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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台湾关系，所以你们的用处就大了，今后你们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全体台籍党员代表听了这些话都非常激动。这是多少年来没有听到过的话啊！当时叶剑英提议，选举后开座谈会，请大家反映各地台胞的疾苦，并且要求各单位去听取意见，并提出解决办法。其后，在全国政协的一次常委会上，叶剑英说：“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对于还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是‘爱国不分先后’，凡是爱国的，我们都欢迎。我们希望在台、澎、金、马和在海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能够认清形势，走爱国的道路。我们要同台湾同胞一起最后完成统一祖国大业。”
究竟采取什么办法解决台湾问题？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叶剑英和邓小平、邓颖超、廖承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坚定地主张采取和平统一的方式，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怀抱。
对台湾问题，从动用武力解放到实行和平统一方式解决，这是个战略策略上的大转变。
实行这个转变的动因在于尊重历史，尊重现实。
从历史上看，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现祖国统一，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的共同心愿。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曾经有两次合作的历史，每一次合作都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特别是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取得伟大胜利。相反的，国共两党合作破裂，则使中国遭到巨大损失。因此，中共中央希望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与台湾国民党当局实行第三次合作。在中国近代史上，不同的政治、军事势力之间，并不乏这样和平解决争端的先例。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后，张学良就同意采取东北军“易帜”的方式与蒋介石国民党合作，暂时撤军入关，归属国民党军队建制，由蒋统一领导，再图共同抗日大计。叶剑英曾列举这一史实说，解决台湾问题，也不妨采取类似当年东北军“易帜”的办法，敦促国民党台湾当局“易帜”，回归祖国、和平统一，保留其自治权等相对独立性。
从现实看，近30年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已发生根本变化，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国际作用越来越重要。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外事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提高。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同年10月，联合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美国很难堪。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签字。9月恢复中日外交关系。1974年4月，邓小平去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我国政府发表讲话，受到热烈欢迎。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内局势稳定，国力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主要是解决台湾问题，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这就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扫除障碍。
粉碎“四人帮”后（14）
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和现实的考虑，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对和平统一台湾越来越有利，叶剑英和邓小平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因势利导，把握时机，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到具体日程上来。
1978年12月，叶剑英和邓小平等共同主持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讨论了台湾回归祖国、和平统一问题，达成共识。会议公报指出：我国在发展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方面，取得了新的重要成就。全会认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的统一和祖国建设的事业继续作出积极的贡献。
三中全会刚刚结束，1978年12月26日，叶剑英主持召开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在通过这一文件之前，叶剑英讲话说：适应当前形势，多做工作，以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中央考虑，在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的时候，由我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一个告台湾同胞书，是很必要的。告台湾同胞书的稿子，曾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过，并且征求过一些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政协常委会委员的意见，作了必要的修改。
1979年元旦，叶剑英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这篇长达2 000多字的《告台湾同胞书》，词真情挚，寓意深远，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说出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心里话，也受到了海外侨胞国际上友好国家、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台湾各界的一些上层人物以各种方式对和谈统一表示了赞成的态度。台湾海峡逐步出现了和缓气氛。叶剑英以他政治家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地看到了这种和缓迹象。他和邓小平、党中央、人大常委会的同志多次分析形势，研究促进海峡两岸缓和的措施。
1981年9月30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二周年、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前夕，叶剑英利用这个时机，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重要的谈话，进一步阐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
叶剑英这篇谈话，高屋建瓴，气度恢宏，寓情于理，感人至深，在国内外引起了比《告台湾同胞书》更为强烈的反响。台湾各阶层同胞在叶剑英提出的九条方针的影响下，形成强烈要求和谈、统一、与亲人团聚的声浪，有力地冲击了台湾当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堤防。在国际上，一些国家和进步舆论一致赞扬和支持叶剑英的谈话。
叶剑英关于九条方针的谈话，第一次提出了包括保留“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与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等“三不变”的主张。由此“一国两制”的构想和政策也逐渐形成。邓小平在1982年1月11日接见海外朋友李耀基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制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要破坏他那个制度。不只是台湾问题，还有香港问题。大体上也是这几条。”香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说：“叶帅提出九条方针，比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策更加宽松一点，因为台湾可以保留军队，可以保留部分外交事务，等等，受到台湾各界人士和广大台胞的欢迎。”同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由叶剑英制定的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条款，为“一国两制”构想奠定了法律依据。此后，邓小平等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多次对这一构想作过充分论述。1984年5月，“一国两制”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最终确立。“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固基石，也是中华民族对国际社会的重大贡献。
叶剑英在实现争取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大业中，不仅花费大量心血，参与研究、制定党和国家对台湾和港澳的方针政策，而且利用他长期做统战工作的有利条件，利用过去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继续直接做这方面的工作，为贯彻执行九条方针，为实现和平统一祖国大业奋斗不息。他十分关注在台湾和海外的一些国民党军政界的熟人、朋友的情况。这些老朋友也很仰慕和敬重曾与国民党进步人士长期合作的叶剑英。他们从海外回国观光探亲时，都希望能见到他。叶剑英虽然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但他认为这是统一祖国大业的重要工作，总是尽力满足来访者的要求。他多次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会见台湾和海外的故旧袍泽，话别往事，促膝谈心，加深友情。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原台湾民社党主席、“总统府”国策顾问蒋匀田、原国民党中央政府内务部次长李新俊等国民党军政要人，使他们备感祖国的温暖，愿为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和平统一大业做出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15）
原国民党政府驻日本代表团团长商震，是国民党元老之一，早年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解放战争时期，因不满蒋介石打内战而辞职，留居日本，70年代初，多次回国访问，他每次回来，叶剑英都热情会见他并进行亲切交谈。1974年10月，商震第一次从日本回国参观访问时，叶剑英就对他说：“欢迎你到祖国来，叶落归根嘛。想回来的人，都可以劝他们回来看看，你是他们的带路人。‘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商震对叶剑英说：“我早就想回国看看，希望在有生之年，为祖国做点事，争取立功。”叶剑英说：“你想立功，做点事，才回来，那不一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你对台湾有影响，这次回来震动很大，这就是一功。你有什么安排和打算，都可以给我们讲。几十年了，过去我们共同作战对付日本，是打日本的老战友。现在国家的情况，你看得很清楚。回来，可以把自己力量用在祖国建设上，你还有力量，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商震完全赞同叶剑英的话。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各种关系，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1976年，商震在日本病逝。此后，他的夫人安田作子和子女继承其遗志，关心祖国建设，经常回国访问。叶剑英同样热情地接待他们，并亲自督促有关部门，腾出了商震原在北京的住房，留给安田作子来北京时居住。安田作子对此十分感激。1982年深秋，她来到新疆的天池，在传说王母娘娘洗脚的地方，将双脚浸泡在世界最高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