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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闯贼但为明朝祟耳，未尝得罪于我国家也。（我们大清）徒以薄海同仇，特伸大义。（你们）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劲敌。予将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夫以中华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
予闻君子爱人以德，细人则以姑息。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庶不负朝廷伸义讨贼、兴灭继绝之初心。至南州群彦，翩然来仪，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执事实图利之。
挽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鉴。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能深维终始，宁忍随俗浮沉？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愿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毋贪一身瞬息之荣，而重故国无穷之祸，为乱臣贼子所窃笑，予实有厚望焉。记有之：“为善人能受尽言”。
敬布腹心，伫闻明教。江天在望，延跂为劳。书不尽意。
史可法接到书信后，不敢怠慢，亲自回信，措辞润色再三（可见《史可法集》中的墨书原稿），想方设法说服多尔衮能像从前历史上契丹、回纥民族那样帮助中原王朝平定贼寇，表明最终明朝会以大量金银作为回报酬谢。同时，史可法还申辩江南士民拥立福王为帝，是因为“天意”“民心”所归，法统理应继位。
欲向江南争半壁（9）
但纵观全书，史可法卑辞下意，不仅完全把大明昔日的藩属当成平等之邦来对待，且无任何中原王朝峻烈激昂的精神来驳斥多尔衮信中的恐吓和威胁。而且，史可法在信中列出了弘光帝继位时的种种“祥瑞”，更是迂腐可笑：
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
南中向接好音，法（史可法自称）随遣使问讯吴大将军，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谊于草莽也，诚以大夫无私交，《春秋》之义。今倥偬之际，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从天而降也。讽读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成（李自成）尚稽天讨，为贵国忧，法且感且愧。惧左右不察，谓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仇，敬惟殿下一详陈之。
我大行皇帝（指崇祯）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真尧舜之主也。以庸臣误国，致有三月十九日之变（指崇祯帝自杀）。法待罪南枢，救援无及，师次淮上，凶闻遂来，地坼天崩，川枯海竭。嗟乎，人孰无君，虽肆法于市朝，以为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谢先帝于地下哉！
尔时，南中臣民哀痛，如丧考妣，无不抚膺切齿，欲悉东南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谓国破君亡，宗社为重，相与迎立今上（弘光帝），以系中外之心。今上非他，即神宗之孙、光宗犹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五月朔日，驾临南都，万姓夹道欢呼，声闻数里。群臣劝进，今上悲不自胜，让再让三，仅允监国。迨臣民伏阙屡请，始于十五日正位南都。从前凤集河清，瑞应非一。即告庙之日，紫云如盖，祝文升霄，万目共瞻，欣传盛事。大江涌出柟梓数万，助修宫殿，是岂非天意哉！
越数日，即令法视师江北，刻日西征。
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破走逆成。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且免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
谨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乃辱明诲，引《春秋》大义来相诘责。善哉言乎，然此文为列国君薨，世子应立，有贼未讨，不忍死其君者立说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宫皇子，惨变非常，而犹拘牵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统之义，中原鼎沸，仓猝出师，将何以维系人心，号召忠义，紫阳《纲目》踵事《春秋》，其间特书如莽移汉鼎，光武中兴；丕废山阳，昭烈践祚；怀、愍亡国，晋元嗣基；徽、钦蒙尘，宋高缵统，是皆于国仇未剪之日，亟正位号，《纲目》未尝斥为自立，卒以正统予之。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即位灵武，议者疵之，亦未尝不许以行权，幸其光复旧物也。
本朝传世十六，正统相承，自治冠带之族，继绝存亡，仁恩遐被。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僇，此殿下所知也。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著于《春秋》矣。若乘我国运中微，一旦视同割据，转欲移师东下，而以前导命元凶，义利兼收，恩仇倏忽，奖乱贼而长寇仇，此不独孤本朝借力复仇之心，亦甚违殿下仗义扶危之初志矣。
昔契丹和宋，止岁输以金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若乃乘我蒙难，弃好崇仇，规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贻贼人窃笑也，贵国岂其然欤？往者先帝轸念潢池，不忍尽戮，剿抚并用，贻误至今。今上天纵英明，刻刻以复仇为念。庙堂之上，和衷体国；介胄之士，饮泣枕戈；人怀忠义，愿为国死。窃以为天亡逆闯，当不越于斯时矣。
语云：“树德务滋，除恶务尽。”今逆成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
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
至于牛耳之盟，则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盘盂以从事矣。
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蹈大戮，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于地下者，实为社稷之故。
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即日奖帅三军，长驱渡河，以穷狐鼠之窟，光复神州，以报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
贵国即有他命，弗敢与闻。惟殿下实昭鉴之。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面对清廷咄咄逼人的威吓，南明诸臣，依旧不放弃“借虏灭寇”的天真幻想，他们对眼前事实根本没有任何清醒的认识。更为可笑的是，降清鹰犬吴三桂，仍被史可法称为“我大将军吴三桂”。当时，人家已是清朝的“平西王”！而且，清朝王爷手下的汉人走狗，时时为主子出谋划策，他们的智商和谋划，皆高于他们南明的同胞们。
清朝建国后，销毁了无数对他们“形象”不利的史料，但多尔衮和史可法的这两封书信能够保存下来并且为世人所知，确实要感谢乾隆帝这个“好事者”。在他的一份谕旨中，他先“深刻表扬”了一下多尔衮，然后指出史可法的“孤忠”可嘉：
欲向江南争半壁（10）
朕幼年即羡闻我摄政睿亲王致书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见其文。昨辑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乃得读其文；所为揭大义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词严，心实嘉之。而所云（史）可法遣人报书，语多不屈，固未尝载其书语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载其语，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语不载，则后世之人将不知其何所谓，必有疑恶其语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书市及藏书家，则亦不可得；复命索之于内阁册库，乃始得焉。卒读一再，惜可法之孤忠，叹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权奸掣其肘而卒至沦亡也！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长江而为南宋之偏安与否，犹未可知；而况燕雀处堂，无深谋远虑！使兵顿饷竭，忠臣流涕顿足而叹无能为力，惟有一死以报国；是不大可哀乎！
如果说南明诸臣皆愦愦，也不是事实。崇祯时代曾任大学士的魏德璟就曾上书，认为顺治帝年幼登基，诸位清廷贵族争权，李闯仓皇奔命，明朝大可乘机恢复中原，文武合力，逐次收拾旧山河。高杰、黄得功等武将，也曾想挥师北入河南然后进陕西，他们对朝中大臣向清朝示弱讲和之举大不以为然。
但是，当权文臣马士英、史可法的态度决定了南明的政策指向，这些人沉浸于“借清灭寇”、“南北分治”的梦想中，咬牙切齿想先灭掉“流贼”。他们不懂得，清朝才是南明最阴险、最凶恶的敌人。
由于南明政权在几个月内力图讨好清朝，不思进取，多尔衮风风火火加快了对农民军的军事行动，毫不顾忌地着力平灭李自成余部。
十月下旬，多尔衮传檄江南，派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统领汉人二王孔有德和耿仲明，共率两万多精兵，直往江南杀来。
多尔衮举兵的借口有三：第一，南明擅立福王。第二，南明不思“讨贼”，诸将拥众害民。第三，崇祯帝自缢，南明诸臣穴鼠思懦，无人臣之礼。
幸亏其间李自成大顺军对怀庆府展开猛攻，多尔衮忙令多铎进入河南与阿济格联手作战，这才给了南明小朝廷一次喘息的机会。
使臣碧血洒北京
——左懋第的凛然北行
马士英、史可法等弘光大臣定下“借清灭虏”基调后，明朝前都督同知陈洪范上疏弘光帝，“自告奋勇”，毛遂自荐，要替朝廷充当使臣，前往北京与清廷谈判。
弘光朝廷很高兴，陈洪范军将出身，与吴三桂有深厚交情，他主动地不惧生死作为使臣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