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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说了一句：“参座，你还不快走！”剑英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即回身加快步伐，继续赶路了。但夜黑路不熟，赶上三军团部队，已是拂晓时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正在焦急呢！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哎呀！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真为你们担心。”会齐了队伍，大家便朝一军团所在地俄界进发。彭德怀和毛泽东等走在后面，随第十团一起行军。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他们追上来扣留我们怎么办？”毛泽东说：“那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我想他们会觉悟的。”
9月10日，党中央在北上途中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对于红军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号召党和红军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区。同时再次致电张国焘：“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立即北上。”中央走后，张国焘于10日凌晨4时又致电中央说，已得悉中央率第三军单独北上，表示“不以为然”，公开抗拒中央命令，仍坚持南下，拒绝北上。同日，党中央再次向右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发出“指令”：张国焘令右路军南下，显系违背中央屡次之决定及电文。为不失时机地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俄界前进。四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团后前进。”并指出：由于张国焘不能实行总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3）
此时身为右路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等公然站在张国焘一边。他一方面送信或致电第一、第三军领导人并转全体人员，要他们反对中央，说什么“中央不经过总部组织路线，自己把一方面军部队及直属机关，昨晚开去”；“中央在毛周逃跑路线上，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信中煽动说：“……胡为乎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吾兄在红军久经战斗，当挥臂一呼，揭此黑幕”，要求“即率队转回阿西”。他公然挑拨第一、第三军和中央的关系，妄图拉拢彭德怀等领导人。彭德怀接到陈昌浩的信，立即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说，打个收条，后会有期！陈昌浩不折不扣地按照张国焘的“秘密命令”行事。他发觉中央单独北上以后，立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开造谣说“中央投敌去了”，是“逃跑路线”等等，并下令部队作战斗准备，准备去追，竟给第四军下令要28团追击中央。四军军长许世友当即请示徐向前，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徐向前的这句话，避免了两支主力红军的冲突。
由于徐向前、许世友和广大四方面军同志的反对，陈昌浩没有派出28团，但他还是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了一队骑兵去追中央，进行“劝说”。同时还命令几个人拿着驳壳枪去追叶剑英，并交代：如果追不回来就打死他。据杨尚昆回忆，当时李特等人在第三军后尾大吵大闹，阻挠北上，毛泽东、彭德怀、杨尚昆等同志出来见他们。毛泽东先给四方面军的同志分发了中央的告同志书，然后向他们分析了北上之利和南下之弊，说了一段很诚挚很感人的话：你们愿意留下的就跟着我们北上，不愿意留下的就返回。请你们回去劝说张国焘、陈昌浩，希望他们认清形势执行中央决定，率部北上。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上，中央也欢迎。我们先走一步，也是为了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我相信，不出一年之内，你们还要北上的，一定会跟上来的。说罢，告别而去，重新上路了。但仍留下少数人保护道路、桥梁，准备随时接应四方面军同志北上。
中央北上后，陈昌浩还强行扣留胁迫一方面军的干部南下，不许他们跟中央北上。如李伯钊等几十名去四军、三十军演出和教歌归来的同志，一到巴西就被陈昌浩下令包围缴械，软禁起来，迫令南下。陈昌浩、李特、何畏等人在总指挥部和红军大学，对没有得到北上通知而想返回一方面军的干部，则采取了令人无法容忍的歧视态度。
俄界会议，揭露和清算张国焘危害党分裂红军的罪行
9月11日，叶剑英和同志们到达俄界。同日，党中央为了争取张国焘改正错误，再次电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张国焘置若罔闻，抗拒命令，反诬中央逃跑，制造分裂。他公然继续致电一、三军领导人，恶毒诬蔑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的行动。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举行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与张国焘的斗争及今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叶剑英出席了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深刻地揭发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反对北上战略方针、退却逃跑以及军阀主义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为了挽救张国焘，争取和团结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这个决议没有向全军公布，只发至中央委员。会议还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继续北上。
9月14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再一次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三十军继续北上”。但是，张国焘顽抗到底。他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的第四军、三十军南下后，随即另立中央，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的工作，“开除”其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同时宣布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直至狂妄要求取消党中央，明目张胆地反党篡军，成了历史的罪人。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4）
到达陕北，参与指挥东征取得全胜
1935年9月中旬，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叶剑英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部队斩关夺隘，于9月18日，攻克天险腊子口，占领甘南的哈达铺。陕甘支队于哈达铺进行休整。第一军团改编为第一纵队；第三军团改编为第二纵队；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第三纵队，叶剑英兼司令员。叶剑英率第三纵队，继续北进，追赶敌人，在占领榜罗镇和通渭县城后，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进驻吴起镇。叶剑英协助彭德怀指挥部队击溃尾追敌骑兵二千多人。22日，叶剑英出席了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确定“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的战略任务。至此，中央红军胜利结束了历史空前的、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为中国历史谱写了辉煌的篇章。
红一、三军团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于1935年11月初，同红十五军团会师后，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军委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
当时的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继攫取我国东北之后，日益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国民党政府却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整个中国面临着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险。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促使国内各阶级、各政治集团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新的变化，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势不可挡。
1935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制定了建立党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策略、总路线。当时蒋介石仍然执行“剿共”的政策，组织晋绥军等大批武力围困陕甘地区，企图消灭刚刚结束长征、立足未稳的红军。
根据这一形势，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为总任务的战略方针，“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猛烈扩大红军”。在此方针指导下，红一方面军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确定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以山西和绥远等为主要方向，迅速举行渡河东征，讨伐军阀阎锡山。
根据毛泽东、彭德怀的指示，叶剑英全力投入东渡黄河作战的具体准备工作。亲赴前线组织调查由延安、甘泉铺各地到黄河西岸临真镇的交通道路，同部队指挥员察看渡河地点，提出部队作战行动方案和建议，协助各部队收集和制造木船、皮筏等渡河器材，组织地方党政机关征调造船和划船民工，做好渡河的各种准备工作，并对渡河的先锋队和船工进行政治动员和技术训练。
1936年2月20日夜晚，第一、第十五两个军团冒着凛冽寒风，利用夜暗掩护从陕北绥德县沟口、清漳县河口开始强渡。部队渡河过程中，叶剑英亲临渡口，检查渡河情况，并随时向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报告。21日10时，叶剑英最后率领一方面军直属队渡河。部队渡河后，按预定计划迅速向纵深发展。相继占领了三交、留誉、义牒各镇及其周围地区，完成了战役展开，取得东征战役的第一个胜利。叶剑英协助彭德怀指挥部队，打退了晋绥军的反击，控制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等县，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得到山西人民群众热情支持。阎锡山仓促应战，急电向蒋介石救援，调动部队向抗日先锋军反扑。红军将反扑之敌全部击溃，在上述数县广大地区建立起临时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