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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王洪文的“小兄弟”们的入党问题，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用当时的“时髦”的话来说，王洪文手下的这班“小兄弟”，都已成了“纳新”对象啦。能否入党，对于这班“小兄弟”的“前程”，是至关重要的。须知，王洪文当年正凭借着他是党员，成了“工总司”的“司令”。耿金章能成为“二兵团”的“司令”，也借助于他的党员身份。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结束。会议公报透露了重要信息：
“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紧锣密鼓，中共“九大”代表的遴选工作开始了。刚刚结束会议，张春桥便飞抵上海。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了推选中共“九大”代表的标准：“九大代表要以九次路线斗争中表现突出的老造反作为主体。”
所谓“九次路线斗争”，也就是“中共第九次路线斗争”。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九次错误路线分别是：第一次“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瞿秋白犯路线错误”；第三次“李立三路线”；第四次“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第五次“王明路线寿命最长”；第六次，“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第七次，“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第八次，“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第九次，“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
因此，“中共第九次路线斗争”照毛泽东所言，亦即“文化大革命”中对于“刘少奇路线”的批判。
按照张春桥提出来的“标准”，理所当然，王洪文的大名，列入上海的“九大”代表内定名单之中。
张春桥细细审看了内定名单，双眉紧皱：“‘工总司’是上海老造反的主体。
‘九大’代表只一个王洪文，太少了！”
很快的，王秀珍被列入内定名单。
张春桥依然不满意，问王洪文道：“你们‘工总司’的常委里，难道只有你和王秀珍两个人才能当‘九大’代表？”
王洪文回答说：“‘工总司’的常委倒不少，常委里却没几个党员。”
“你们为什么不抓紧‘纳新’工作？”张春桥直截了当地点名道，“象陈阿大，就可以当‘九大’代表嘛！”真是“史无前例”，当张春桥说出这句话时，陈阿大还不是中共党员，居然已内定为中共“九大”代表！
“好，好，我马上抓紧‘纳新’工作。”王洪文连声答应。
“除了陈阿大之外，其他‘工总司’的老造反的入党工作，也必须抓紧。”张春桥用很明白的话，点穿了其中的道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从‘一月革命’开始，我们已经成为上海的执政者。我们必须迅速地吸收一批老造反入党，加强我们在党内的地位。要知道，在上海党内，我们还没有占据优势。现在的上海的党员，都是‘文革’前入党的，好多人是按照陈丕显、曹荻秋的标准入党的。
‘保’字号在党内有着强大的势力。如果我们不趁现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时候，大批吸收老造反入党，那就是坐失良机！‘九大’代表，一定要选我们的人！”
陈阿大入党
“小兄弟”们的入党工作，王洪文早就在抓了。只有“小兄弟”们一个个入党，“王司令”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里，才足以压倒“秀才帮”——那些“秀才”
们，倒差不多个个是党员。因为“秀才帮”的主要成员，都来自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非党员进不了这个写作班。
在王洪文的“小兄弟”之中，张春桥最关心的，要算是陈阿大了。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张春桥已在为陈阿大入党作舆论准备了。
那是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五日，坐落在上海杨树浦工厂区的良工阀门厂，一反往日进进出出的是运货大卡车，这天忽地来了许多小轿车。
从轿车里出来两张熟面孔——虽说他俩还是第一次来到这家工厂，人们却早已在电视屏幕和报纸照片上认得他俩。
“中央首长”张春桥、姚文元突然光临！他俩在王洪文陪同下，在一片掌声中，步入厂会议室。
良工阀门厂是陈阿大的老家。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来此，为的是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
这家工厂难得有“大人物”光临。张春桥、姚文元虽说是“来基层听取意见”，但是他们随口而说的每一句话，都被当作“指示”记录下来。
以下是现场记录中，张春桥的话：
“今天到你们良工阀门厂来，是来‘借光’的。良工阀门厂在上海的名气很大，这倒不是因为你们的阀门出了名，是因为你们厂出了个陈阿大，是因为你们厂的造反派对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有过很大的贡献。
“今天，我和文元同志来你们厂，是听说你们厂在开整党建党座谈会。我一直很关心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厂的主要负责人当中，党员很少，怎么办？
“这不仅仅是你们厂存在的问题，上海各工厂都普遍有这样的问题。造反派在‘一月革命’中夺了权，可是造反派中党员很少。我们天天读《毛主席语录》。在《毛主席语录》第一页，头一句话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你没有入党，就进不了‘核心力量’。在所有的权当中，党权是最核心的。你不是党员，怎么掌党权？你夺的权，就不稳固，迟早会落在别人手中。
“吸收优秀的造反派人党，已经成为现在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如何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我们来听听你们的意见。
“有的同志担心，在‘九大’以前是不是可以先发展新党员？没有新党章，能发展新党员吗？我看，这些问题都可以展开讨论。我可以告诉同志们，中央把新党章的起草工作交给了上海，我们上海在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方面，也应走在全国的最前面。……”
紧接着作“指示”的是姚文元。姚文元保持着他的咬文嚼字的习惯：“我完全同意刚才春桥同志的意见。春桥同志已经把发展新党员的标准说得很清楚，首先是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这就是说，头一个条件，必须是造反派。在运动中站错队的，不是不可以发展，但不能作为第一批发展入党的对象。第二个条件，是在造反派中挑选优秀的。也就是说，要首先考虑者造反，考虑造反派骨干，考虑坚决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拥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
经过张春桥、姚文元这么一番“指示”，谁的心里部明明白白：在良工阀门厂，第一批，不，第一个要发展入党的，当然是陈阿大。陈阿大是“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是“工总司”的常委，又是“市革会”工交组的负责人，响当当的“优秀造反派”。
轮到王洪文讲话了。他当时毕竟还不是“中央首长”，讲话也就可以更加随便些。他指名道姓提到了陈阿大。王洪文说了一句“名言”：“依我看，陈阿大的贡献比杨富珍更大！”
杨富珍，上海国棉一厂的挡车女工，著名的劳动模范，入党多年。王洪文居然说“陈阿大的贡献比杨富珍更大”。一言既出，四座皆惊！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走后，一个由“市革会”派出的“调查组”，便进驻良工阀门厂。与此同时，另两个“市革会调查组”进驻上海“老造反”单位——上海国棉十七厂和上港七区。
已经以“一月革命”震动全国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企望着在文化大革命进入整党、建党阶段，也为全国树立“样板”。
由张春桥、姚文元授意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急急送往北京。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画了一个圈。于是，“发展优秀工人造反派”入党，便成为王洪文的重点工作。陈阿大，成了“重点的重点”。张春桥关照王洪文，要把陈阿大树为在上海产业工人中发展新党员的“先进典型”。
陈阿大是王洪文的“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同造反，共命运，王洪文“拉他一把”，那是情理之中。
张春桥要把陈阿大树为“典型”，那是因为在“四·一二”炮打张春桥时，陈阿大带领一班人马上街，高呼：“反对张春桥就是反革命！”陈阿大在“关键时刻”，“立场”如此“鲜明”、坚定”，自然博得张春桥的垂青和厚爱。
陈阿大其人
陈阿大因为在家中排行老大，所以取名“阿大”。他有一个弟弟，照理“推理”，名唤“陈阿二”。另外，还有一个小妹妹和两个小弟弟。
大抵受父辈影响，家中以数字来命名。他的伯父叫陈七一，他的父亲叫陈七二。
陈七二原是浙江省绍兴县陶南乡人氏。父亲陈阿澳是当地渔民。论出身，倒也符合“文革”中的“红五类”标准。
陈七二从小在家乡捉鱼。到了十八岁那年，撑船做点小生意。闲时，仍捉鱼摸蟹，增加点收入。到了二十二岁，陈七二做了绍兴至上海的快班船船工，来来回回，在水上漂了十年。所以，陈阿大在填“家庭出身”时，总是写“贫农，船工”。
老是在绍兴和上海之间来来回回，陈七二觉得太辛苦，生活不安定。三十二岁那年，他一边从绍兴贩运萝卜干到上海卖，一边在上海做临时工。后来，他进入上海中华造船厂做搬运工，做饮事贝，做门卫。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陈七二的妻子章桂花头胎得子，便以“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