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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阿，你看。”
邝给了我一本手工装订的书。书的封面是用松软的墨色小羊皮做的，上面以凸出的歌德字体写着《我们的食物》，字母的底部有着金边的痕迹。当我翻过封面时，一些衬页碎裂下来。我从里面暴露出来的皮革看出，这现在已褪色的封皮曾经是暗紫色的，是一种使我记起孩提时代的一幅《圣经》图画——容貌粗野的摩西，背依紫色的天空站在一块巨大的砾石上，在一群头戴穆斯林头巾的异教徒面前打砸着书简板。
我打开这本书。在一张书页的左面是一条排版排得皱皱巴巴、高低不平的箴言：“相信上帝会把我们从魔鬼的诱惑中解救出来。如果你们始终不忘圣灵，你们将无比的完美。”在相对的一页上则是印刷字体：“虔诚教友角。”在它的下面则是到处墨污斑斑的涂鸦之体，列出了一个奇特的单子：“霉豆子、臭萝卜、鸦片叶、猪草、牧羊人的袋子、草文、臭白菜、干种子、豆荚、木头般的竹子。大多数要冷了才吃或是浸浮在大量难以忍受的海狸油里的。上帝保佑。”随后的书页上也都是同样的对列内容：与渴望和拯救、欲望和满足相联系的基督教徒的灵感，其对应的是“虔诚教徒角”的食物单子。很显然，这本杂志的拥有者发现这是亵渎神灵的，但却颇为适合那种异教徒的幽默。西蒙看到这准会喜欢，他能够把它用在我们的文章里。
“听着，”我大声读给邝听，“狗肉排、油炸鸟、炖海参、蚕蛹以及蛇。为尊贵的客人准备的盛宴。看来以后，我可是要尽力使自己插下一点了。”我放下那本杂志，“我不知道海参是什么。”
“内利”
我抬起头来，“海参的意思是内利？”
她放声大笑，轻轻地拍拍我的手，“不——不——不！班纳小姐，她的姓是内利。但是我总是叫她班纳小姐，那就是为什么几乎忘了她的整个姓名的原因。哈，多差的记忆力！内利·班纳。”她窃窃私笑着。
我抓紧了那本杂志，我的耳朵在嗡嗡作响。“你是什么时候认识班纳小姐的？”
邝摇着她的脑袋，“确切的日期，让我想想——”
“一八六四，”我记起了邝的一个睡前故事中的那句中文，“失去了希望，滑入了死亡。一八六四年。”我用英语重复了一遍。
“对，对，你真好记性。是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同一时间。”
太平天国，我也记起了那些事。确实有个名叫天王的人吗？我真希望自己知道更多的中国历史。我用手掌摩挲着那本杂志柔软的封面：他们为什么不能把书做得像今天那样呢？——在你的手中感到温暖和友好。我又翻过一页，读着上面的条目：“‘咬下安全火柴的头（痛苦）；吞金叶子（奢侈）；吞氯化镁（太臭）；吃鸦片（没有痛苦）；喝生水（我的提议）。对于自杀这个题目的进一步讨论是，本小姐告诉我说，在太平天国的追随者中自杀是严格禁止的，除非他们是在为上帝而战中牺牲自己。’”
大平。“太”意味着“大”，“平”意味着“和平”。太平就是大和平；那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十九世纪中叶的某个时候。我的思绪漂浮开去，我竭力抵抗着，但是很难再集中注意力。过去我老是保持着足够的怀疑，以便在需要的时候作为解毒药去对付邝的那些故事，但是现在我的眼睛却正在注视着写在泛黄的纸张上的乌黑的墨迹、黯然失色的金属小盒、变成束状的手套、难以辨认的字体：我们的食物，我的耳里听的是音乐——那生动的旧日旋律。我察看着那只盒子，以便弄清楚上面是不是有日期的标识。而后记起了那本杂志。在书名页的背后是：格赖德一泰了出版社，然后是拉丁字母：1859年。真见鬼！我急促地打开那本拜雅德·泰勒写的书：G·P·普特曼出版社，1855年。那么这些日期证明了什么呢？那并不意味着邝就认识在太平革命时期的某个名叫班纳小姐的人。这故事、这盒子、这些书上的日期，只是一种巧合。
但是尽管有所有这些逻辑推理和怀疑，我还是无法忽略我所知道的邝的某些更大的方面：撒谎不是她的本性。不管说什么，她都相信是真的。就像她说的关于西蒙的事：她没有看到他成为鬼——那意味着他还活着。我也相信她，我别无选择。然而问题又出来了；如果我相信她说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现在我也相信她具有阴眼？难道我也相信她在与大妈对话，相信确实有个藏着个石器时代村落的洞穴？相信班纳小姐、凯普将军和一半·约翰逊是真的人？相信她就是女怒目？而如果那都是真的，那么这些年来她所讲述的故事……哦，她必定是为了某个理由而告诉我的。
我知道那理由。自从我的孩提时代起我就知道，我真的知道。很久以前我就把那个理由深埋在一个安全的所在，就像她处理她的那个音乐盒一样。出于内疚感，我听着她的故事，与此同时却仍保留着我的怀疑和我的清醒，无数次地拒绝给予她最需要的东西。她会说：“利比—阿，你还记得吗？”而我总是摇摇头，虽说很清楚她希望我能说：“是呵，邝，我当然记得了。我是班纳小姐……”
“利比—阿，”我现在又听到邝在说，“你在想什么？”
我的嘴唇失去了感觉，“哦，你知道，我一直在想西蒙，而我所想到的一切都是越来越糟糕。”
她快速地走过来，和我并肩坐在一起。她摩挲着我的冰冷的手指，一股热流顿时涌遍了我的全身。
“我们谈谈怎么样？没什么可谈的，就那么随意聊聊，懂吗？谈谈我们看过的电影，谈谈你读过书，或者谈谈天气——不——不，不是天气，那样你又会着急了。好吧，聊聊政治性话题，我投谁的票，你投谁的票，也许可以争论一下。然后你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我被搞糊涂了，于是朝她勉强笑了一下。
“啊！那好，你就别吭声，由我来说，你只是听着。让我想想，我该说些什么……呵！我知道了，我来告诉你班纳小姐的故事，她是怎么会决定给我音乐盒的。”
我屏住了呼吸，“好，就是它了。”
邝转而用中文说：“我必须用北京方言给你讲这个故事，对我来说那样更容易记起来。因为当这事发生时，我一点儿英语都不会说。当然了，我那时也不会说北京方言，只会说客家话，还有一些粤语。但是北京方言让我觉得自己像个中国人。当然，如果你这儿那儿的听不懂，你可以问我，我会争取想起英语词语来。让我想想，该从哪儿开始……”
“啊，是了，你早就知道这个班纳小姐了，她是怎样的不像别的我认识的外国人。她能够对各种不同的见解敞开心灵，但是我认为有时这会使她不知所措。也许你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你相信了一件事，第二天，你却相信了相反的事；你与别的人争论，然后你又与自己争论。利比—阿，你那样做过吗？”
邝停下话头，搜索着我的眼睛以寻找答案。我耸耸肩膀，这使她感到满意。“也许拥有太多的见解是美国的一种习惯。我觉得中国人并不喜欢在同一时间有不同的想法。我们相信了一件事，就会坚持信它一百年，五百年。那样的话会少些迷惑。当然，我不是说中国人从不改变他们的念头，事情不是那样。如果有充足理由的话，我们也会改变。我只是说我们不会因为喜欢或仅仅为了感兴趣就改来改去，见异思迁。实际上，也许就是现在吧，中国人改变得太多了：钱往哪里飘，他们就往哪里追逐。”。
她用手肘推推我，“利比—阿，难道你不认为那是真的吗？在今天的中国，人们的资产阶级思想长得比猪还多，他们完全忘了当时资产阶级曾是头号敌人。忘性太大，都钻到钱眼里去了。”
作为反应，我礼貌地笑了笑。
“我想，美国人也没有好记性。不尊重历史，只有大众化的东西。但是班纳小姐，她却有个好记性，确实非同寻常。那就是为什么她这么快就学会说我们语言的原因。她能够只听一次，然后在第二天重复听到的东西。利比—阿，你就有个这样的记性——是吧？——只是你记住的仅是看到的东西而不包括听到的东西。你们是怎么用英语称呼这类记忆力的？……利比—阿，你睡着了吗？你听到了我在问什么吗？”
“照相式的记忆力。”我回答说。现在她把所有的按键都给按了下去，看来这次她不想让我躲过去了。
“照相式的，对了。班纳小姐没有照相机，所以她和照相机不一样，但是她确实具有那种照相机式的记忆。她总能记得人们说过的话，就像录音机。有时这很好，有时却非常糟糕。她能够记住人们在午餐时说了什么，而下个星期他们说的又是如何完全的不同。她记住了那些使她烦恼的事，而且还忘不了它们。她记得人们所祈求的东西，而取而代之的又是什么。她也非常善于记住诺言。如果你向她许了一个诺，哦，她会让你永远也忘不了。这就像她的记忆特性。她也能够记住她向别人许的诺言。对于有些人来说，许个话和实现诺言并不是同一码事。可班纳小姐就不这样了，对于她来说，一个诺言是永恒的，不仅仅是一生的时间。就像她对我发的誓——那是在她给了我这个音乐盒以后，当时死亡已向我们走来……利比—阿，你去哪儿？”
“呼吸新鲜空气。”我走到牌楼口，试图忘掉邝刚告诉我的那些事。我的手在颤抖，我知道这并不是因为寒冷，这是邝老是在说起的那个诺言，那个我绝对不想听到的诺言引起的，因为我害怕。什么时候不行，为什么她非得在现在告诉我……”
然后我想到：我在怕什么呢？怕自己可能相信那个故事是真实的——我是许了个诺言并且恪守着它；怕自己相信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