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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选耿金章为头头！”台下有人喊道。
马上响起一片掌声。
就这样，耿金章当场就被选为头头。
“同志们，我们的总部是一个右倾的总部！”耿金章在一分钟之前，还不过是一名普通队员。此刻，他站在台上，以头头身份，发表“就职演说”，“我认为，回上海去就是右倾！我们要继续北上，到北京去告状。千万不要上上海市委的当—
—回上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同志们信任我，选我为头头。我认为，我们现在就应该离开昆山，向苏州前进！向南京前进！向北京前进！红军不怕远征难！”
顿时，台下响起热烈的欢呼声；“红军不怕远征难！”
造反大旗迎风猎猎。队伍出发了。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周宝林、耿金章和孙玉喜。
当日——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当张春桥在文化广场签署“五项要求”的时候，周宝林和耿金章率一千多造反队员步行抵达苏州。
当张春桥离开文化广场，消息从苏州传来，使他大为不安：这一千多造反队员如果在苏州闹事，再来一个“苏州事件”的话，会把他从“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宝座上掀下来！因为他已经说过，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照此类推，倘若这批造反队员在苏州拦车卧轨，也是“革命行动”。一旦“苏州事件”爆发，沪宁线再度中断，那严重后果显然只能由张春桥负责，再也无法朝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身上推了……
急急如律令。张春桥给王洪文打电话，请“王司令”同往苏州……
古城苏州，虽说离上海不远，但是那时还没有象上海那样混乱，保持着往昔的平静，一千多上海工人造反队员涌入这座古城，顿时使古城也受到了“文革”浪潮的猛烈冲击。造反队员占领了几家澡堂，在一张张竹躺椅上歇脚，权且把那里充当“免费旅馆”。
上海工人造反队员的到来，马上惊动了苏州市委。他们通知苏州铁路中学让出校舍，给上海工人造反队员安营扎寨。
入夜，苏州市委忽然派人前来铁路中学传话：“请派一党员负责人前往苏州市委招待所，春桥同志接见！”
虽说周宝林是“第一把手”，因为不是党员，不能去。全权代表自然是“第二把手”耿金章。
头头们经过紧急磋商，由周宝林执笔，依据“工总司”在上海已由张春桥签定的“五项要求”作了一点修改，写在印着“苏州铁中”字样的绿色横格纸上，交给耿金章带去。
耿金章坐上苏州市委派来的轿车，直奔苏州市委招待所。在小会议室，张春桥一身戎装，已经和王洪文一起坐在那里，等候耿金章的到来。
眼下，耿金章已把自己手下的一千多造反队员，称为“工总司苏州大队”。他已是这支队伍举足轻重的首领。张春桥与这位陌生的新首领握了握手。王洪文对于这位在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大队长，投以嫉妒的目光，而耿金章似乎对他也颇冷淡。
张春桥在询问了耿金章的个人情况之后，便转入正题。他的话，是耿金章事先料到的：“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就地闹革命——回上海去。你是党员，要起带头作用。……”
耿金章掏出了周宝林写好的“五项要求”。
张春桥一看，心里顿时轻松起来。那“五项要求”已经签过，如今不过重签一下罢了。他飞快地旋开自来水笔，签下了“张春桥，1966．11．14．于苏州”。
耿金章收好了那张纸头，却又说道：“春桥同志，光是你签字还不行，还要请魏文伯和曹荻秋签字！”
张春桥感到意外，问道：“为什么？”
“因为其中有一条，‘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必须有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签字才有效。还有‘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这一条，也必须经曹荻秋签字才有效。要不，你替他签了，他赖帐，不承认，那怎么办？”耿金章说得头头是道。
王洪文在一侧听了，不由得一惊。
张春桥那双眼珠子透过眼镜片，不由得从头到脚把耿金章打量了一番。他意识到，这位大队长不可小觑，并不那么容易对付。
好在张春桥可以借耿金章来给魏文伯、曹荻秋施加压力，他又何乐而不为呢？
他眨了眨三角眼，一口答应了：“我向华东局、上海市委转达你们的要求！”
加在华东局、上海市委身上的压力，明显加重了。这不仅仅来自张春桥，来自“工总司”苏州大队，而是来自北京：
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开会。陈伯达、江青向陶铸步步进逼，导致常委会同意了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一月十五日，“中央文革小组”王力给上海市委打了电话。电话是王一平接的。
王力明确告知王一平；“‘中央文革’全权委托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中央文革’同意张春桥签字的那‘五项要求’！”王一平按完电话，怒气冲冲道；“王力支持张春桥，支持那‘五项要求’，是放屁。要‘中央文革’的老爷自己下来处理问题吧！”王一平把来自北京的动态，急告曹荻秋。
就在这一天，“工总司”苏州大队急电上海市委：“强烈要求把曹荻秋揪到苏州来！”
就在这一天，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和上海“炮打司令部”兵团的红卫兵，大闹康平路，要求曹荻秋到苏州去“检讨”。
“去就去！”曹荻秋和韩哲一坐上轿车，直奔苏州。
耿金章拿出了一份重新写过的“五项要求”。
“你签不签？”张春桥用咄咄逼人的口气问曹荻秋。
“我不签！”曹荻秋坚决地回答道，“我不能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组织！我不能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
“你不签，那你到苏州来干什么？”张春桥恶狠狠地问。
“我来苏州，是准备让他们把我押到北京去！”曹荻秋正义凛然地回答。
张春桥后来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这么谈及：
“在苏州那天，我和曹荻秋吵了两个小时。那时斗争很激烈。要他签字他不签。
我说，你不签，我签！后来，他没办法，只好签了字。韩哲一也签了字。”
于是，笔者在如今保存的档案中，见到了第三份手稿．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控告队的五项要求》。文末，签着“张春桥1966．11．15．于苏州”。
在张春桥的签字旁边，签着曹荻秋、韩哲一的名字。
“我保留意见！”曹荻秋签完字，仍声明道。
“我也保留意见！”韩哲一同曹荻秋一样，这样声明道。
翌日——十一月十六日，当时中国的最高权威——毛泽东，对安亭事件作出了“终审判决”。那是毛泽东在听取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之后，说了这么一句话；“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这句“最新最高指示”，立即从北京传遍全国。
张春桥笑了。他“先斩后奏”成功了！他对安亭事件的处理，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和支持。
王洪文笑了。“最新最高指示”等于承认了“工总司”的“五项要求”。“工总司”胜利了！“王司令”胜利了！
第六章 踏平“赤卫队”
在各派纷争中翦除异己
王洪文笑了。
笑容一转眼就从王洪文脸上消失了。
王洪文陷入了“工总司”内部尖锐的各派纷争之中。
从上海愚园路二一八号的红都剧场，不断传出使王洪文坐立不安的消息：
那个在一夜之间跃为头头的耿金章，是个桀骜不驯的人物。此人把那一千多造反队员带回上海，并不解散，却在红都剧场聚集，酝酿着成立新的工人造反组织，脱离“工总司”！一旦另立门户，那就要从王洪文手下“独立”！
原本叫“工总司赴京控告队”，又称“工总司苏州大队”。此刻，耿金章想换名为“苏州兵团”。他的队伍在迅速扩大。须知，从苏州返回上海的那一千多造反队员。大都是各工厂的造反队骨干。他们一回厂，招兵买马，扩大势力。只不过短短几天之内，耿金章手下便拥有几万之众。
在“工总司”内部，“副司令”潘国平不时跟“司令”王洪文闹磨擦。好在小潘不过毛头小伙子，怎么闹，也跳不出王洪文的手心。
耿金章毕竟不是潘国平。耿金章已经四十一岁，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颇强的组织能力。何况论“牌子”，论“成份”，耿金章不比王洪文差，他也是党员、复员军人、干部。他已成了王洪文的心腹之患。
好不容易“胜利”了。在“胜利”面前，分裂，又严重地威胁着王洪文的“司令”宝座。
不安的消息，不断传来：张春桥派人、派车前往红部剧场，把“苏州大队”第一把手周宝林接往兴国路招待所，与他密谈。张春桥居然给周宝林派了一辆专车，要他前往南京，召回“工总司”滞留在南京的一批造反队员。
张春桥派周宝林去南京，却不派王洪文去南京，这不由得使“司令”吃醋了！
或许是那次昆山之行，王洪文显得太无能了，张春桥再也看不中他？！
二十出头的周宝林，没有王洪文那么多的心眼。他从张春桥那里出来，就给王洪文挂电话：“春桥同志要我去解决南京问题，你跟我一起去吧！”
王洪文一听“你跟我一起去吧”，心里就冒火了。我是“司令”，怎么变成了“跟”你去的人物？虽然王洪文在电话里漫而应之：“行啊！”可是，当周宝林的“专车”驶抵巨鹿路“工总司”的“司令部”，却找不到王洪文。
“刚才他还在这里嘛！我的电话是打到这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