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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口语，不能用别的。不能。因为口语得天独厚的在场感和亲和力，使它在日常事件中的
力量非常强大。因此你们看到的这些噼噼啪啪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诗句，就是这首《当
哥哥有了外遇》这串愤怒的子弹要达到的效果。
我认为它是成功的。虽然有些诗人在肯定这首诗的诗艺的同时，认为我的思想太传
统太古典，竟然不能理解“哥哥的外遇”。我的回答是“谁能理解那些背弃的嫂子和亲情
呢？”
不是我的思想太传统太古典，我只是不愿意看到一些过火的爱毁掉一个又一个家
庭。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悲剧。作为一个有良心有责任的写作者，她不可能无视这
样的悲剧。所以我在悲愤之中写了这样一首诗。
我要让这首诗成为一串射向“外遇”这个社会病的子弹。可现在它却成了被人射向
新诗的靶子。真是出人意料啊！像背后的冷枪一样出人意料。
真实的黑暗来自俗世的反面——为《当哥哥有了外遇》而辩
■ 霍俊明
许多文章都涉及到了阿毛的一首诗《当哥哥有了外遇》，如朱子庆就极其尖锐地批 判到——“滔滔四十一行近三百字，那点意思两句话足以说清：‘哥哥成了家里的害群之 马俄真想杀了他。’我搞不明白这种连散文都不够格的东西，怎么能叫诗？它被堂而皇之 地推为‘2002年中国年度最佳’，又是依据什么样的美学原则？”（《无效的新诗传统》载 删3年5月25日《华夏诗报》）。
很显然，朱子庆认为《当哥哥有了外遇》是“非诗”、“庸诗”、“伪诗”、“烂诗”，但， 问题是，《当哥哥有了外遇》究竟是怎样的诗？为什么会遭到一些人如此激烈、尖利的质 疑和批判？厘定这首诗的“美学原则”又是什么？
问题由此展开。
朱子庆认为四十多行的《当哥哥有了外遇》用两句话足以说明事理。这是多年功利 性审美定势的惯性力量导致的“镜式诗学”留下的后遗症。这种“镜式诗学”认为在生存 现象的背后有一个“绝对本质”和“终极真理”，诗人的心灵要像一面忠实于现实的镜 子，使诗歌话语符合这个先验的“真理”和“乌托邦”。而朱子庆仍用“镜式诗学”、“功 利性”的有色眼镜看问题，不免过于“老套”和有了几分滑稽。
笔者认为阿毛的《当哥哥有了外遇》是近年来少有的优异的“口语”诗作。不知朱子 庆对于坚、韩东等人的诗持有何等见解？如果以朱子庆的思维，这些诗人的《有关大雁 塔》《尚义街六号》的经典之作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有什么意义呢？关键在于诗歌 的本体依据使我们在窥探和厘定的时候，要万分小心、谨慎。阿毛的这首诗关注的是个人 的经验和富有成色的语言事实，揭露了来自俗世反面的真实黑暗。诗人在语感的自然充 溢的流淌中升腾起另一种有意味的具有“背后的黑暗”的阔大场阈和审美生成空间。基 于此，语感和控制语言的优异才能成为诗人呼吸灵魂和世界的惟一可信事实和“实体 性”存在的合理依据之一。这首诗用同是“口语诗人”的韩东的话来说是，“从一首真正 好的诗里我们可以看见作者的灵魂、他的生活方式和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人面对世界只 能是一扇窗户，那就是你自己。我们只能居住在自己的肉体中，任何想脱离它的想法都是 不切实际的。我们无法判断哪些东西是出于梦境，哪些东西是实际发生了的。但对于一个 人的此时此地，二者并无区分的必要。这就是历史的真实，也是诗歌的真实，更重要的它 是心灵的真实。”可见，诗人对诗的要求是——个人性和真实。在《当哥哥有了外遇》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愤怒而又于事无补的灵魂，一颗“愤怒的葡萄”。科技图腾的纵欲主义的 肉感快餐店，饕餮视觉圣宴的赤裸午餐的食色吧台，集约化数字化可缩减性的梦工厂和 好莱坞作坊，在引车卖浆之流涌动的市场的好天气里，“诗人放弃读者，远离时代”的谩 骂声不绝于耳。这首诗决不是与时代无涉的矫情和炒作的伪诗，恰恰相反，事实是它极为 切骨地楔人时代，在非诗的时代展开了诗歌的努力和可能。在法国新小说大师格里耶看 来，“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诞的。它存在着，如此而已。”然而，需要强调的是， 这是任何论断都会被无情打破的泛情时代。《当哥哥有了外遇》无情地撕下世俗最后虚 伪的面纱。作为个体而言，与我们无关的“婚外恋”以及其他更甚的“悲剧”最多是一场 闹剧，是与己无涉的茶余饭后的廉价的长舌妇的“谈资”。在此意义上，世界存在是没有 意义的。然而，可贵的是阿毛将可能的痛苦的“灾难”拉回到我们并不宽裕的生活面前。 它——优异的诗——使我们在与生存的对称和对抗的黑暗视阈返观灵魂，追问存在的种 种可能。诗人在这首《当哥哥有了外遇》中有一个极为巧妙的“木马计”。如果诗人在 “哥哥”前加上限定语“我的”，那么这首诗的成色就要大打折扣，正是“哥哥”才会使我 们接受一个残酷的预演的预言性的“灾难”，当有一天，你的哥哥，我的哥哥，他的哥哥， 我们的亲戚朋友有了外遇，我们还会像局外人那样的快乐吗，“谁都不会想到他会在亲 戚朋友中扔进一颗炸弹似前他老老实实爱妻怜子在亲戚朋友中有口皆碑”，而全诗最 为震撼使人深深战栗的是诗的最后两节——“我在小说里写过很多／外遇的烦恼／但 别人的外遇／没有哥哥的外遇让我心烦／对于现实中活生生的一次／我早已不用笔去 杀它／而是用一个妹妹的嘴／吼着，去死吧，你／／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严重到成为一 个灾难／我并不想当一个道德的裁判／只想当一个杀手”。这是关于个人真实、生活真 实和时代真实的本己性体验和心灵“小说”，它坦呈了一个常人的私心，事不关己，高高 挂起的阴暗，而这又恰恰提供了作为接受者的我们检讨、辩难、反思自己的机会，尽管这 机会在“灾难”和“道德裁判”中到来。但是，任何人都没有理由缺席。我承认这首诗是 “不纯”的，是容留的诗，它的巨大的胃足以消化我们时代的痼疾和垃圾。诗是个体主体 性与语言、生存的交锋、涉险，是可贵而精粹的命名姿态，但是任何优异的诗人都不可能 离弃时代自。作高歌，诗不可避免地要介入时代、当下，用诗人自己的“来自良知的共和 国”和“粗暴的公共世界”进行较量。在此意义上，持有自我话语谱系并完成对当代经验 的有效命名和深入开掘和照亮是诗人的“首要信仰”和“特殊知识”。诗歌要成为容留的 诗，张力的诗，是有着强大的能“消化橡皮，铀，月亮和诗”的胃。
也谈《当哥哥有了外遇》
■ 马俊华
《当哥哥有了外遇》这首诗写了这样一场家庭变故：因为哥哥有了外遇，一个本来非 常和谐的家庭，就不再和谐了。不仅不再和谐了，而且发生了完全的逆转，充满了灾难。一 场变故，当它与你没有利害关系时，你可以摆出理智清醒的姿态，甚至还会发表一些故作 高明的议论，可一旦它与你休戚相关时，你恐怕就会方寸大乱，陷于到变故的纠缠中焦头 烂额，只想及早摆脱出来，让生活重返常态。作为这场变故的目睹者——“我”（妹妹）就 深切地经历了这样的变化。“我”以前“在小说里写过很多／外遇的烦恼／但别人的外 遇／没有哥哥的外遇让我心烦”。看到哥哥的外遇给亲人带来的沉重打击以及对一个脆弱的家庭生活的严重破坏，她非常愤懑，最后对哥哥发出了诅咒：“对于现实中活生生的一次／我早已不用笔去杀它／而是用一个妹妹的嘴／吼着，去死吧，你”
《当哥哥有了外遇》是一首诗、一个艺术品，因此，我们不必对号入座，认为作者就是这首诗背后的真实故事的主人公的妹妹，而应认为“我”意味着一种叙述方式，是一个文学作品里的角色。这样，我们就能从一个亲妹妹对哥哥的这种充满怨恨的诅咒中，感受到“妹妹”对这场变故的深深的无奈，对一个破碎的家庭的极力补救，对受到伤害的亲人的强烈的爱，从中也折射出外遇对一个正常家庭和正常生活产生的破坏力的巨大。我相信，读者会从这样的诅咒中感受到深深的震撼，并引发出深深的思考。这种思考并不囿于外遇这个社会问题本身，还可能牵涉到与此相关的爱情、婚姻、家庭乃至人生等问题。
《当哥哥有了外遇》的选题反映了作者朴实真切的生活关怀，再次展示了诗歌悠久 的传统：对现实的关注和对生活的审视。这样的题材处理起来自然会有些难度。可客观地 评价这首诗，它确实写得比较成篇，语言不是黏附在对事件的模写上，而是能垫起来， 夹叙夹议，凝练跳跃，生活感很强，张力很大。作者的参与性很强，对矛盾的揭示很 充分，耐人回味。很多诗句也很有诗意，诸如“他会在亲戚朋友中扔进一颗炸弹”、“在家 里他成为一个／被极力挽留的躯壳／在亲人中成为一个流言”、“我并不想当一个道德 的裁判／只想当一个杀手”。可以说，作者呈现了感同身受的历史真实，产生了很好的艺 术效果。要是结合当前“口语诗”和“叙事诗”写作，我们又可以发现，它是同类作品中的 佼佼者。
有的读者认为这首诗语言罗嗦，其实概括成两句话也就够了。我认为不然。艺术的凝 练不等于只保留中心思想，而是要用艺术化的生活内容来感染人，因此，它离不开对细节 和丰富性的追求，这首诗的篇幅是为了达到揭示主题事件的丰富性而确定的，并不冗长。 有的读者认为作者说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