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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宝斋的前身是松竹斋，创始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到乾隆时，已是较有影响的南纸店了。光绪二十年（1894）松竹斋的主人又开了荣宝斋，作为松竹斋的连号。两年后，荣宝斋增设了“帖套作”机构，成为自刻、自印、自销笺纸的南纸店，其产品优于同行，名声鹊起，也为后来的享名国内外的木刻水印艺术品奠定下基础。
古人过去用毛笔书写，一般用的是木版红色套印的毛边纸的八行信笺，直写，俗称“八行”。如果办什么事，有一封名人的“八行”荐书，等于今天高级领导一个批条、介绍信。这种八行毛笔信笺，今天仍然有卖的。有的人讲究，不愿使一般八行信笺的行货，而要求有自己专用的、甚至有一定装饰或堂号的信笺，包括有名中医的专用药方，这都要另行刻版专印，就需要使用帖套技术了。帖套，简言之，就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木刻水印行业，印制信纸信封、请帖通告，不是用现代印刷的有色油墨，而是颜料有色水，用木版刷印。这是一种手工业作坊的生产。帖套作在琉璃厂很多，技术、制品当然有高低之分。
荣宝斋立号时，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的雅意，请同治朝的状元陆润庠题写了“荣宝斋”的匾额，还有“蟠采”、“凝光”两块左右配匾，很风光的。现在这三块主配匾还悬挂在荣宝斋二层面街的翠檐下。据说，陆公题的配匾是四块共八个字，年代久远，现只悬挂了两块。这在原来的荣宝斋的老门面的照片上还可以看出来：正门上是主匾，另外四间门面上都挂有配匾，尽管看不清字迹，但四块配匾的挂法、规格都是一致的。请看在前一页刊出的另一张荣宝斋公私合营后侯恺、王仁山两位经理在店门前合影的老照片，显示的正门东侧的首块配匾露出的后一个字是“缛”，正门西侧的配匾的首字是“凝”，显系今存之“凝光”。这是与“缛”字匾相配的第二块。“蟠采”按尾字上仄下平的音序应是另一套的第三块；一头（即尾字是仄声“缛”的）一尾两块配匾迷失了或摒弃没有用。事情应发生在20世纪荣宝斋国营后大规模扩建时。现在悬挂的“蟠采”、“凝光”左右两配匾可能这不是原来的一套，按音节看是三、二块的另行搭配组合。
1900年，松竹斋歇业，全部业务转归荣宝斋继承。它从创号的第三年起，就自制信笺，到20世纪上半叶印制了大量的优秀笺纸，还受鲁迅、郑振铎委托，印制了《北平笺谱》；重刻印制了明代《十竹斋笺谱》，继承了传统的拱花、套色木刻技术。1928年前后，荣宝斋经营得法，事业一度发展很快，在上海、天津、南京、汉口、洛阳都开设了分店。
日本侵占我国大部国土后，资源匮乏，物价飞涨。日本投降后，紧接着又是三年解放战争，政治、经济更形混乱，琉璃厂的各行业大多趋向萧条，在战乱频仍时，谁又能关注文化事业的生存发展？到北京解放时，荣宝斋已经负债累累，难以维持，濒临破产。不得已只好卖房子还债。买主是北京师范大学。经理王仁山实不忍这已有300年历史、自己几十年付诸心血的文化老店一旦泯灭。就在签约前夕，他还在四处奔走，争取国家给予支持，借给适当资金，使荣宝斋这座文化老店能渡过难关保存下来。此事经出版总署立即报请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急事急办，很快得到批复：“为了扶助该店业务不致因经济困难而陷于停顿，以保存该店出版美术作品的特点而走向繁荣与专业化的道路”，决定由出版总署拨款旧人民币一亿元（折合今1万元，按当时物价，可购买黄金100两，或15间左右的四合院四五所）。新华书店总管理处木印科（原石家庄大众美术社）与私营的荣宝斋合营，派侯恺为公方代表，出任经理，原私方经理王仁山任副经理，完成了有历史意义的北京第一家私营商业的公私合营。1950年10月19日，公私合营后的“荣宝斋新记”开张，郭沫若给题写了匾额。同时，荣宝斋新记也与各地分店断了关系。1951年，荣宝斋陆续召回困难时被辞退还乡的技术工人，又吸收了一些青年进行培训，并将荣宝斋划归隶属于人民美术出版社。1952年，私方被迫拍卖股权还债，国家再次拨出资金四亿零四百万元，用于老荣宝斋偿还债务，也就把私方股权全部赎买为国有。荣宝斋转为国营后，走上兴旺发展的50年新路。
《百年琉璃厂》 第三部分新生老店迈新步
新生老店迈新步
荣宝斋先公私合营再国营，只不过一年多的时间。这在北京的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是先行者，侯恺当时大概也就30岁左右，每天早晨步行上班，穿着很朴素，为人很和气，一路上与琉璃厂的老少点头打招呼。那时共产党进城不久，干部作风好，平易近人，尊重群众，口碑甚佳。
我对书画知之不多，也没有太多兴趣。例如厂甸那时过年设市时，在南新华街上路东有画棚子，用苇席平地搭起来的，有顶；南北有门洞，棚内挂的全是字画，比较一般，很便宜。画棚子从西河沿一直排到电话局胡同口，一个连一个，只把师大附中、附小的校门留出来。我们下学时常穿着画棚子走，主要是避寒躲风，没怎么注意里面的书画，包括后来毕业于北师大美术系、当过首都师大美术系主任、我的中小学同窗、油画家王琦，也是这样串画棚子，而没有像高我们12年的师大附中的大学长、著名文物字画鉴定大家史树青先生那样：能以两角钱在画棚子里买到一幅台湾大书法家丘逢甲的字，而成为存世的国宝，他的能耐恐怕也是在泡琉璃厂中得到的。这真使我这生长在琉璃厂、在这里居住了30多年的人汗颜。记得1952年，我拿到第一笔稿费旧人民币13万元，当时完全能够买一幅齐白石3到4尺的画——那时国画价钱极低，齐白石的作品每尺才2至4万元，其他名家的画还便宜。可是我没有也不懂去买画，而去买了一双皮鞋，追求穿着神气。真是昏聩之至。
我家本与荣宝斋没什么来往，可人家却找到了我们。舍妹辍学打工，学的是烫金，师父是上海的。他们师徒几个拉出来搞了一个“申京记烫金社”，上海这方面的技术和设备要比北京高，专应精装书籍封面和其他物品的烫金、烫粉（颜色）。荣宝斋的田、柳二公找来了。这时荣宝斋承担着国家赠送外宾礼品的包装装潢，按尺寸用各色织锦缎制作装礼品的锦匣。锦匣上要烫赤金字的上下款，由书法家写出制版。我们同院的连联书店被迫停业后，连前面会文堂所用的房子，一并租给上海迁京的综艺制版厂，制版、烫金不用出院子就全办了。荣宝斋这种活儿，质量要求很高，但数量很少，还很急，当然加工费也较高，多是老师傅谈凤山先生亲自动手，弟子们打下手，要用上海买来的大型烫金机。这种合作持续了三四年，直到1956年后手工业改造成立合作社，“申京记”入社迁出，荣宝斋再有加工活，就找合作社了。
这些礼品性的烫金加工中，有一件事留下的印象很深：第二次世界大战英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访华，由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设宴欢迎。宴会主宾的请帖以至菜单，都是织锦缎托裱后做的，上面要烫赤金字，又是数量很少、时间很急。田、柳连声说：“政治任务，务请帮忙。”谈先生立即停下其他活儿，上版做有周恩来具名的请帖，以及菜单。田、刘就等在旁边。做出的活儿，真漂亮！活齐了，点数收走，铜版也立即拆下拿走，因为有周恩来的签名制版，不能留在外面。
田、柳二位不时来我们院，本来就是熟人，有了业务来往就更熟了。古玩、南纸店的人非常讲究规矩礼节。田、柳此时虽然脱了长袍，换了干部服，样子还是老派。有时要等活儿，就到我们家里坐会儿。他们透露出荣宝斋正在木版水印上努力突破，从帖套信笺往复制名画上发展，首幅选的是徐悲鸿的《奔马》，由徐先生不时前来指导。我虽然对国画知之甚少，但对徐悲鸿的“马”，我是深为拜服的。木版水印的《奔马》出来，神形兼具，足可乱真！此作诞生于徐悲鸿先生1953年深秋病逝前。名作虽是复制品，但广大百姓购买的起，能不时欣赏这幅盖世名作，这终于和名作只被少数收藏家珍藏于密室、众人无缘得睹不一样。我在周围的古玩字画店里见过徐先生的真迹，一比，一点儿也看不出是木刻水印的复制品。而且售价非常便宜。记得到了1983年，一对新加坡的老夫妻通过香港朋友到大陆看京剧并筹划拜师，我帮了点儿小忙，临行时我总要备点礼物送别，太好的我买不起，就到荣宝斋买了一幅木版水印的徐悲鸿的《奔马》。客人接过看后大吃一惊，竟提出这幅画让不让出海关，他以为是真品。我告诉他们，这是荣宝斋第一次成功的木版水印精品闯世之作。客人连说：“这幅画要比我藏的徐先生的真品要高、要更富有神韵，看不出是木版水印的。”
《百年琉璃厂》 第三部分笺纸制作打下基础（1）
笺纸制作打下基础 木版水印名作迭出
据荣宝斋有关资料介绍：木版水印由传统的“饾版术”而来，其历史悠久。唐朝的“夹缬”、五代的“印织填色”，为其先声。两宋的“镂版印染”和彩印《东方朔》的出现，说明木版水印已诞生成形。元、明年间，则有朱墨套印的《着今图》、《花史》和《十竹斋笺谱》、《罗轩变古笺》等，则说明此项技艺已达于完善成熟阶段。
荣宝斋向以木版水印的笺纸闻名于世。笺纸也称诗笺，或信笺，专指以传统的雕版印刷方法，在宣纸上印以精美、浅淡的图饰，作为文人雅士们传抄诗作或信件往来之用，统称笺纸。它集诗、书、画、印于一体，具有国画的韵味。每张笺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