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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纪昀题写的新匾，轰动了琉璃厂。
不久，纪晓岚起复又升官，乾隆三十八年又做了《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琉璃厂是他和参与修书的翰林詹事们常到之处，选书买书是主要内容之一。悬挂着纪晓岚题写的匾额的声遥堂的买卖非常好，很兴盛了一时。琉璃厂的书业、古玩业、南纸业都随之繁荣起来，文化街的雏形也形成了。
久盛难免一衰。声遥堂旧书铺在琉璃厂厂东门外存在了百余年，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到清同治时，此铺易主，铺底倒给了周姓的江西人。在琉璃厂经营书业最初是江西人与河北人都有，以江西人居多。后来河北人逐渐壮大而取代了江西人。当年双雄并峙时，江西人人多势众，甚至书行供奉文昌帝君的文昌庙（在东琉璃厂火神庙东侧胡同中），也是江西人把持着，河北人进不去。到清末民初，河北书商壮大起来了，与江西书商先分庭抗礼再分道扬镳，在小沙土园另建起新的文昌会馆，供奉文昌帝君，另立古旧书业同业公会。江西书商也一蹶不振。乾隆时，纪晓岚题匾的“声遥堂”字号，是江西还是河北书商所开无可考；但同治年间把声遥堂铺底倒过来的是江西书商周秋门。书铺虽有纪大学士的名匾，但是人家还是改了字号叫文光楼书坊，请同治翰林戴恩溥另写了牌匾。纪晓岚写的匾额摘下弃而不用，久之就不知下落了，实在可惜。
文光楼这家书铺，同治、光绪年间，在琉璃厂还有一定名望，光绪进士缪荃孙在清末写的《琉璃厂书肆后记》开头就说：“厂东门路北一铺，曰文光楼石氏，丙子年颇有旧书，余专搜其单本，得百余册，皆不经见之书也，价亦极廉。”按：丙子是光绪二年（1876），石氏乃良乡人石镇字静庵，亦即文光楼又换了东家，回到北方人手中，字号却没变。文光楼在石静庵后是其从弟石铎经营，又易为石景华。到民国十年（1921），再换成河北冀县人郭继庄经营，字号仍是文光楼。17年后的1938年，又换了东家：良乡人崔恺。崔掌柜腹内渊博，很有决心把这家有将近200年历史的老书铺经营好，还要想办法把当年纪晓岚给文光楼前身的声遥堂题写的那块匾额给找回来。但在日伪统治下的北京，环境太坏了，他几经奋斗，两者都没有如愿，文光楼维持到1946年，还是歇业了。从声遥堂到文光楼，这家古旧书铺几易其主、两改其名，整整存在了200年！它见证了琉璃厂的起步、成形、发展。
一个小小的声遥堂——文光楼书铺，却有乾隆、同治两朝的两位翰林学士纪晓岚、戴恩溥给题写匾额，足见琉璃厂的店铺，不仅在经营内容上很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就是各店铺的门匾，也颇具历史和文化品位，有不少名家书法之作，亦够文物珍宝水平。孙殿起编著的《琉璃厂小志》中，辑有前人一篇《琉璃厂坊肆匾额录》，收录了清末民初琉璃厂古旧书、古玩和其他名店的著名匾额，计有：
以上所录并非此文所述全部，因为发现有明显的遗漏，如由李鸿章题写匾额的庆云堂碑帖铺和大雅斋、式古斋、铭珍斋等著名古玩铺，以及同古堂铜刻墨盒铺等名店的匾额都缺；著名书法家冯恕在琉璃厂题写的“公慎纸行”等匾额，和张伯英题写的“富晋书社”、“观复斋”碑帖铺和“史善朋竹琴社”等匾额，也没列入，故引录也略作简化。
这么多的名人所题的、琉璃厂百多年来各店悬挂的匾额中，清末朝野的文人学士曾评选出“八大名匾”。它们是：铁帽子王克勤郡王写的“德宝斋”（古玩）；乾隆时协办大学士阿克敦写的“清秘阁”（南纸）；乾隆进士、直隶总督、工诗善书的那彦成写的“博古斋”（古玩）；嘉庆进士、体仁阁大学士祁寯藻写的“懿文斋”（南纸）；道光进士、翰林院编修何绍基写的“富文堂”（旧书）；咸丰状元、军机大臣翁同龢写的“茹古斋”（古玩）；道光进士、同治时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曾国藩写的“龙威阁”（旧书），这是七块。还有一块，就是在琉璃厂厂东门外悬挂了百余年、后来由于换东家改字号把老匾弃之不用而迷失的乾隆大学士纪晓岚写的“声遥堂”，可能有人见过，故列入其中。这八块琉璃厂的名匾，足够进入博物馆陈列的珍宝级文物。但是这八块名匾，今天都已无存，主要是这些名店中的多数，早已停业，名家所书之匾以至楹联，都没了（署翁同龢题的茹古斋之牌匾及店，最近在琉璃厂东街路南出现，详述见“菇古斋”一节的图文）；个别的公私合营后，原字号被取消，匾也不知到哪里去了。有的字号公私合营后被保留，门匾至今也还在用。可是在不断修整中，再制的原匾，却把题款给抹掉了，例如高悬的“邃雅斋”的门匾还是原匾再制，可是“姚华（茫父）题”的上下款都没了。秃匾不成中国文化传统格局，就是个人书斋有题额，哪怕是自书，也要落款用印的。字号公私合营后被取消的，匾额归公，大概也就扔了，这些虽在八大名匾之外，不少也是名人所书的精品，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毁了没了实在可惜。
《百年琉璃厂》 第一部分琉璃厂旧书业领军者（1）
琉璃厂旧书业领军者：来薰阁的陈济川
现在在琉璃厂西街东口路南、紧靠着万源夹道北口，就是保留原字号的新的来薰阁书店。三开间的大门面，进深亦为三间，很气派，还有楼，藏书很丰富，不完全是古籍，不少是古籍新印或与传统文化靠近的书籍，楼下新印书，楼上古旧书。它所占用的原地是西琉璃厂三大旧书店之一的富晋书社和两明斋墨盒店，与设在海王村公园中国书店外侧邃雅斋遥相呼应。
原来的来薰阁还在西边，西琉璃厂180号，其东邃雅斋是192号，富晋书社是193号，三大旧书店并排，相邻十几个门。20世纪80年代重修琉璃厂，来薰阁大体还在原址，是五间门面带楼，后面还有很大的院子和房子。现在东迁到现址。
从琴室而旧书铺 陈济川经营有方
来薰阁是个老店，开设于清咸丰年间（1860年以前），但不是古旧书店，而是卖古琴的，名“来薰阁琴室”。主人陈氏，系陈济川的祖辈。至光绪年间，此铺租于他人经营。到民国元年（1912），由陈氏后人陈连彬收回，改业为书，匾名为“来薰阁琴书处”，以不忘旧。
陈连彬（1883—1947），字丽卿，河北南宫人。琉璃厂是经营旧书、古玩者之乡，在这里，河北人居多，又以衡水及周围各县的人为主。当时来薰阁还是一间门面、只几个伙计学徒的小书铺，经营一般的线装木版古书和铅、石印书籍，生意没有多大起色，维持而已。陈连彬自己独力难撑，遂于1925年把其侄陈杭邀来，帮助管理经营。
陈杭，字济川，以字行，1902年生。民国初年来京进隆福寺文奎堂旧书铺从王云瑞学徒。在北京内城，隆福寺也是个古旧书铺集中地，有好多名店，文奎堂就是其中之一。它的生意做得比较活，广泛交往，不仅国内知名，连日本、朝鲜的学者也与文奎堂来往十分密切。这就培养锻炼了陈济川的善于交际、广泛交友的经营本领。他精明干练，头脑清楚，办事能力强，23岁到来薰阁不久，就把店内店外整理的井井有条。他经营过书籍，过手不忘：提到某书，他会立时说出书的年代、版本、内容特点、哪年收进卖出、价格几何、后来流向等等。其叔见他如此能干，干脆把掌柜一职让给他，让他放手开拓业务，自己歇肩养老了。
陈济川把文奎堂的很多好作风和一些多年交往的国内外顾客带到了来薰阁，又新结交了一些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有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郑振铎、陈垣、沈兼士、沈尹默、马裕藻、马衡、胡厚宣、魏建功、老舍、赵万里、向达、陈梦家、傅惜华、吴晓铃等，以及日本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服部宇之告、长泽规矩也，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狩野君山，东北帝国大学教授、《中国近世戏曲史》作者青木正儿等。有些人与他成了莫逆以至生死之交。
在陈济川主持下，来薰阁大量收进名书好书。陈和伙友外出到各省收书，买到各种宋堑元刻、明版清刊的善本珍籍。像明末富春堂刻印的各种唱本，清著名藏书家杨绍和收藏的《蔡中郎集》、《中关纪闻》等，其中有的书还有名家黄丕烈的批校和题跋。还购自天津李善人家旧书两卡车，其中有宋元版书若干。建国后还收到不少珍本书籍。其中有两种，陈最为得意：一是解放前收得的据明万历刻本、清康熙五年重修本《忠义水浒传》，有李贽李卓吾评点，收购价一两黄金，后来捐给国家，现藏国家图书馆。另一是与人合伙收得明弘治年间刻本《西厢记》。明刻《西厢记》不下几十种，大多是明万历之后的刻本，而此书刻于明弘治，要比一般明刻本早七八十年，可称迄今发现最早的《西厢记》完整刻本，堪称海内孤本，弥足珍贵。此书现由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
陈济川接手来薰阁后，调整经营方向，主要为科研、教学、机关学校和专家学者的需要服务。业务也很快发展起来，书店门面又扩展了两间，后面还有延深院落，店伙增加到二十多人，成为当时琉璃厂一家最大的古旧书店。此外，还在上海开了来薰阁分店。处理收售名书好书外，亦与许多有实力的旧书铺一样，投入资金，编印“坊本”，计有：
《胡氏书画考》三种，《古文声系》二卷，《段王学五种》，《段契摭佚》一卷附《考释》一卷，《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不分卷，《书经》六卷，《诗经》八卷，《山带阁注楚词》六卷附《余论》二卷，《楚词说韵》一卷，《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小孙屠”、“张协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