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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会了对事情别太认真，并把我的希望贴上封签然后搁到难以企及的高架上。我告诉自己在那些希望里实在是没什么东西的，由此来避免深度失望的伤害。这种伤痛并不比打针时的快速刺痛更糟，然而想起这总会让我再次头疼起来。真不知是怎么回事，作为一个孩子，我怎会知道我本该得到她更多的爱呢？是不是每个人生来就拥有一个深不可测的感情储存呢？
所以，我当然是不想邝来作我的姐姐的。恰巧相反，这还正是我为什么要在妈妈面前极力显得高兴的原因。这是一种反向逻辑的曲解形式：如果希望永远不会实现，那么就希望你所不想要的东西。
妈妈说，一个大姐姐就是较大的一个我，又可爱又漂亮，只是更像中国人，而且能帮我做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于是我想象的就不是一个姐姐，而是另一个我，一个年龄大一点儿的我——手舞足蹈，穿着轻柔合身的衣服，有着令人哀伤可又使人着迷的生活经历，就像是在《梦断城西》——这部片子我五岁时就看过——里饰演女主人公玛利亚的著名女明星纳塔莉·伍德，只不过这个纳塔莉·伍德眉梢是吊起的。只是到了现在，我才明白我和母亲都是按着那些拿腔捏调地说话的女演员在塑造我们希望的模特儿。
有天晚上，母亲在把我塞进被子里之前，问我是不是要做祈祷。我知道做祈祷意味着说一些别人想听的好话，而我妈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就祈求上帝和耶稣能帮助我成为好孩子，接着我又说由于我妈妈一直都在念叨，我希望我的姐姐很快就会到来。当我说“阿门”时，我看到她满脸是泪，但又骄傲地笑着。就在我母亲的眼皮底下，我开始收集给邝的欢迎礼物：我的口蒂婶婶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的围巾、我在圣诞节收到的香橙花科隆香水儿、腻牙的万圣节糖果，并把这些变质和发着怪味儿、东拼西凑的东西以一副可爱样儿放进妈妈标着“给奥利维亚的大姐姐”的箱子里。我深信由于自己已经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好孩子，所以妈妈不久就会认识到我们并不需要另一个姐妹。
母亲后来告诉我的兄弟们要找到邝是多么的困难。“在那些日子里，”她说，“你不能就这么写上一封信，贴上邮票，而后寄到长鸣去。我不得不闯过成堆的官样文章，填写数十份表格。并没有多少人愿意打破常规来帮助某个来自共产党国家的人。贝蒂婶婶认为我简直是在发疯！她对我说：‘你怎么能去收养一个几乎已经成年，而且不会说一句英语的女孩呢？她将无法分辨对与错或左与右。’”
书面工作并不是邝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必须克服的唯一障碍。在我父亲去世两年之后，妈妈嫁给了鲍伯·拉贾尼。凯文现在称之为“在我们母亲与外国移居者的约会史中的一个偶发事件——那只是因为她以为拉贾尼是个墨西哥人而不是意大利人。”妈妈随了鲍伯的姓，从而使得我的兄弟和我的姓名也以拉贾尼结束——当我嫁给了西蒙后，我是很高兴地把它改成了毕晓普。问题在于鲍伯首先就绝不愿邝来，而妈妈一般总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任何人的。在他们离婚以后——那时我正读大学——妈妈告诉了我鲍伯是如何就在结婚之前对她施加压力以取消为邝搞的那些文件。我认为她曾打算这样做并把此事给忘了。但是她是这样告诉我的：“我观察了你的祈祷，你看上去是那样的可爱和忧伤，祈求着上帝：‘请给我送来中国的姐姐吧。’”
邝来到这个国家时，我已大约六岁。我们在旧金山机场的海关区域等待着邝。贝蒂婶婶也在那儿。我的母亲是既紧张又兴奋，嘴里不停地唠叨着：“听着，孩子们，她可能会害羞，所以不要跳到她身上去……她会像竹竿一样的皮包骨头，所以我不允许你们任何人嘲笑她……”
当海关官员最终护送邝进入我们等待着的大厅时，贝蒂婶婶指着说：“那就是她，我告诉你们那就是她。”妈妈则摇着头。这个人看上去就像一个奇怪的上了年纪的夫人，圆胖矮小，完全不像妈妈所刻画的那个饥肠辘辘的流浪儿童，或者像我心目中那个魅力四射的十多岁的姐姐。她穿着一件灰褐色的长袍，宽大的棕色脸孔两边垂着粗大的辫子。
邝压根儿就不害羞。她扔下她的包，挥动手臂大声喊叫着：“哈罗！哈罗！”她一边仍在呵呵大笑，一边蹦跳着尖声呼叫，就像我家的一条新狗在我们把它放出汽车房时的举动一样。这个全然陌生者一头倒进妈妈的怀抱，然后是父亲鲍伯的怀里。她抓住凯文和汤米的肩膀而后摇撼着。当看见了我时，她变得安静了，蹲到大厅的地板上，向我伸出了她的两只手臂。我拽拉着母亲的裙子，“那就是我的姐姐吗？”
妈妈说：“瞧，她有着和你父亲一样厚厚的黑发。”
我仍然还保存着贝蒂婶婶当时拍的照片：头发鬈曲的妈妈身穿一套马海毛服装，脸上闪着一抹古怪的笑容；我们的美籍意大利人、继父鲍伯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凯文和汤米戴着牛仔帽在做鬼脸；邝的手搁在我的肩膀上，咧着嘴笑着；而我则穿着质地轻薄的聚会服装，手指头塞在正哭喊着的嘴里。
我在哭泣是因为就在拍照片之前那一片刻，邝给了我一件礼物。那是个草编的小笼子，她从她大衣宽大的袖子里抽拉出来，骄傲地递给了我。我把它凑到眼前，透过草编空隙窥视着里面。我见到的是一个六条腿的怪物：青草般绿色，长着锯齿样的嘴颚，突凸的眼睛，眉毛则是一条鞭子样的东西。我尖声叫了起来，飞快地扔掉了小笼子。
回到家，邝把那只关着已经失去了一条腿的蚱蜢的笼子挂在了那间从此开始我与她合用的卧室里。一等夜幕降临，那只蚱蜢就开始唧唧唧地鸣唱起来，声音响亮得就像是警告人们让开路的自行车铃声。
从那天开始，我的生活完全变了样。对于妈妈来说，邝是个心灵手巧的保姆，甘心情愿、能干利落且不用花钱。在我母亲离开一个下午去美容厅或与她的女友去逛街之前，她会告诉我去粘着邝：“做个乖乖的小妹妹，给她解释任何她所不懂的东西，好吗？”于是每天放学后，邝就拴在了我身上，我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等到了读一年级的时候，对于大庭广众之下的羞辱和丢脸我已经是熟捻有余了。邝问了那么多笨拙的问题，以至于整个街区的孩子都认为她是来自于火星的人。她会说：“麦当劳是什么？”“泡泡糖是什么？”“这个突眼水手是个什么人？为什么一只眼睛没了？他是强盗吗？”甚至连凯文和汤米都笑了起来。
由于有邝的陪伴，我的母亲就能无忧无虑地延续着她与鲍伯的蜜月状态。当我的老师给妈妈打电话，说我在发烧时，是邝邝来到看护员的办公室把我带回家；当我在溜旱冰时摔跤后，是邝给我包扎的手肘；她给我梳辫子，为凯文、汤米和我准备午餐，还试着教我唱中国的儿歌；当我掉了一颗牙齿时，是她来安慰我；我洗澡时更是她来用洗澡布擦拭我的后背。
我本是应该对邝感恩戴德的：我总是能够依赖着她，而她最喜欢的也莫过于伴在我身边。但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我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因为她替代了我母亲的位置而恨着她。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想要摆脱邝的那个日子。那是夏天，在她来后没几个月，邝、汤米以及我正坐在我家前门的草坪上，百无聊赖地打发着时间。凯文的两个朋友偷偷地溜到我们房子的边上，打开了喷淋浇水系统。我的兄弟和我都听到了喷淋浇头的喷吐声和水在管道里涌流的汩汩声，于是我们就在十几只喷头刚要喷洒出水来之前撒腿跑开了。然而邝却只是站在那儿，全身淋得湿漉漉的，一边还在惊奇刹那间居然会有那么多喷泉从地下喷发出来。凯文和他的朋友是哄笑着，我则叫道：“这样不好。”
然后凯文的朋友，一个时髦漂亮、所有的小女孩儿都会钟情的二年级学生对我说：“那个傻乎乎的中国佬是你的姐姐吗？嘿，奥利维哑，那是否意味着你也是个傻乎乎的中国佬？”
我是如此的气急败坏，以至于叫喊道：“她不是我的姐姐！我恨她！但愿她回中国去！”汤米后来把我所说的这些话告诉了鲍伯爸爸，鲍伯爸爸说：“露易丝，你最好管教一下你的女儿。”我母亲摇摇头，一副悲伤的样子，“奥利维娅，”她说，“我们从来不恨任何人。‘恨’是个可憎的字眼儿，就像伤害别人一样，它也会伤害你。”当然喽，这只是使得我更加恨邝了。
最糟糕的事情是与她一起合用我的卧室。在夜间，她喜欢拉开窗帘，让路灯的灯光倾注到我们的房间里。我们并排着躺在两张配对的床上，在这“美丽的美国月亮”——就如她说的——下，邝会叽里咕噜地用中国话闲聊。我假装睡着了，而她则继续在说话；当我醒来时，她会仍然在唠叨。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成为家里唯一一个懂中文者的原因。邝把中文传染给了我。在我睡觉时，我通过自己的毛孔吸收了她的语言。她把她的中国奥秘挤压进了我的大脑，改变了我对世界的思维方式。不久，我甚至做起中国式的噩梦来了。
作为交换，邝也从我这儿学到了她的英语——按照我现在的看法，这也许就是她从未能说好英语的原因。我并不是一个热心的教师。有一次——当时我七岁——我还对她玩过一个卑劣的把戏。我们当时正躺在一片漆黑中的床上。
“利比—阿，”邝说。然后她用中文问道：“我们今天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