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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若看上了，想要，还没拿走。老实说，以我当时的年龄和修养，对这些实在是不懂也没多大兴趣；但是我被黄家古色古香的浓重文化氛围，和精美非常的院落房子给陶醉了。那时一些国家单位以雄厚的财力收购民间的优质四合院。西琉璃厂83号韩家的前中院，国营了的荣宝斋正在洽购中；听说黄家的北邻南城电话局有意购买黄家大院，挽人磋商。我以此询之，黄叔淡然回答：“我还不缺钱用。”
黄叔不是聚宝如命的人。他知道，几十年来家中收藏的好多东西够得上国宝级，长期放在自己手中，并不安全，不如交给国家。他从1952年起，十年中分四批向故宫博物院捐赠了一百多件稀有文物。直到1999年底才由故宫博物院补发了捐赠证书。
20世纪50年代，出于对新中国的信任和热爱，一些人把珍藏的贵重文物以至房产捐献给国家，张伯驹是其中最著名者。黄家捐赠的这一百多件文物，历史、艺术和经济价值是难以估算的，说价值连城恐也不为过。
1956年对私人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通古斋当然在其列。1957年实行对私人出租房的“改造”，黄家的若干所出租的房屋归了国家，只剩下东琉璃厂56号他们自住的西院的前后院。
对琉璃厂古玩业的改造是成立北京市文物商店统一管理，保留若干老字号继续在琉璃厂挂牌营业。黄镜涵先生被任命为文物商店门市部主任，后又被聘为历史博物馆顾问，1963年满60岁退休。他和他的师兄乔友声，是北京古玩界金石文玩鉴定的最高权威。乔已回原籍养老，又给请出，被聘往故宫担任青铜器和碑碣的鉴定工作。故宫从琉璃厂吸收了很多有特长的文物人才，充实了专业研究鉴定队伍，包括今天的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萧翔翼，琉璃厂旧书业的后代，有的今已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大师。黄先生留在了文物商店，他的金石研究鉴定能力和修养，受到人们尊重。连康生这个文物掠夺者，对黄镜涵的业务实力也不敢小觑，每次来文物商店必有一条中华烟送黄，向他讨教金石文玩的有关专业知识。
黄镜涵先生1966年4月病逝，享年63岁。
老少两位黄先生走了，作为国家干部的他们的子孙，在“文革”中照样被扫地出门，家中近百年的珍贵收藏，被抄砸掠夺一空。黄伯川先生多年积累的大量金石拓片、古本书籍被扔在一间漏雨的房子里，都化成了纸泥。家中存留的大量陈设性的文物古玩被抄走，至今也没有归还而不知去向。院子中陈放多年的、据说传世仅一口的明代宣德双龙环绕的青花大瓷缸，和室内四个明万历的青花瓷墩，竟被红卫兵当着家属的面砸得粉碎。这五件古瓷，今天价格恐怕要过亿元。精美的四合院成了大杂院，地下修了人防工事，房子被破坏的惨不忍睹。最后落实政策，黄家仅西院前后院有产权，给了7500元。一个有六个院子的上等四合院就这样毁了。倒不如被荣宝斋买去的西琉璃厂83号韩家的前中院，一直作为领导外宾接待用，反而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琉璃厂众多好四合院中的唯一。黄家三代创业、号称“百万”豪富的所有一切，都被抄掠一空而不复存在，就这样翻过了一页历史。当年惦记并想收购黄家大院好房子的电话局，虽被婉言拒绝，可是在文革结束后，终于还是把原黄家西院十间勾连搭的正房和花园式的后院买了去，筑起一道墙拦住。天庆参局子原租的外院，被一个新古玩商买去拆盖成三层楼，开了个大古玩铺。
而“通古斋”之匾虽然今天挂在琉璃厂西街中间路南一家店铺上，但此通古斋已非彼通古斋。在现今琉璃厂挂有各家名店牌匾的业者中，对其历史渊源大多茫然。
《百年琉璃厂》 第二部分琉璃厂古玩业的轶事与能人（1）
琉璃厂古玩业的轶事与能人
下面是一系列有关琉璃厂古玩业的人和事，单独成篇，似乎显得略为单薄简短；遂综合在一起，分题为文，一题一文，时间和空间相对独立，合在一起，也可读之。
张作霖、陈独秀和崇古斋的特殊关系
崇古斋是光绪三十年（1904）开设在西琉璃厂中间路北的一家不是太大、也不太出名的古玩铺。它存在了52年，掌柜的是张鸿瑞，东家用的是堂号：“述善堂”；一直到1956年张鸿瑞的小徒弟李延琦当掌柜的时公私合营。
这个堂号是曾做过清朝奉天新民知府陈昔凡的。旧时，有一定身份、财产的人，大多有堂号。这个堂号甚至有一定的法人资格，可以置买、经营、出售、继承、处理各种产业。陈昔凡是安徽怀宁人，举人出身，京师会试录取为贡生。光绪二十七年（1901），被清廷派任奉天新民府五品二堂，即副知府，携眷上任。他年近四旬，无子，其兄让他带长侄去新民，一来此子屡试不中，心中郁闷，可借此略为舒散，也见见世面；二来兄弟身边有个人也可照顾一二。还把次子陈干生过继给陈昔凡，留在家乡读书。
那时张鸿瑞还做“包袱斋”的古玩生意，经人介绍远赴新民给陈昔凡送了点古玩，一来二去，成为熟友。光绪三十年陈升为知府。张再赴新民祝贺，并送了几件字画瓷器以为贺礼，陈很喜欢，收下却照价付款。二人遂成为挚友，都欣赏彼此的老实诚恳憨厚和为人和善没官僚架子，相处很亲密。张建议陈投资在琉璃厂开个古玩铺，限于现任官员不许经商的规定，“您可用堂号为东，我给您经营着。琉璃厂可是个好地方，将来您致仕离任，住在那里，读书绘画，欣赏文玩奇珍，与文人朋友交往，其乐无穷。”陈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拿出他多年的宦囊积蓄，开起了崇古斋。后来宣统二年（1910）又在沈阳开了分号，这就恐怕与正在腾旺发达的张作霖不无关系。
陈昔凡做新民知府二堂时，收编曾是“马贼”的张作霖，任新民府马队管带。张见陈大人待下属差人和气宽厚，不摆官谱训斥人，终日手不释卷，教侄子读书。张此时已二十七八岁，闯荡了一阵江湖后，想学点文化知识谋个正路。他请求陈大人收他为义子，教他读书。对前者，陈感到有所不便；后者倒可一为，就让他跟陈的侄子一起读书，从而陈张之间有师生之谊。张很感念师恩，后来坐镇沈阳，他的师弟（陈之侄）到崇古斋分号，专门到督军府拜访师兄。张作霖非常客气，十分怀念老师陈昔凡：“全靠令叔大人对我的栽培，他老人家身体可好？”知道他在北京琉璃厂安享晚年，很高兴。还到崇古斋回拜，给了这位陈大侄少爷一个肥差，可是他没这个命，没多少日子就得暴病死了。
陈昔凡辛亥革命后卸任为民，回到安徽怀宁老家。夫人逝世，跟前还有个过继儿子陈干生，即后来的大革命家、中共中央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父亲生活平淡，儿子奔走革命，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陈昔凡离开家乡，来到北京，住进琉璃厂崇古斋的安静雅致的后院，过起张掌柜给他安排的养静悠闲、与世无争的生活。后来他又结了婚，续弦是一位名门闺秀谢氏，夫妻相得，从不过问铺子的经营盈亏和生活琐事，与他在北京大学极为活跃投身革命的继子陈独秀，和几次进京、后来执掌北方军阀政府大权的学生张作霖也不来往，安心过悠闲日子。
1926年陈昔凡逝世，所有财产、古玩书画和北京、沈阳的两个崇古斋，都归陈的续弦夫人谢氏继承。开始她不与陈独秀住在一起，却很关心他。陈独秀一直尊称谢氏为母，很孝敬。1932年陈独秀被南京政府逮捕，谢氏曾派人去探望。1937年陈独秀被释放，后去了四川。谢氏夫人也从北京辗转去了四川江津县，与陈独秀母子生活在一起。崇古斋张老掌柜去世后，谢夫人从大后方捎来信，请一桌上等燕翅席给老掌柜上祭，指派张的大弟子牛在如经营北京、沈阳两家崇古斋。后，牛不断把铺子的利润捎给他们母子以为生活费。牛在如病逝后，崇古斋给在四川的东家去信请示机宜。不想陈独秀母子也已逝世，陈独秀幼子陈松年给张掌柜的小徒弟李延琦（字卓卿）写了长信，委托他继续掌管经营北京、沈阳的崇古斋，落款是“守制人陈松年”。
这封信在1956年公私合营时曾给公方代表过目，据说，今还保留在李家。公私合营后，崇古斋撤销，可惜那块晚清状元、宣统帝师、大书法家陆润庠所题的六个大字的匾额，也就毁而不见了。而这个小小的古玩铺竟与两位中国现代史上著名人物有着不平常的密切关系。
崇古斋还做了一件协助抢救国宝的好事：那是日本投降后，溥仪从长春伪宫逃跑，一路上散失了好多从北京清宫带走的珍宝。琉璃厂玉池山房的掌柜马霁川去东北以低价买回了不少珍贵的文物，密藏起来，等待时机高价卖给外国人，其中就有我国保存的最古老的一幅国画：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文物收藏家张伯驹闻讯后，怒冲冲地去找马霁川，指责他不应该只为赚钱让国宝流失到国外（此前马已把一些名画卖给了外国人），坚决表示要收藏这幅画。马只好答应卖，却开出800两黄金的天价。张与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商议，故宫因经费不足，无力收购。张发动琉璃厂的古玩界，以他的威望请各古玩铺，谁也不许帮助马霁川把此画贩卖出境。又托崇古斋的李卓卿和墨宝斋的马宝山出面，与藏有此画待价而沽的马霁川周旋，晓以利害，大力压价，最后压到240两黄金。张伯驹积极筹款，卖掉一座13亩地大的精美的宅邸（原李莲英的旧墅：似园），得款220两黄金，夫人潘素拿出自己的首饰当卖，几乎倾家荡产才凑成240两黄金，将这幅国宝级的历史名画购回。南京政府的张群，闻讯愿以500两黄金，请张“割爱”，被张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