做了皇帝，改国号称唐，年号武德。天祐元年（904），朱全忠迫使唐昭宗迁都洛阳，不久，朱全忠杀昭宗，另立昭宗子李祚（即李柷）为帝，是为哀帝。开平元年（907），朱全忠废哀帝，自立为帝，另建梁朝，遂开始了五代的历史。
隋自公元581 年建立，到618 年灭亡，历时凡三十七年。唐自公元618年取代隋朝，到907 年灭亡，历时凡二百八十九年。
第二节历法隋唐两代制定的历法很多，隋有《开皇历》、《皇极历》，唐有《戊寅历》、《麟德历》、《光宅历》、《景龙历》、《大衍历》、《至德历》、《五纪历》、《正元历》、《观象历》等。其中以《皇极历》、《戊寅历》、《麟德历》、《大衍历》的科学价值较高，也有较大的影响。
皇极历《皇极历》为隋刘焯所制定。刘焯，信都（今河北冀县）人，他聪明好学，是个博学之士，当时有人认为他是“数百年已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①。他写《历书》10 卷，所制定的《皇极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刘焯的创见很多，例如，他算出的岁差数值最精确。什么是岁差数值？按照天体运行的规律，地球绕太阳一周是一年。但准确地说，这一个冬至点到下一个冬至点的位置是有变化的，冬至点在黄道（从地球上看太阳一年在天空移动一圈，实际上地球绕太阳一圈，人们看到的太阳移动路线就叫黄道）上大约每年西移50。2 秒，就71 年8 个月差一度。这种冬至点在黄道上的移动距离就是岁差数值。
晋代以前，我国天文学家还不知道有岁差存在。晋成帝（325—342 在位）时，虞喜第一次提出，50 年冬至点西移一度。南北朝时，祖冲之首先在历法中考虑到岁差，但他认为45 年11 个月岁差一度。到了隋代，刘焯在历法中使用75 年差一度的岁差数值。这与准确的岁差数值已经非常接近。当时，西方还是沿用100 年差一度的数值，可见刘焯的《皇极历》是先进的。
刘焯的另一贡献，是在《皇极历》中采用了定朔的方法。
定朔是针对平朔而言。月亮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形的，当月亮运行到近地点时速度最快，到远地点时速度最慢。由于运行的速度有变化，由这一个朔日到下一个朔日也不是固定的。有时长达29 天19 小时多，有时则仅有29 天6 小时多，其平均长度为29 天12 小时44 分03 秒。根据这个平均数来决定朔日即为平朔。当然，古代并没有把数字推算得如此准确。
朔日这一天的特点，是月球和太阳的黄经相等，也就是日、月几乎是同时出没。用平朔法决定朔日和这种实际情况不完全一致。于是，南朝刘宋时何承天撰《元嘉历》就主张用定朔法决定朔日，也就是把日、月黄经相等时，即日、月同时出没这一天定为朔日。但由于定朔法可能导致四个大月相连和三个小月相连的情况，遂遭人反对而未实行。
刘焯继承了何承天、祖冲之等人的先进思想，制定《皇极历》时采用了定朔法，考虑了祖冲之的岁差法。同时，还创用一种内插法，也就是计算定朔的校正数的方法。
刘焯的各种成就，使《皇极历》的科学程度大有提高，虽因太史令张胄玄的反对而未被采用，但其科学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戊寅历① 《隋书》卷七五《刘焯传》。
《戊寅历》为道士傅仁均所制定。傅仁均，滑州白马（今河南滑县）人。因他“善历算、推步之术”①，武德初年由太史令庾俭、太史丞傅奕推荐，被高祖召令改修旧历。他向高祖上疏，指出旧历的缺点很多。例如，日蚀或在月末或在月初，不在朔日；月蚀或在望日前或在望日后，不在望日。还有月末月亮在东，朔日月亮在西。这都是采用平朔法制历的结果。为改正这些缺点，他用定朔法制定《戊寅历》。他的历书，虽然遭到中书令封德彝、吏部郎中祖孝孙、太史丞王孝通等人的反对，但他据理力争，最后公布实行。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由朝廷颁布的采用定朔法的历法。采用定朔法，虽然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太阳、月亮、地球之间的关系，但由于连续出现大月或小月的问题没有解决，贞观十九年（645），还连续出现四个大月。于是，平朔法又取代了定朔法。到麟德二年（665），高宗又颁行了《麟德历》。
麟德历《麟德历》为李淳风所制定。李淳风，岐州雍（今陕西凤翔）人，他“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