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里的墙壁，几乎没有一块是空着的，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北京消息”、“最新动态”之类大字报和传单。当然，也贴着北京红卫兵对这里的愤怒的斥责：“磨牙站”、“骗子站”、“长舌洞”……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王洪文和一位姓王的“永忠队”队员来到那里，为的是向市委接待站告施惠珍的状，告工作队的状。
“王秀珍！”与王洪文同去的姓王的队员，大声地朝一位三十出头的女同志喊了一声。
“老王！”那粗眉大眼的女同志一回头，答应了一声，王洪文以为是喊他。
真巧，三“王”在那里碰面。
“我来介绍一下，她是我的老同学，叫王秀珍，国棉三十厂的老造反；他是我们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经姓王的队员这么一介绍，王洪文第一次与王秀珍握手，认识了。
“认识你很高兴。你是我们的‘邻居’呀——从国棉十七厂骑自行车，十来分钟就到你们厂了。”王洪文一听对方是老造反，又是东北口音，显得颇为亲切。
“老王刚从北京串连回来。”姓王的队员说道。
“太好了，太好了。王洪文同志，请你到我们厂谈一谈北京的情况，给我们厂的造反派鼓鼓劲，好不好？”王秀珍一听，马上向王洪文发出了邀请。
“行，随便谈谈吧，也算是串连！”王洪文一口答应下来。
“时间定在明天下午行不行？”王秀珍问道。
“行！”王洪文爽快地点了头。
这一次偶然邂逅，竟使王秀珍从此成为王洪文忠实的造反盟友。
其实，物以类聚。细细审视王秀珍的人生道路，可以发现，她与王洪文有着许多共同之点……
在辽宁省沈阳与鞍山之间，太子河中游，有一座古城，名叫辽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王秀珍出生在辽阳安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
“又是一个丫头！”她的父亲王崇勤期望着生个胖小子，将来为家中添个壮劳力。可是，王崇勤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妻子刘玉兰一连生了六胎，竟然清一色全是丫头！
论排行，王秀珍算老三。她的二姐从小就死了。
父亲种西瓜、种香瓜，填不饱那么多的小嘴。王秀珍从小就跟大姐去挖野菜，拾柴禾。大姐十四岁那年，大水把西瓜、甜瓜全泡了汤，家中揭不开锅，父亲只得把王秀珍的大姐卖了，换来一点钱。后来，她的大姐在那一家饿死。于是，王秀珍成了长女。她的三个妹妹分别叫秀梅、秀荣、秀芳。
在乡下实在混不下去。王崇勤带着一家子，躲进辽阳城里的一座破房子。他和妻子摆小摊，卖花生米、梨、香烟。王秀珍则带着妹妹们去拣煤块。她没钱读书，只好眼巴巴看着有钱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进校门。
新中国的阳光，驱散了往昔的凄酸。一九五○年三月，十六岁的王秀珍，跨进了辽阳纺织厂的大门，成为织布车间的工人。
那时候，她的父亲因高血压病倒了，她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她最初只知道埋头干活，以供养家庭。
在工厂里，她慢慢地懂得一些革命道理。一九五二年九月，她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四个月之后，十八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秀珍变得朝气蓬勃，生产上很积极。她被评为车间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紧接着，她成为厂里、市里、省里以至东北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
她，年纪轻轻，被选为辽阳市人民代表。不久，又被选为辽宁省人民代表。她走过了一段进步、向上的路。她确实是曾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的先进分子。
她只在十一岁至十三岁时，上过两年小学。这时，她在业余补习文化。她终于达到了高小班毕业的水平。
一九五六年八月，王秀珍拿着一封这样的介绍信，前往上海；上海纺织局负责同志：
兹有王秀珍同志确系我校高小班毕业，学习成绩总平均八十五分，出席良好，能够模范遵守学校各种制度，请予报考是盼。
主任 苏福金
没多久，王秀珍胸前，挂起了“上海纺织工业学校”的校徽。她考入“机织科”，四年制。
最初，她的学习成绩不尽如人意。她的文化底子毕竟太差。但是，从成绩报告单上可以看得出，她的成绩每学期在逐步提高。到了毕业那学期，总共六门功课，她四门5分，两门4分（注：当时采用苏联的五分制），该算是不错的了。她当年的老师也反映，她在学习上确实是刻苦、用功的。
在学校里，她一直担任干部，诸如副班长、班长、团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总支委员、民兵排长。她开始发牢骚了，觉得做学生干部吃亏，花费很多时间，影响学习。她自称是“豆饼干部——上挤下压”。她开始厌倦社会工作。不过，她当过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名气不小，所以怎么也无法推脱社会工作。
一九六○年八月，二十四岁的王秀珍毕业了。从此，她的文化程度一栏，写上了“中专毕业”四个字。
毕业之后，她被分配在上海纺织工业局设计室实习。不久，她与那里一个干部结婚，在上海成家了。
一年实习期满，王秀珍离开了那离外滩不远的上海纺织工业局大楼，前往工厂林立的杨树浦报到。
她被分配到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人称“国棉三十厂”。比起上海国棉十七厂，这家厂要小一些，但也是一爿老纱厂。解放前，那里挂着“仁德纱厂”的招牌。厂里许多技术骨干，是老人马。王秀珍作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进入了这家老纱厂。
新来乍到，王秀珍被暂时安排在厂里的档案管理处管理技术档案，让她对新的工作岗位有个熟悉的过程。
这时候，在人生道路上顺风顺水的王秀珍，遇上了种种不快：
她上中专之前，在一九五六年，已是副工长，每月工资七十九元三角。
念完中专，她本以为一定会加薪提级。不料，在一九六一年，她按技术员定级，每月工资为七十九元二角——比上中专之前反而少了一角钱！
她还以为，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起码会当个车间主任。谁知在管了一阵子技术档案之后，只是任命她为织布车间的工长！
她想不通；念了四年书，工资反而少了，职务不过是从副工长调为工长，如此而已。
她又接连生了两个孩子，如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她要照料吃奶的孩子，哪有那么多的精力搞生产？
不用说，劳动模范是当不上了。人地生疏，也没人选她当人民代表。
厂长甚至在大会上，批评王秀珍工作不负责任……
王秀珍气了，急了，火了！她离开了工厂，借调到局里管资料，想借此脱离工厂，在局机关弄个一官半职。不料，半年之后，厂里仍坚持要她回厂工作。万不得已，她怀着一肚子的怨气，回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
在一九六四年开展“四清”运动时，王秀珍“积极”过一阵子。不过，她白费气力，就连原以为可以到手的车间副主任之职，也被别人当了。
一九六六年，她依然是工长。就在这个时候，“文革”爆发了。
一张，两张，一百张，一千张……“文革”之火在上海燃烧。上海国棉三十厂里贴出了上千张大字报。
厂党委成立了大字报组，忙着给大字报编号，逐张抄录、分类、整理。
最初的这些大字报，除了空洞的表态拥护“文革”之外，差不多都是对准原“仁德纱厂”的私方人员开火，把他们当作“牛鬼蛇神”加以“横扫”。厂里的一位厂医，向来喜欢投稿，给上海的《新民晚报》的“科学与卫生”副刊写点“豆腐干”文章，一时成为全厂大字报围剿的重点人物，甚至把他的文章与邓拓的《燕山夜话》挂起钩来“批判”。
厂党委的委员们抽着烟，悠然自得地在大字报前踱来荡去。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编号为“1051”的大字报，在上海国棉三十厂卷起一阵狂飘。那标题锋芒毕露，寒光逼人：《厂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冷冷清清！》。
这是上海国棉三十厂第一张造反大字报。作者质问厂党委：为什么捂阶级斗争的盖子？为什么把厂里的“文革”运动搞得冷冷清清？
“1051”号大字报，还分三个专题，批判厂党委：
一、修正主义建党路线；
二、修正主义干部路线；
三、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1051”号大字报末，签着十一个人的名字。列在首位的，便是“王秀珍”三个字。比起王洪文来，王秀珍的造反大字报还早一天。只因为上海国棉三十厂不是象上海国棉十七厂那样的大厂，在上海纺织系统的影响不大，所以王秀珍的大字报并未立即引起局党委的注意。但是，过了些日子，王秀珍的大字报被抄报局党委，上海国棉三十厂的动向惊动了局党委。
与上海国棉十七厂“同步”，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中共上海市委也向上海国棉三十厂派驻了工作队。
工作队决定在该厂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与王洪文一样，王秀珍也投入了竞选“文革”主任的角逐。她没有王洪文那样的“十大罪状”。凭着她的苦出身、老劳模，省人民代表、中共党员，凭着她的口才和中专文化水平，她当上了上海国棉三十厂的“文革”主任。象她这样的造反派当上“文革”主任，在当时的上海是十分罕见的——那时候的“文革”主任，几乎清一色的“保”字号人物。
王秀珍扬眉吐气了——她成了一厂之“主”！
不过，“文革”主任是在工作队的领导下工作的。王秀珍是桀骛不驯的造反派。
她与工作队之间，不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