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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对他的欢迎。杰斯特罗又让他在这里工作，几天之内一切又恢复正常。仿佛那段波兰之行根本没有发生，他俩谁也没有下过山似的。在这寂静的万山丛中，战争的痕迹很少。只是不时缺少汽油造成一些困难。他们看到的米兰和佛罗伦萨的报纸都不谈战争。连英国广播公司广播的战争消息也很少。俄国进攻芬兰事件像中国发生地震一样遥远。
因为公共汽车不可靠，杰斯特罗让拜伦搬进来，住在别墅三楼上一间原来住女仆的房间，又窄又小，灰泥墙已经裂缝，天花板上满是印迹，下大雨时就漏雨。娜塔丽正好住在拜伦下边，二楼一间面向锡耶纳城的卧室。她对他的态度一直很特别。吃饭时，或一般逢杰斯特罗在场的时候，她总是若即若离。在图书室里，她甚至对他很粗鲁，工作好长时间一直闷声不响，他要问她什么，她就冷冰冰的，简单答复他两句。拜伦向来有自卑感，觉得自己引不起别人兴趣，也就把她这种态度看作理所当然。但是他始终怀念他们在波兰的那段友谊，而且奇怪她为什么对那段经历只字不提。他认为准是因为自己跟踪追到这里，惹她生气了。他又和她在一起了，这正是他要到这里来的原因，因此，尽管她态度粗暴，他依旧和一只狗与他脾气暴躁的主人重聚一样，非常满意。
第二部第22节 《赛马》
拜伦到达锡耶纳时，关于君士坦丁大帝的那本著作暂时搁浅，杰斯特罗要补充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最后一场赛马》的文章。他在谈到人种的时候，描绘了欧洲重新投入战争的一幅悲惨景象。这篇文章具有惊人的预见性，编辑部于九月一日收到时，正好德国在这一天进攻波兰。杂志发表了这篇文章，杰斯特罗著作出版人给他打海底电报。迫切希望他把这篇文章写成一本小书，并且说如果能够对战争结果表示些乐观看法（哪怕一点点）就更好。电报还提到可以预支一大笔版税。现在手边就是这项工作。
杰斯特罗在这个小册子里，发表了一通非常有气派、有预见性、胸怀很开阔的惊人议论。他写道：德国人可能再一次遭到失败；即使他们取得了世界的统治权，他们最终也将被他们的臣民所驯化和征服，像他们的祖先哥特人和汪达尔人被驯化成为基督教徒一样。狂热或暴虐的专制是有定数的。它是一种不断复发的人类的热病，最终注定要冷却，消退。而整个人类历史将永远朝着理性和自由前进。
杰斯特罗认为德国人是欧洲的不肖子孙，自私、任性、不实际，总是想方设法破坏各种形式的不稳定的秩序。阿米纽斯用武力粉碎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马丁路德破坏了天主教，现在希特勒又向建筑在陈旧、支离破碎的国家结构上尚且不稳定的欧洲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挑战。
杰斯特罗写道，欧洲的“赛马”，许多疯狂的民族主义小国家在一小块人口稠密的陆地上展开竞争，于是一个三面环海、一面与亚洲接壤的大型的锡耶纳支撑不住了。因为锡耶纳只有一家自来水公司，一家动力公司，一套电讯系统，一个市长，而不是按照所谓鹅、毛毛虫、长颈鹿等十七个伪独立区域搞十七套，因此，欧洲照一般常识理解的统一条件成熟了。希特勒这个具有天才的坏家伙看到了这一点。他怀着一股条顿族的狂热开始着手残酷地、错误地破坏旧秩序，但重要的是他在本质上是正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最后一场赛马。不管哪一方在这场愚蠢的、血淋淋的赛马中取胜，欧洲都将出现一个不像过去那样生动活泼，但却更富于理性、更稳固的结构。也许这一痛苦而健康的过程会变成全球性的，整个世界将最终联合起来。至于这一闹剧中的反派角色希特勒，也许会被追击，像麦克白斯一样惨遭杀害，也许他会取得胜利，那么他也将最终倒台或死亡。但是，星球将继续存在，地球也将继续存在，人类追求自由和彼此间兄弟般了解与友爱的愿望将永世长存。
当拜伦用打字机打出反复阐述这种意见的草稿时，他想，如果杰斯特罗不是在这座俯瞰锡耶纳全景的幽静别墅里，而是在华沙度过炮火连天的九月，不知他是否会写出如此胸怀开阔、如此乐观的作品。他认为《最后一场赛马》里不恰当的空洞议论太多。但是他没有说出来。
娜塔丽每星期都收到一两封莱斯里斯鲁特的信。她对这些信已经不像春天时那样激动了，那时她总奔到卧室去看信，回来时不是满面春风，就是眼泪汪汪。现在她就坐在书桌旁边，把空行空得很宽的打字信随随便便看一遍，就往抽屉里一塞。有一个下雨天，她正在看信，拜伦在打《赛马》一书的稿子，只听她说了声：“天哪！”
拜伦抬起头来问：“什么事？”
“没什么，没什么，”她说着，脸色绯红，激动地摆着手，弹着信纸。“对不起。什么也没有。”
拜伦又继续工作，很吃力地辨认杰斯特罗写得很潦草的一句话。教授的字迹很难认，经常漏写字母或单词。他写的S和O很少封口。有些蓝墨水写的花花哨哨的字就需要人去猜测它的意思。娜塔丽能辨认，但是拜伦不喜欢她那副屈尊俯就的勉强样子。
“唉！”娜塔丽通地一声往椅上一靠，盯着那封信。“勃拉尼？”
“什么事？”
她咬着饱满的下嘴唇，犹豫起来。“我实在没办法。我得跟人说说，而你又在我身边。你猜我这只发烧的小手里拿的什么？”她把信纸弄得沙沙响。
“我知道你拿的什么。”
“你以为你知道，”她顽皮地一笑，“我来告诉你。这是莱斯里曼逊斯鲁特先生向我求婚的信，他是牛津大学罗兹奖学金获得者，一位发迹的外交官，一个捉摸不透的单身汉。你觉得怎么样，拜伦亨利？”
“向你道喜。”拜伦说。
这时，娜塔丽桌上的铃响了。“呃，我的天。勃拉尼，劳驾你去看看埃伦杰斯特罗有什么事。我已经晕头转向了。”她把信朝桌上一扔，把细长的、雪白的双手插到头发里。
杰斯特罗博士在楼下书房里，围着毯子坐在火旁的一张长躺椅上，下雨天他就经常呆在这个地方。他对面的扶手椅里，坐着一个胖胖的、面色苍白的意大利官员，穿着一身黄绿色制服，一双黑色半筒靴，正在喝咖啡。拜伦从来没见过这个人，也没见过这种制服。
“呃，拜伦，你让娜塔丽把我的居住身份证明材料找出来好不好？她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杰斯特罗又对那位官员说：“你要看他们的证件吗？”
“今天不看了，教授。只要您的。”
娜塔丽正在重新看信，看见他进来就抬头咧嘴一笑。“呵，他有什么事？”
拜伦告诉了她。她脸色阴沉下来，从皮包里拿出钥匙，把书桌旁边的一个钢制小文件柜打开。“拿去吧，”她递给他一个用红带子捆着的吕宋纸夹。“会有什么麻烦吗？要不要我下去？”
“最好等叫你，你再来吧。”
他下楼梯的时候，听见书房里传出一阵笑声和兴高采烈的说话声。“呃，谢谢你，拜伦，”当他走进去时，杰斯特罗改用英语说。“就放在桌上吧。”他随后又用意大利语接着讲上星期一有只驴子闯进花园，把一小块菜地里的菜全踩坏了，把一章稿子也嚼碎了。那位官员系着皮带的肚皮笑得直发颤。
娜塔丽又在图书室里开始打字。斯鲁特那封信已经不见了。
“看起来，不会有什么麻烦。”拜伦说。
“那就好。”她平静地说。
吃晚饭的时候，杰斯特罗博士很少说话，吃得也比平时少，还多喝了两杯酒。他们在这里日复一日，周而复始，过着清一色的单调生活，因此多喝一杯酒就是一件大事，第二杯酒简直等于一枚炸弹。娜塔丽终于说：“埃伦，今天那个人来干什么？”
杰斯特罗正在发呆出神，这时醒悟过来，轻轻摇摇头。“很奇怪，又是朱瑟普。”
朱瑟普原来是花匠的助手，埃伦新近把他辞掉，他骨瘦如柴，又懒又笨，是个老酒鬼，长着一头黑色鬈发，一只通红的大酒糟鼻。就是朱瑟普把大门开着，结果让驴子闯了进来。他总是干这种坏事。因为稿子扯碎了，菜地被踩坏，杰斯特罗气得要命，两天不能写东西，而且消化不好。
“那个官员怎么知道朱瑟普？”拜伦说。
“怪就怪在这里。他是从佛罗伦萨外侨登记局来的，他还谈到朱瑟普有九个孩子，现在找工作很困难等等。一直等到我答应重新雇他，才算了事。他得意扬扬地笑着，把登记表还给我。”杰斯特罗叹了一口气，把餐布放到桌上。“这些年我一直跟朱瑟普打交道，老实说，我也不在乎了。我有点累了。告诉玛丽亚把我的水果和奶酪送到书房去。”
教授走后，娜塔丽说：“咱们把咖啡端到我房间去喝吧。”
“好，太好了。”
她从来没有请他到她房间去过。有时候他在上边自己房间里能听到她在房间里走动，那是微弱可爱、撩人心怀的响动。他怀着激动的心情随她上楼。
“我住在一个大糖盒里，”她打开一扇笨重的门，难为情地说，“你知道，埃伦买这所房子的时候，是连家具一道买下来的，而且保留女主人原来的样子。对我实在显得可笑，但是……”
她打开一盏灯。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刷成粉红色。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