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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在20日的全会上,宣称“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十年浩劫(15)
1969年3月,苏联军队悍然侵入我国神圣领土珍宝岛。中苏边界紧张起来。
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叶剑英,要他同其他几位在北京“六厂二校”蹲点的元帅一起讨论国际形势。3月18日向党中央、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了有关国际问题的7条具体建议。3月下旬,他根据几位元帅一起多次讨论珍宝岛反击作战问题所提出的意见,由他负责整理了一份《从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宝岛树》的报告,于3月29日上呈毛泽东主席。“报告”最后对民兵建设、军事训练、军工生产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周恩来对叶剑英等几位元帅的报告极为重视,一直关心他们的处境,想方设法,把他们从困境和逆境中解脱出来。党的九大召开前夕,他积极活动,做了许多工作。在讨论九大全体会议的座位安排上,他向毛泽东提议,老同志坐在前头,得到赞同。4月1日,又致信毛泽东再次提出包括叶剑英等在内的老同志参加会议主席团和座位方案。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坚决反对,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林彪作的政治报告中再次批判“二月逆流”。叶剑英在会上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珍宝岛事件,在发言中着重谈了加强战备的意见,强调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争取时间加强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准备打败敢于来犯的任何敌人。而林彪、江青一伙则鼓吹“中心转移论”,强调军队要“突出政治”,对叶剑英继续进行围攻。但是,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却受到周恩来的支持和保护,得到大会绝大多数代表的拥护和爱戴。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提议,叶剑英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九大以后,叶剑英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元帅,接受周恩来总理交代的任务,正式成立国际问题研究小组。周恩来交待陈毅、叶剑英等几位元帅说,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各部门集中力量进行“斗、批、改”,只能应付“门市”,熟悉国际问题的干部大部分尚等解放,我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主席没有让你们回原岗位,除了“蹲点”,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心考虑国际形势。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请陈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再转报毛主席。之后,根据周恩来意见,外交部选派熊向晖、姚广二人参加“国际问题研究小组”,协助陈毅等工作。
6月2日,周恩来在陈毅6月1日关于“国际问题研究小组”活动安排情况的报告上批注,强调毛泽东交给他们的三项任务:(一)到工厂、学校、公社去蹲点;(二)对国际形势经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三)对国防问题经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
从6月7日开始,几位元帅多次在中南海武成殿聚会,在陈毅主持下,多次全面深入地讨论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在会上,叶剑英作了几次很有见地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强调要利用美国、苏联和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尽快打开中美之间的僵持局面,恢复中美会谈。他说,现在美国不得不从越南逐步撤军,苏联在大力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尼克松访问亚洲五国,是怕苏联接管“真空”。美国国务院宣布“两个放宽”,步子虽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国的新动向。……后来由参加会议做记录的熊向晖等根据元帅们讨论的情况,写成一份书面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于7月11日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签署,上送周恩来总理转呈毛泽东主席。在这份报告中,四位元帅对中、美、苏“大三角”的战备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全面地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着重对苏美矛盾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并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报告”全面地分析了国际战略新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局面提供了依据,为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制定重大战略决策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十年浩劫(16)
“流放”长沙岳阳湘潭,
怀屈原吟《离骚》以自慰
由于四年来“文化大革命”的反复折腾,不仅国内经济形势每况愈下,而且国际形势也异常紧张。美国在越南发动的侵略战争直逼我国的南大门,前苏联在我国黑龙江制造“珍宝岛”事件后,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我形成南北夹击、四面包围之势。在这种情况下,1969年中央向全国发布了战备命令。10月17日,林彪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次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正式下达林彪的“紧急指示”。在此之前,根据毛泽东意见和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在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机关干部及其家属被“战备疏散”到外地。
年老多病的叶剑英也不例外。他在周恩来的关怀和保护下下放到长沙。当时他已是七十二岁高龄的老人,因为他的子女那时多数被抓进监狱,有的被下放劳动改造或远在边疆服役,去湖南只跟两名随行人员,没有一个亲人同往。他在湖南历时十个月,辗转于长沙、岳阳、湘潭等地,受尽林彪及其追随者的冷遇刁难,过着孤独、寂寞和疾病折磨的生活。
叶剑英到湖南之前,周总理亲自给当地领导人交代说:叶剑英同志去湖南要搞些调查研究,尽量照顾好他的生活。但是林彪一伙从军队系统却交待:要对叶剑英保持距离。当时叶剑英还没有摘掉“老机”、“二月逆流”、“黑干将”的帽子。
湖南省领导人听说来了“老机”,格外小心谨慎,有的不敢打照面,有的装作不知,有的躲躲闪闪,更有个别人奉林彪一伙的旨意,暗中加以监视和迫害。但是,有些领导和干部出于对老帅的热爱,硬是不理那一套。他们挺身而出,在极端困难的境遇中,对叶剑英元帅一如既往,关心备至,想方设法,在生活上予以照顾。当时省军区主要负责人黎原、李振军听说老首长叶剑英来了由衷地高兴,但又为他的处境担忧,他们同省委接待处长肖根生和四十七军政治部保卫处副处长赵福和商量,决定抽调警卫排的排长胡家虎给叶帅当专职警卫员,并确定由赵福和具体负责叶帅的安全保卫和生活安排。胡家虎原来是四十七军炮团的排长,这次被抽到叶帅身边工作,十分高兴,但也为此吃了不少苦头。胡家虎后来多次谈到叶剑英流放在湖南各地的情形,他回忆说:“那时湖南,已是深秋。叶帅突然从干燥的北京到阴冷潮湿的南方,很不适应,时常患感冒,并反复引起肺部感染。当地领导不重视,医院也没有好药,使他的病久治不愈,身体状况日渐衰弱。一天,当地领导决定让他从长沙搬到湘潭去住,并让工作人员通知他,立即搬走。祸不单行。就在这时,突然得知,因受他牵连远在上海被下放到某农场劳动改造的二儿子,在劳动中,不慎一只手被机器卷了进去,尚未脱离危险。因当地医疗条件差,准备送往大医院抢救。叶剑英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急如焚,很难过。他要求晚走一天,在长沙进一步了解儿子的抢救情况,都没有获准。他是个组织纪律观念很强的人,虽然心里不痛快,还是服从组织决定,搬出长沙‘蓉园’,转移到湘潭。事后才知道,当时赶他紧急从长沙到湘潭,是因为毛主席来长沙要住‘蓉园’。叶帅听到这个情况很伤心,说:‘让我离开长沙,主席一定不知道,主席要是知道一定不会让我走。’事实的确是如此,过去在延安时,他随时可以到毛泽东那里去,而且临来之前,周总理告诉他,让他来湖南是主席的意思。主席说:‘剑英去湖南,打起仗来可南可北。’但是,有人封锁毛泽东,他根本不知道叶剑英当时在长沙,更不知道因自己来而赶走叶帅。”
谈到叶剑英在湘潭的情形,胡家虎继续说:“湘潭比起长沙,不仅生活条件差得多,而且‘上边’指示,对叶帅这个‘老机’、‘老右’要‘提高警惕’,加强‘保密’。说起来令人难以相信,一位共和国的元帅,在这里想给远在上海受伤致残的儿子打个电话,却遭到电话员的粗暴呵斥。他气得手发抖,无奈只好含着热泪给孩子写信,安慰孩子:‘大丈夫一息尚存,还可以闹革命,何况全部身心健全,只差一只手,决不气馁……’这时正值数九寒天,湘潭地区寒气逼人,冻手冻脚。叶剑英在湘潭下榻的“宾馆”,没有烤暖设备,这对一个年过七旬、身体又多病的老人来说,其凄苦之状,可想而知了。后来,还是一位湖南好心的领导知道这种情况后,立即向湘潭地区领导和有关工厂联系,四处奔走,请来工人来检修‘宾馆’的锅炉和暖气管道。技术人员和工人听说为叶帅修暖气设备,不辞辛苦,加班加点,很快解决了烤暖问题。叶帅不仅从身体上,而且从心眼里感受了工人兄弟和人民群众给自己送来的温暖。叶帅在湘潭,不但生活上很少有人关心过问,饭菜也不可口,为了改善他的生活,我和炊事人员只好‘自己采购,自负盈亏’。后来,多亏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