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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最终单独呆着时，我整理了我的胶卷袋，检查它们有没有受潮。这该死的天气！是那样的潮湿和寒冷，即使穿着四件衣服，我的皮肤还是感到冷冰冰湿腻腻的，我的脚实际上都冻得麻木了。为什么我过去要让骄傲凌驾于温暖的衣服之上呢？
在我们起程前往中国之前，西蒙和我讨论过我们应该带些什么。我收拾了一只大衣箱，一只野营用具袋，还有我的照相包。西蒙说他有两只便携箱包，接着他刺激我说：“顺便说一句，可别指望我来帮你拿你拿不了的箱子。”我驳斥说：“谁要你拿了？”于是他用另一种嘲讽的口气回击说：“你从来不要求，你只是期望。”在他说了这样的话以后，我决定我不会让西蒙来帮助我的——即使他坚持也罢。就像个面对着一群死牛和一片要穿越的沙漠的拓荒者，我久久地、严厉地审视着我的旅行用品。我决定削减我的行李以达到自力更生：一只有轮子的便携箱子和我的照相包。我把不是绝对必需的所有东西都给扔了出去：便携式CD机和CD唱片、脱毛剂、皮肤上色剂以及回春霜、吹风机和护发剂、两双裹腿和与之配套的及膝上装、一些我存放的内衣和袜子、几本我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直打算阅读的小说、一口袋梅脯、三卷卫生纸中的两卷、一双羊毛绳靴子以及最令人悲伤的删减——一件紫色的羽绒背心。在决定什么该进入我所留出的空间时，我赌的是热带的天气，希冀的是偶尔晚上能去看的中国戏剧，我甚至都没有问一下那儿是否有电。
所以，在那些我塞进那小小的衣箱里而现在一见就后悔的东西中，就有两件丝绸背心、两条牛仔短裤、一个蒸汽熨斗、一双凉鞋、一条游泳衣以及一件霓虹色的丝绸夹克。而唯一我将穿着那些服饰去看的戏剧是在我自己的小院里上演的肥皂剧。不过我总算还带了防水背心：小小的安慰，大大的悔恨。我渴望着羽绒背心，就像个漂浮在海上的人神智昏迷地梦想着水一样。温暖——我会为之不惜一切代价的！这天气该死！还有穿着羽绒衫美得乐滋滋的西蒙也该死！
他的羽绒衫——已经湿透，水淋淋的，一点也保不了暖。就在我离开他以前，他在发抖，我想那时他也正气得要命。现在我在疑惑——哦上帝！——体温过低的征兆是怎样的？一抹关于寒冷和生气的模糊记忆掠过我的心头。那是什么时候，是五年还是六年以前？
我正在一间急救室里拍照片——是一件为医院的年度报告搞些激动人心的穿插的平常事儿。这时一队医辅人员用轮椅推进来一个穿着褴褛、小便失禁的妇女。她的话音含糊不清，抱怨说她身上烧了起来，必须脱掉一件她并没有穿着的貂皮大衣。我估计她是喝醉了或是处于吸毒谵妄状态中。然后她就开始痉挛起来。“拿电击去纤颤器来！”有人喊叫起来。我后来问其中的一个护理我该用什么解说词——心脏病发作？酒精中毒？“写上她死于一月，”那护理愤怒地说。由于我不懂他说的意思，他又说：“那时是一月份，天气寒冷，她死于体温过低，就像那个月里的其他六个人一样。”
西蒙不会发生那样的事。他身体健康，而且老是过于暖和。当别人都要冻僵时，他却把车窗摇了下来，而且连问都不问一声。他就是那样的不替别人着想。他老是让别人等着，甚至都不想想别人会着急。他任何时候都会在你面前出现，脸上则带着他那令人恼怒的笑容，而我则会因为没有理由的担心而被嗤之以鼻。
在花了五分钟时间企图用这些事说服自己后，我跑到大会堂去找邝了。
在第二座牌楼的通道处，邝和我发现西蒙的羽绒衫就像一具折断的尸体似的萎颓在地上。我告诉自己不要啜泣了：哭泣意味着你在期待最糟糕的事。
我站在通往那条深沟的岩棱顶部，往下望去，搜看着动静。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各种各样的情景：西蒙现在已处于谵妄状态中，正衣不蔽体地在深沟里徘徊；岩石从峰顶滚落下来；那个年轻人——根本就不是个牧牛人，而是个当今日子里的土匪——正在偷西蒙的护照。我脱口对邝说：“我们碰到过一些小伙子，他们朝我们尖叫；后来那个带着牛的家伙，他骂我们是浑蛋……我很紧张，有点儿控制不住自己，而西蒙……他试图显得不在乎，但是后来也发作了。而我说的话，呃，我并不是那意思。”在都是穹隆的沟壑里，我的话听着就像是忏悔词，同时又显得空空洞洞。
邝安静而悲伤地听着，并没有说什么以消除我的内疚，也没有用虚假的乐观来鼓励我一切都会好的。她打开杜丽丽坚持要我们带来的行囊，把充气垫子铺到地上，充满气，再放好小小的野营炉子和一个补充燃料筒。
“如果西蒙回到大妈的家里，”她用中文推理说，“杜丽丽会派人来告诉我们的。如果他来到这个地方，你在这就可以帮他暖和起来。”她打开了她的雨伞。
“你上哪去？”
“到周围稍稍看一下，仅此而已。”
“如果你也不见了那怎么办？”
“没有问题，”她告诉我，“这是我童年时的家，这山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个起伏转弯，我都像老朋友一样的熟悉。”她跨步出去，走进了蒙蒙细雨中。
我向她叫道：“你要去多少时候？”
“不会很长时间，可能一个小时，不会再久了。”
我看了一下表，几乎已经四点半了。到五点三十分，那金色的半个小时将来临，但是现在的暮色却吓坏了我。到六点，天将黑暗得无法行走。
在她离开以后，我在牌楼的两个门口之间踱来踱去。从一边望出去，什么也没看到，再看另一边，也是一无所见。你不会死的，西蒙。那是宿命论的胡说八道。我想起了那些战胜了命运的人：一个在斯奎山谷失踪的滑雪者，他在雪中挖出一个洞，三天以后被救了出来；那个被陷落在浮冰块上的探险家——是叫约翰·穆尔吧——为了不冻死，整夜都在蹦跳个不停；当然了，还有杰克·伦敦关干一个遭逢到暴风雪的男人的故事，他努力想用湿的枝叶燃起一堆火来。但是接着我记起了结尾：一大堆雪从头上的树枝间坠落下来，熄灭了他在下面的希望之火；然后另一个结尾又涌上心来：落入陷阱中的滑雪板者第二天早上被发现已经死了；那个某一天在意大利和奥地利边界处坐下来休息的猎人一直要到数千年以后春雪融化时才被人发现。
我试图以冥思来挡住这些令人消沉的念头：手掌摊平，心灵敞开。但是我所能想到的却只是我的手指感到那么的冷，西蒙是否就处于那样的寒冷中呢？
我想象自己就是西蒙，站在这同样的牌楼里，由于我们的争吵而浑身发烫、肌肉绷紧，对什么都是一触即发。我以前见过这样的事：当得知我们的朋友埃利克在越南被杀死了后，他独自一人漫步走了出去，结果在树林中绕来绕去地迷了路；在我们拜访几个住在乡村的朋友之朋友时，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有个人开始讲一个种族主义的笑话，西蒙站起身来，宣称说那个家伙是昏了头了。那一次，我对他弄出这样一个场面后撤下我一个人去平息事端，也感到非常生气。但是现在，回想起这种时刻，我对他却产生了一种悼念性的钦佩。
雨已经停了，那也是他必定在看的。“嘿，”我想象他在说，“让我们再查看一下那些石头。”我出去走到那块岩棱上，往下看去。他不会像我那样胃里翻腾地看陡壁，也不会看出有那么多种能砸得你脑壳迸裂的法子，他只会沿着山径走下去。所以我也这样做了。西蒙是往这边走的吗？走到一半，我回头看看，然后又扫视着四周。到这地方没有别的路，除非他把自己扔过那块岩棱，摔到七十英尺下的谷底去。西蒙不是自杀，我对自己说，除此之外，要自杀者在他们那样做之前会谈起自杀的事。接着我记起了在《记事报》上读过的一篇报道：一个男人把他的新轿车停在高峰期间的金门大桥上，然后翻过栏杆跳了下去。他的朋友们表达了他们通常的那种震惊和不相信，“上个星期还在健康俱乐部看到过他。”据报道有个人这样说，“他告诉我他有两千股在股价十二元时买的英特尔公司的股票，现在已涨到七十八元了。伙计，他在谈的可是未来呢。”
面对那条沟壑的底部，我察看了一下天空，看看到底还有多少光线留着。我看到许多黑色的鸟就像蛾子一样的振翼飞着，它们突然坠落下来，然后又拍打着翅膀腾飞上去。它们发出尖锐、音调极高的噪音，是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生物所有的声音。蝙蝠——就是它们！它们必定是从洞穴中奔突出来的，现在正在昆虫活跃的暮色中进行着猪食飞行。我在墨西哥看到过一次蝙蝠群——侍者把它们叫做蝴蝶群，以便不会吓坏那些旅游者。那时我不害怕它们，现在也同样不害怕它们。它们是希望的预兆，就像给诺亚带去树叶枝条的鸽子一样受欢迎。救星就在附近，西蒙也在附近。或许那些蝙蝠翱翔出游是因为他进入了它们的躲藏处，打搅了它们头下脚上的睡眠。
我循着崎岖不平的小径走去，想去看看那些蝙蝠来自何处，又归于何地。我的脚滑了一下，扭了脚踝，于是拐着脚走到一块岩石边坐下。“西蒙！”我希望我的喊叫能像在圆形剧场里一样传播开去，但是这哭喊却在那沟壑的空虚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至少我不再感到寒冷了：在这下面几乎没有一丝风，空气是静上的，沉重得几乎让人窒息。这有点奇怪：不是说这风该吹得更急吗？在那本西蒙和我做的有关议案（一个反对曼哈顿化——即伯努利效应，也就是林立的摩天大楼如何造成风道，因为空气在经过比较小的空间时会减弱压力而增加速度——或者是增加压力？）的小册子中不就有着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