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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一席话，使马天水悟明真谛。
果真，在“一月革命”时，上海造反派集中火力炮轰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虽然也受到“火烧”，毕竟没有吃大苦头。就连他和陈丕显、曹荻秋一起落到耿金章手中时，他也还提出，不愿与陈、曹一起关押！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张春桥为马天水开脱，说道：“马天水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没有发明创造。人家说什么，他说什么。”
翌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上，张春桥当着上百万上海市民的面，在说到“三结合”时，着重提到了马天水：
“上海起来造反的干部中间，还是一般干部比较多。市委书记一个造反的也没有，副市长一个造反的也没有。这首先应该是由陈丕显、曹荻秋负责，他们对干部是欠了债的。据我所知，中央的很多指示在上海没有很好地向干部传达。不但在座的很多同志，很多一般群众、一般干部没有传达，包括有一些跟随他的干部，甚至市委里的人也没有传达，连市委书记处都没有传达，连马天水都不知道。马天水所以跑到工交会议上去放炮，那当然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但是，后来我在北京开完会时，他就告诉我说：‘我不知道主席的意见。’所以他敢于跑到中央工作会议上继续攻击我。他确实不知道主席的意见，不然，我想这个人他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而且，陈丕显、曹荻秋那些人鼓动他，说你到北京好好地讲，什么话都讲。……我们刚刚念语录，不是说按主席指示，看干部不但要看一时一事，而且看全部历史。
那么我们应该看一下这些干部十七年来的表现，可以加以对照。很多干部在柯庆施同志在世的时候，他们是执行了主席的路线，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他们的表现也不完全是相同的。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一个样。我们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
张春桥的这番话，已经非常明确地暗示，马天水跟陈丕显、曹荻秋不是“铁板一块”，他可以“解放”。
马天水，这个身材魁梧的北方汉子，可惜脊梁骨太软了。他听到张春桥的这番话，刻骨铭心，竟从此跟定了张春桥。
果真，一九六七年四月，马天水得到了“解放”，立即被“结合”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去。
从此，马天水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老、中、青”三结合中的“老”。
毕竟“老马识途”，由马天水来领导上海工业生产，远远胜过“造反司令”王洪文。马天水手中的权，日益扩大了。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爆发了第二次炮打张春桥高潮。马天水作了“精彩表演”。他以“老干部”的身份，在这个节骨眼上，为张春桥打保票。他说：
“我与春桥同志共事多年。我对他的历史很清楚，他没有什么问题。我敢担保。”
他还拍着胸脯道：“有人说我马天水死保张春桥，说得对。我就是要死保春桥同志。
我就是死了，也要站在春桥同志一边。”
经历这番政治危机，张春桥越发欣赏马天水的“忠诚”，夸奖他是一匹“好马”。
于是，张春桥越发倚重马天水了。
“市革会”成了“三驾马车”
马天水的“复出”，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了三股势力组成的“三驾马车”：
第一股势力，是以王洪文为首的工人造反派，以“工总司”的那班“小兄弟”为核心人物。
不过，王洪文的这班“小兄弟”，论文化没有几个上过初中，论经历没有几个当过干部，绝大部分不是中共党员。“小兄弟”们自诩“流氓无产者”，搞“打、砸、抢”算是“英雄”。
在安亭事件中，并未扛过大梁的王秀珍，此时地位迅速上升。因为她是党员、大专生、干部，而且又是女性，更何况当过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被张春桥点名，从上海国棉三十厂调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担任“副主任”。这样，王秀珍成了地位仅次于王洪文的上海工人造反派领袖人物。
好在王秀珍从一开始造反，便在王洪文的提携之下。她没有象耿金章那样闹独立性，而是与王洪文亲密合作。
第二股势力，是以徐景贤为首的“秀才帮”。
“秀才帮”个个能说会道，妙手著文章，把握着上海的舆论大权。何况张春桥、姚文元也是“秀才”，与他们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
不过，“秀才帮”内部，也象工人造反派那样，有过几次纷争。徐景贤的对手，起初是郭仁杰——当年上海市委写作组党支部副书记。借助于镇压“红革会”的“—·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徐景贤把郭仁杰赶下了台。不久，《文汇报》造反派负责人朱锡琪与徐景贤对垒，但朱锡琪因“四·一二”炮打张春桥而下台，使徐景贤扫除了对手。这样，徐景贤成了“秀才帮”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
第三股势力，便是以马天水为首的复出的“老干部派”。
这批“老干部”，都是原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干部，被张、姚看中的，给予“解放”，“结合”到领导班子中去。起初，王少庸掌管组织大权，地位在马天水之上。不久，马天水上升，超过了王少庸。
这“三驾马车”之中，工人造反派们常常与“秀才帮”闹矛盾。
在那些工人造反派看来，“秀才”们是一群“臭知识分子”；在“秀才”们看来，工人造反派不过是流氓！
两派不断地发生磨擦，争斗。于是，“老干部派”出来打圆场。马天水对双方部不敢得罪，在“三结合”中扮演着和事佬的角色。
自然，不论哪一派，都俯首贴耳于张春桥和姚文元，尤其是张春桥。
王洪文曾感激涕零地说：“我们这些人是张春桥、姚文元手把手地教着成长起来的。”“我们新干部的命运是和中央三位首长（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引者注）联系在一起的。”
张春桥也洋洋得意地说：“王洪文他们，都把我当老头子看，只要我说一句，他们就算数。”
正因为王洪文把张春桥当成了“老头子”，所以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时候，王洪文在他的“小兄弟”面前“回忆对比”：
“如果没有春桥同志的可贵支持，我们在安亭，就会被陈丕显、曹荻秋逮捕，就会成为现行反革命，连脑袋都保不住。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工总司’的，是春桥同志。第一个在安亭支持我们，答应五项要求的，是春桥同志。一点也不错，春桥同志是我们的后台——无产阶级的后台！
“没有春桥同志，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我的态度是非常明朗的，那就是一句话——死保春桥同志！”
“老头子”当然十分夸奖王洪文，说他“立场坚定”，说他“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
王洪文手下的“小兄弟”们，则发出了这样的“誓言”：
“王洪文靠牢张春桥，阿拉靠牢王洪文！”
“紧跟王洪文，死保张春桥！”
有时候，“小兄弟”们私下里说的话，虽然粗野，意思更加明白：
“张春桥不能倒。他一倒，我们就要树倒猢狲散！”
“对张春桥就是要死保，保到底。他妈的，张春桥一完蛋，我们不都成了反革命啦？”
这样，由三股势力组成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三驾马车”，张春桥成了驭手！
进人“九大”代表内定名单
“文化大革命”搞乱了全国，也搞乱了全党。
中国共产党处于建党以来最不正常的时期：党员停止了组织生活；党的基层组织瘫痪；党的省、市级组织瘫痪；中共中央书记处瘫痪；全党停止了发展新党员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的。十几个年头过去了，居然还没有开过一次党的新的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的，而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却直至一九六八年十月才迟迟召开——两届中央委员全会相隔了两年零两个月！
毛泽东也已经意识到党的生活的极度不正常。一九六八年伊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发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意味着“文革”的第三个年头，要进入整党阶段，也意味着中共“九大”，已进入酝酿阶段。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新华社转发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第二期上发表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使王洪文和“小兄弟”们欢欣鼓舞。王洪文忙于派出一支又一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工宣队”），去“占领上层建筑”，去“领导一切”。
不久，一九六八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又公布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份。”
于是，王洪文的“小兄弟”们的入党问题，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用当时的“时髦”的话来说，王洪文手下的这班“小兄弟”，都已成了“纳新”对象啦。能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