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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个人怎么可能知道她什么时候死亡呢？而且即使你知道，你又能够改变什么呢？你能敲开更多的蛋以避免后悔吗？或许你会伴着胃痛而死的。
总之，利比—阿，既然我想到了这些，我就没有了后悔。我倒是高兴我没有吃掉所有的蛋，现在我就有某些东西可以给你看了。不久我们就能够把它们掘出来，你和我可以尝尝那些留下来的蛋。
第十三章 少女的心愿
到中国的第一天早晨，我在桂林宾馆那黑暗的房间中醒来，隐约看到一个黑影斜靠在我的床边，以杀手般的专注凝视着我。在几乎惊叫出声的一刹那，邝用中文发话了：“睡到你自己那边，一这就是你睡相不好的原因，从现在起，你必须平躺着睡觉，还要持锻炼。”
她揿亮电灯，双手按在屁股上，一边像个六十多岁的体操教练一样扭动着腰肢，一边继续着她的说教。我真不知道她在我的床边呆了多久，在等待我醒来，她好奉献这些最新的建议，她的床早就整理好了。
我看了看手表，一腔不快地说：“邝，现在才早晨五点。”
“这是在中国，别人早起床了，只有你还在睡。”
“你别再说了。”
我们到中国还不足八小时，而她已经在控制我们的生活了，这是她的地盘，我们必须依她的规则行事，说她的母语，她现在是在中国的天堂。
她笑着抓起我的毯子：“利比—阿，快起来，我要去我的村于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我要看看大妈惊愕得张着大嘴说不出的样子：‘我想我把你赶走了，怎么又回来了？’”
我们住在桂林的喜来登饭店，紧挨着漓江，邝打开窗户，外面依然黑蒙蒙的，“眼眶”的声音传来，像是置身一家喧闹的理发店我走向窗边，看到下面的小商贩们蹬着三轮车，一边按铃，一边彼此招呼。车上的篮子里装满了送到市场去的谷物、瓜果和蔬菜，大街上穿梭着自行车和汽车。工人和学生——好像整个世界都在喊喊喳喳，嘈嘈杂杂，让人感觉已经到了中午时分。一辆自行车的把手上挂着四个巨大的猪头，绳索从鼻孔穿过，白色的嘴巴上残留着僵死的笑意。
“你看”，邝用手指了指街边一个用低矮的灌木隔开的小摊，“我们可以在那儿吃早饭，又便宜又好，比花九美元在饭店里可好多了，这有什么，炸面包圈，橘汁，成肉，谁要吃这些？”
我想起旅游指南上的忠告，街头小吃的食品通常不够卫生：“九美元，也不能算贵。”
“什么？你可不能这样想。现在我们是在中国，九美元不是小数目，这可是一星期的工资啊！”
“是的，可便宜的食物也许会不干净。”
邝向窗外一指，说：“你看看，这么多人在这儿，他们食物中毒了吗？如果你想拍到中国美食的照片，你必须尝尝真正的中国美食，只有让美味浸入你的舌头，融进你的胃中，你才能发自内心地感觉到那份享受，当你拍照片时，这种感觉就会从你内心喷薄而出，而人们只要从你的照片上就会尝到那美妙的滋味。”
邝是对的，谁会抱怨我带回家中了几只寄生虫呢？我匆匆穿上衣服，冲向走廊，敲响了西蒙的房门。没想到他立刻就打开了房门，而且已经衣冠楚楚，“我睡不着，’他说。
五分钟后，我们三人来到大街上，穿梭在一个个食摊中，这些食摊有的装置了便携的煤气灶，有的摆着临时的烧烤架。食摊前，食客们蹲成一个半圆圈，吃着面条和汤团。我的身体因疲劳和兴奋而极度紧张。邝指了指一个小贩——他正在一个圆形的油锅里拨弄着薄煎饼，“给我来三张。”她用中文说道。那小贩用黑黢黢的手递上了三张烙好的煎饼，我和西蒙接过这灼烫的煎饼，忍不住一面尖叫，一面像魔术师一样把煎饼在手上颠上倒下。
“多少钱？”邝拿出了她的钱包。
“六元。”小贩说。
我算了一下，还不到一美元，真是便宜透顶，可在邝看来，这简直相当于敲诈。“哇！”她指了一下旁边的食客，“你卖给他只要五毛钱一张。”
“那当然！他是本地人，你们三个是游客。”
“你说什么，我也是本地人。”
“你？”小贩嘟囔着又瞟了她一眼，“你是哪里人？”
“长鸣人。”
小贩吃惊地扬起了眉毛，“真的，那你在那儿都认识什么人？’
邝报出了一串名字。
小贩几乎跳了起来：“吴泽民？你认识吴泽民？”
“那当然，小时候我们在一条街上作邻居，他现在怎么样？我们三十年没见面了。”
“他女儿是我儿媳妇。”
“你别胡说。”
小贩笑了：“这是真的，两年前结的婚，我老婆和我娘都反对这门婚事，就因为这姑娘是长鸣人。这是他们乡下人的老脑筋，认为长鸣人不吉利。我可不这样，我早不信这套了。现在他们已经有孩子了，去年春天生的，一个女孩，可我不在乎。”
“真不敢相信，吴泽民已经当祖父了，他现在怎么样？”
“和老婆离婚了，大概二十年前吧，因为反革命思想他被送了牛棚。他们把他整得够呛，可他没有屈服。后来他又娶了个女人，叫杨玲芳。”
“这不可能！他老婆是我中学同学的妹妹，我真不敢相信，在心目中，她是个温柔的小姑娘。”
“早就不温柔了，她得了皮肤角化病，粗糙得像牛皮一样，吃不少苦头，让我慢慢告诉你。”
邝和小贩继续着他们的交谈，而我和西蒙则吃起了晨曦中热气蒸腾的薄煎饼，煎饼的味道介于炸面包圈和煎蛋饼之间。到我们吃完的时候，邝和小贩已经俨然一对老朋友了，她答应代小贩问候家人和亲朋，小贩则向她建议租车时如何还个好价钱。
“好了，老哥，”邝说，“我要付多少钱？”
“六元。”
“啊！还要六元？太贵了，太贵了，我只付二元，不能再多了。”
“那就付三元吧。”
邝嘟囔了几句，付了钱。走开几步后我悄悄向西蒙耳语道：“这个人说长鸣是个不祥之地。”
邝听到了我的话：“唉，这不过是个故事，老掉牙了，只有傻瓜才会认为长鸣是个不祥之地。”
我把话译给西蒙，转问道：“什么方面不吉利？”
“你别问。”
我还想坚持让邝告诉我，西蒙却在这时发现了我拍照的绝好机会——这是一个露天的农贸市场，清一色的柳条筐里放满了厚皮沙田抽、干豆、桂花茶、辣椒等。我连忙拿出尼康相机拍了起来，西蒙则在一旁作着笔记。
“辛辣早餐蒸腾出的缕缕白汽与晨雾交织在一起，”西蒙大声说着，“嘿，奥利维亚，你该以这个角度取景，拍下那些乌龟，这些乌龟可真够大的。”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到我的肺叶里充满了祖先的鼓励，似乎他们仍然活在世上。由于我们是在昨天晚上到的，还没能来得及观赏桂林的风景：那些拔地而起的喀斯特山峰，神奇的溶洞，以及许多旅游指南上列出的景点。中国人以此把桂林称作“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我对广告一向颇多怀疑，倒是想把我的镜头更多地对准中国人生活中平凡和单调的方面。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到处都挤满了衣着光鲜的当地人和穿得鼓鼓囊囊的西方人，就像旧金山的橄榄球队在超级碗体育场刚刚获胜后的情形一样。环绕着我们的是自由市场叫卖的喧嚣声，市场上的东西无所不包：各种小工艺品，福利彩票，股票认购证，T恤衫，手表，印着非法商标的箱包等。这里还有各种为旅游者准备的纪念品，毛泽东像章、胡桃木雕刻的十八罗汉，塑料制成的胖瘦两种样子的如来佛等。似乎中国在推销自己的文化与遗产时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污染，诈骗，假冒商品，混乱的市场上人们在购买世界上人人都有却并不需要的东西。
西蒙悄悄走到我旁边：“这里既让人感到兴奋，同时也让人厌恶，”接着他又说，“不过我还是很高兴来这里。”我不知道他是否也在指和我在一起。
举目眺望，可以看到那些奇绝的山峰，如同史前鲨鱼的牙齿，它们是各种各样的中国挂历或卷轴中陈旧的主题，但镶嵌在这些远古的石峰中的却是高层建筑的灯光，建筑的外墙由于工业污染而污渍斑斑，楼上的广告牌闪烁着艳俗的金色或红色字符。在高楼之间是许多低矮的建筑，年代稍显久远，墙体涂着一种廉价的绿色涂料，不时可以看到一些战争前遗留的旧房子以及临时搭起的垃圾场。桂林给人的整个印象，就像是一张俊俏的脸庞配上了媚俗的口红，豁裂的牙齿，且因周期性的病痛而显得积重难返。
“噢，我的天，”西蒙悄声说，“如果桂林就是中国最美丽的城市，我可不愿去那个叫长鸣的狗屁村子。”
我们追上了邝。“大不一样了，一切都变了，”她的声音中充了怀旧之情，她一定是对桂林在过去三十年的巨变感到伤感不已，谁知她接下去却满怀骄傲地大声说：“进步可真快，比过去真是好多了。”
前面有两座高地，我们登上了这块城中的高地，发现了一个绝佳的拍摄场景：鸟禽市场。大树的枝权上悬挂着上百只装饰讲究的鸟笼，里面有善于鸣唱的金翅雀，从国外引进的羽翼斑斓的鸟、火翼鸟、扇尾鸟。摆在地上的笼子里则是些大禽，也许是鹰或鹞之类，漂亮而优雅，有着令人生畏的爪和喙。这里也有普通的家禽——鸡和鸭——事先已由稻草捆住。把它们放在那些美丽而舒服的鸟禽的背景下拍出的照片，应该会为杂志上的文章平添光彩的。
在拍了大约一卷半胶片时，我发现有个男人在冲我打招呼，他一边发着嘘声，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