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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录》中，详细摘录了“全向东”的“反动言论”，指责他“阴谋策划‘上海第二次大乱’”。
如今，以历史的目光重新审视《“全向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部分罪行录》。其中不少言论是击中了张、姚、王的痛处的：
二月十九日“全向东”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来到上柴厂，兜了一圈就表示“坚决支持‘联司”’。
四月二十六日“全向东”之流为了稳住“联司”群众，匆匆忙忙组织了一个“赴京控告团”去北京。
四月二十九日“全向东”从北京寄给“联司”第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出了七条所谓的“斗争方法”……“全向东”并在信中大肆攻击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为首的上海市革会。说什么：“有人竟然宣传在‘一月革命’后，上海已平静无事，只要‘大联合’就可以了，一切大事可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里的‘群众领袖’去解决，开圆桌会议摆摆平。……必须把套在上海革命派头上的精神枷锁打碎。春桥、文元同志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特别是深入到上海的革命工人中间去。”
五月七日“全向东”写给戚本禹同志一封信，恶毒污蔑伟大的一月革命。把“一月革命”中进行夺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称为强盗似的占山头。……“安亭事件必须重新估价”，“靠安亭事件起家的群众领袖大部分是一些投机分子和野心家”。
还叫嚣“必须改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五月三十一日“全向东”写出大字报《是否毒草？》，攻击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是“资产阶级喉舌”，是“资产阶级忠实的代言人”。
六月十日“全向东”回交大领工资时大放厥词说：“全国六个革命委员会五个垮台了，上海（革委会）你看好了，历史会作结论的。”
六月二十四日“全向东”在人民广场公开叫嚣：上海公安机关“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上海的政宣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里”。
七月十六日“支联站”在人民广场聚众召开所谓“坚决捍卫六·六通令大会”，“全向东”在会上大放厥词攻击上体司、工总司等革命组织，咒骂“《文汇报》的头头”是“资产阶级政客，……靠造谣过日子”。
七月二十二日“全向东”在“支联站”大会上，出于他的阶级本能，恶毒攻击上海市革委会“比黑市委的反动路线还厉害”，并狂妄叫嚣“徐景贤、王洪文就是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七月二十五日，由“全向东”主持召开了各大区负责人会议，研究了如何进一步欺骗群众等反革命策略。当晚，“全向东”煽动群众冲击在人民广场开会的“红三司”、“红上司”革命小将，又冲进市公安局殴打革命战士，后又冲击市革会，“全向东”拿着喇叭狂叫：“徐景贤、王洪文从市革会滚出来。”真是狂妄已极。
……
在“全向东”的种种“反动言论”中，最使王洪文不安的是“安亭事件必须重新估价”，“靠安亭事件起家的群众领袖大部分是一些投机分子和野心家”。须知，王洪文确实是“靠安亭事件起家的”。一旦安亭事件被否定，“工总司”也就垮台，“司令”不复存在。
王洪文意识到，这个继“赤卫队”、“二兵团”之后冒出来的新对手，充满着辣味。
第三次较量，比前两次更为严峻。不过，与前两次不同的是，如今的王洪文已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手中有权有势了。他想用手中的权势，压垮对手……
福州路事件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一支由军人组成的队伍，开进了上海柴油机厂。
这支队伍，有着一个冗长的名称，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三军支左办公室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上海柴油机厂所生产的柴油机，有一部分是用作军舰、鱼雷快艇的动力，厂里有保密的军工车间。、不过，这支“宣传队”进厂，倒并不是为了军工车间的生产，而是为了“支左”。
“支左”，亦即支持左派。毛泽东的关于军队要支左的指示，已经多次用黑体字标出，印在《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的社论里：
“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人民解放军应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
“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
这支穿着军装的队伍，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前来支援左派，理所当然受到了“阿东”和“阿串”双方的欢迎。
“东方红”用黑体字刷出了大标语：
“热烈欢迎解放军宣传队来我厂支左！”
“联司”为新魏体刷出了大标语：
“热烈欢迎解放军宣传队来我厂支左！”
双方的口号一模一样。不言而喻，不论“阿东”还是“阿串”，都以为自己是噹噹响的左派！
这支军人队伍背后的秘密几乎无人知晓：它是“市革会”派去的，幕后的指挥是王洪文和徐景贤。
当然，张春桥和姚文元也过问过这支队伍。不过，自从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和“第一副主任”之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忙于中央的权力之争，而对上海实行“遥控”。
王洪文和徐景贤都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不过，徐景贤毕竟当过上海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多年，政治手腕比王洪文强得多，而且他的口才、文才、政治理论水平远在王洪文之上，很快的，上海的实权落在了徐景贤手中。但是王洪文毕竟手下拥有百万之众的“工总司”，徐景贤也未敢小觑这位“王司令”。
这支“宣传队”开进上海柴油机厂一个月之后，那里的形势陡地吃紧。因为“宣传队”经过一个月的“调查研究”，终于在四月二十四日发表“公告”。这“公告”，犹如法院的判决书似的，对“阿东”和“阿串”作出了裁决：
“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组织，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要坚决站在‘东方红’一边，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
“‘联司’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我们希望‘联司’广大革命群众尽快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东方红”马上“热烈欢呼”起来。“联司”呢，实在气愤不过，当天晚上便把那支“宣传队”的“支左办公室”砸了。
王洪文原以为可以用“解放军宣传队”压垮“联司”，不料，矛盾急剧激化。
“东方红”马上抓住“联司”的把柄，声称“‘联司’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把大字标语刷在外滩，刷在南京路。
“联司”呢？迅即组成“赴京控告团”，由“全向东”带队，于四月二十六日奔赴北京。
那支“宣传队”呢？放下了手中的“红宝书”，拿起了钢枪，逮捕了“联司”
中冲砸“支左办公室”的柏某和卢某，关押于上海市公安局。
柏和卢的被捕，又一次激怒了“联司”。“全向东”斥责王洪文所实行的是一条“老牌的、新型的、带铐的、带手枪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本来，“资本阶级反动路线”这顶帽子，是王洪文给陈丕显、曹荻秋戴上的。
如今，却轮到他的头上，而且还加上了“老牌的”、“新型的”、“带铐的”、“带手枪的”之类新标签！
五月二十日，二十多辆大卡车从杨浦区驶过外滩，向西驶入福州路，突然在一幢大楼前停住了。那是上海市公安局大楼。二十多辆卡车拥挤在并不宽敞的福州路上，阻断了交通。
从卡车上跳下一批“联司”成员，就地静坐，强烈要求释放柏某和卢某。静坐持续了一天又一天。
“联司”的静坐示威，马上轰动了上海全城，被人们称之为“福州路事件”。
‘联司’必胜！‘东方红’必败！”那口号声在福州路上震荡。
支持“联司”的人，越来越多。
上海柴油机厂有的是柴油机。“联司”从厂里运来了柴油机，在福州路上，在不远处的人民广场上，柴油机隆隆运转，带动发电机发电，雪亮的电灯泡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联司”们在灯光下发表演说，撒传单。
“誓师大会”。“支联大会”、“声援大会”，一个接一个大会，在人民广场，在雪亮的灯光下举行。
这边，福州路上一大群卡车、静坐者和围观者挤得水泄不通；那边，人民广场上演讲、聚会、呼口号，夜夜上万人聚拢，热闹非凡。
王洪文的双眼密切注视着福州路和人民广场上的一举一动。不过，张春桥从北京来电话关照过他，不要轻举妄动，现在动手挤“脓”还为时太早！王洪文的手虽然早就痒了，还是听从“军师”的指令，耐着性子等待着“大扫荡”的时刻……
“全向东”天天活跃在福州路和人民广场。他用富有煽动性的语言，向王洪文进攻：
“上柴‘联司’在福州路上的示威是革命行动，是向血腥的白色恐怖开火！”
“上海的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
“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王洪文是从上海的第一次大乱中夺了权，坐上“市革会副主任”的交椅。眼下，他竭力反对“上海第二次大乱”——因为张春桥制订了“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策略。上海已成了他们的“基地”，万万乱不得。
《红卫战报》发表的《“支联站”必须立即解散》一文，“批驳”了“全向东”的“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倒是说出了张春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