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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流地位相适应。庆云堂的经营在众多碑帖铺中并不太突出。自从1930年以后，张彦生来到庆云堂，经营大有起色，一直繁荣到今天。
张彦生，原名国林，1901年生于河北省吴桥县，1915年来到琉璃厂已开设了60多年的著名的隶古斋碑帖店学徒。他有心有灵气又用功，没用多久就学会了拓、裱和辨认、收售碑帖的业务。他以年轻的后进之身，先后拜访并请教了宝熙、汪大燮、梁启超、李盛铎、徐森玉、罗雪堂、方药雨、于右任、龚心铭、陈淮生、朱幼堂、张伯英等收藏鉴赏碑帖的大方家，因此在鉴别碑帖的真伪、源流等传世知识上大有长进。1931年，他离开了居停16年的隶古斋，要开新铺子。资金、人员、开拓都要从头开始。他巧妙地借用了老字号庆云堂的名义，独立经营碑帖业务，类似于今天的租赁经营。他跑遍了山东、河南、陕西、江苏、湖北、四川、上海、广州等地收购碑帖，收到了各地名家收藏的相当不少的珍品，充实了庆云堂的货源。他在遍布全国的奔走中，结识了在书法、碑帖方面有高深修养的吴荩臣、陈文伯、柯昌泗、容庚、周季木、郭沫若、陈叔通等大家，碑帖方面的知识更渊博了。
1956年公私合营后，张彦生任北京文物商店碑帖、砚台、墨门市部业务主任和文物商店采购部主任；同时还被聘为中国历史博物馆顾问、国家文物局咨议委员会委员。身材修长的他，还不时出现在庆云堂门市部，热情地接待顾客，耐心回答客人的提问。顾客在他的指导下，大都能挑选到满意的碑帖笔墨。他勤于思考，善于总结，从1963年起，在《文物》杂志上先后发表了《唐怀仁集王右军书圣教序拓本概述》、《唐柳公权书神策军纪功碑》、《唐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碑拓本述略》等论文；还把自己所见善本碑帖加以整理，编撰成《善本碑帖录》一书出版。张彦生1982年逝世，享年81岁。他与琉璃厂的旧书、古玩、篆刻的名家郭纪森、魏广洲、孙会元、魏长青等，都是年龄相近、卓有成就的一辈人。
琉璃厂重修后，庆云堂迁到琉璃厂西街，好多人来此购买碑帖，日本书法家更是这里的常客。为方便日本客人，店里配备了懂日语的人。日本书法家雨野雪村专门题写了“庆云留光”匾额相赠。据说，国家图书馆建成后，金石部的金石碑帖拓本资料有不少是通过庆云堂收集到的。
观复斋开业较晚，出资人是铜刻大家、同古堂图章墨盒铺的老板张樾丞，1930年开张，地点就在西琉璃厂万源夹道把口西侧，紧挨着也是张樾丞出资、1925年开张的邃雅斋旧书铺。两个铺子共三间门面，门脸格局一样。观复斋最早称墨印簃碑帖店，又叫敦古谊碑帖店，时间都不长，后来改称观复斋，并请张伯英题了匾。这个铺子可以说是张樾丞为他五弟张杰丞开的。张杰丞1911年从老家来到北京，在富华阁学徒，熟悉碑帖、端砚等业务。观复斋就由他主持。
1956年，同古堂、邃雅斋、观复斋三个皆是张樾丞出资的买卖都公私合营了。后两个字号被保留下来，都有发展；同古堂的字号没了。张樾丞昆仲都已作古了，樾丞的长子早亡，次子幼丞、孙效丞继承祖业，以篆刻名于世。张效丞在已从旧址西移的今天的观复斋等处挂篆刻笔单，有相当名气。
《百年琉璃厂》 第三部分关于乐器（1）
关于乐器
在琉璃厂，乐器当然是指民族乐器。百多年来，这里有过许多家民族乐器店铺，还称不上前店后厂，干脆就是制作的作坊，边做边售。乐器铺大多在东琉璃厂，连火神庙里也有。大多以掌柜的名字称店名，掌柜的就是制作好手，带着几个徒弟、伙计，有两间屋子就干起来，等主顾上门。胡琴、二胡、南胡、板胡、大擂、琵琶、月琴、秦琴、大小阮、笙管笛萧都有，举凡拉的、弹的、吹的、打的各种民族乐器大多是自产自销，有的也需要“过行”，即从经营略有别的同行匀货卖或干脆荐到专营此种乐器的店铺去买，如精致的铜质乐器和打击乐器等。
到70年前我记事时，留给我印象较深的乐器店有三家，两家专做和卖京剧用的京胡和京二胡，另一家是乐器全活。前者是史善朋和竹兰轩，后者是文盛斋。他们之间其实还有着师父门人和过行挂名的关系。这里面也有点小故事。
文盛斋乐器铺位于东琉璃厂与小沙土园把角。两三间屋子就是车间作坊，掌柜的、伙计、徒弟都是手不停挥，忙着干活。有一些成品可以当时挑选买走，这大多是一般的货，如二胡等；要好的特殊的得另讲价定做。这是一家百年以上的老民族乐器店，东琉璃厂很多乐器铺，像火神庙里的文兴斋、以人名为店名的马良正胡琴铺、施子云胡琴店的掌柜都出自文盛斋门下，而后再往下传，传了几代。
很受京剧内外行赏识的“史善朋竹琴社”，也是以人名为店名，位于东琉璃厂信远斋斜对门路北，两间门面门市带车间，后面住家。史善朋是马良正的大弟子，也就是文盛斋的再传弟子，手艺好，二十几岁就离开师门，另开了买卖。我童年时，史善朋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长方脸，白白净净，膀大腰圆，手里的活儿非常漂亮，赢得京剧内行的一片赞誉，这是很难得的。程砚秋的琴师周长华与史善朋在20世纪30年代，因研究制琴和不断改进而成为莫逆之交。胡琴的音响脆亮，而程砚秋的唱腔又幽咽婉转、沉郁多变，一般的胡琴在音色上与之风格不相谐。周找史多次反复研究试验，例如，试用过改云母片代替蛇皮蒙筒，改变琴筒的尺寸，将之放大或缩小，寻找合适的音色，终于试制出音色比较宽厚、适合程派演唱特色的胡琴，流传使用至今，而二位研究试制者早已作古了。
史善朋终日忙碌不停地干，活儿压着，冬天一件旧棉袄，夏天干脆光脊梁。他总脸上带着微笑，周围街坊的人缘很好。他手艺那么好，但光靠耍手艺做胡琴卖，还是挣不了多少钱，照样要吃窝头。他有六子两女，男孩小名大多以“狗”叫之，名字“贱”好养活。他们比我略小，是我小时的玩伴。但这个时间不长，几个孩子就子继父业了，都没有怎么念书，到年岁就从父亲学制琴，在家学徒。一点儿没有因为是少掌柜的而有丝毫特殊，反而要求更严，挨揍也是家常便饭。哥儿几个学得一手好制琴手艺，1956年三大改造时，他们跟着父亲一起进了乐器厂，转瞬几十年过去了。2001年春节，厂甸庙会在南新华街上重新设立开放，尽管难与往日相比，我还是每年必去，还约上三五少年挚友，踏旧寻故。有一年在靠近臧家桥的南新华街路东的一个小门上，看到挂着一块“史善朋竹琴社”的木匾，虽不是当年原匾，突然也有“他乡遇故交”之感。“史善朋竹琴社”的匾，当年是张伯英题写的，裱好了装镜框，挂在门前，这种用书法原件挂匾也是琉璃厂的“独一处”。我不顾冒昧，推门而入，一位比我略年轻些的老者迎上前来。我得知对方姓史后，劈头就是一句：“你是几狗？”那位已是子孙满堂的老人了，忽闻有人问他们弟兄的小名，不由一愣，料是多年的熟人：“我是老大。您是……啊，会文堂的胡大哥！”随即来了个洋礼，紧紧拥抱。这才落座献茶，叫过他的儿女介绍：“这是琉璃厂的胡大爷。我们是发小儿！”
我们聊了彼此的经历，他是从乐器厂退休，但是制作胡琴的家传独门技术并没放下，“老爷子留下的东西，不能在我们弟兄手里给弄丢了。”他的屋里挂满了新旧的胡琴，可见他率领着儿子还在干。当然还是用史善朋的旗号。他们是史的儿子和独门技术继承人。“史善朋”这个品牌，乐器厂一直没使用。“史善朋”的胡琴在京剧内行和爱好者中威望很高，史家后人制出的胡琴仍具有相当水平。至于当年那块张伯英题写的“纸匾”，家里一直收藏到“文革”，因害怕，给烧了。
《百年琉璃厂》 第三部分关于乐器（2）
史善朋的胡琴今日的价值是很高的，我的一个同庚朋友、毕业于北师大物理系的南京某大学教授刘元震，从中学时就爱拉胡琴。1951年，他的在汇丰银行工作、非常喜欢京剧的父亲，带他到琉璃厂的史善朋处，以旧人民币25万元（折合今天25元，当时能买60斤盛芳螃蟹；两幅齐白石的四尺立轴，那时东西便宜）买了一把胡琴，这个价钱在当时是不低的，胡琴的质量也很好。他一直用到今天，中间重蒙过不少次琴筒蛇皮，都是找史善朋，1956年后则到乐器厂，也找史家的人给换。2004年，他回京探亲，随身还带着50多年须臾不离身的胡琴。他不知见到哪位“狗”爷，鉴定出这把琴确实是他父亲亲手制作的精品，愿以两万元回收，请刘先生割爱，把胡琴让给他们收藏。这把琴跟了老刘大半辈子，他实在舍不得。史家兄弟不好强求，但表示既然是老爷子当年的正经作品，今后有什么小毛病我们负责修理，让这把好胡琴流传下去，永能使用。
但是当年史善朋带着儿子徒弟终日苦干，收入并不多，吃的是窝窝头，穿的是破棉袄。到乐器厂后工资也不会高，混个温饱。他不会想到在他身后，作为民族乐器的京胡，价钱直线上升，一把将就拉的琴，至少一千多块，还要有内行熟人给沙里淘金，史善朋的胡琴几乎成了文物！
另一家专卖京胡的店，是东琉璃厂西口往南一点的竹兰轩。这是以给晚年谭鑫培伴奏过、后专任梅兰芳琴师的徐兰沅先生的名义开的。徐先生在京剧界辈分很高，是梅兰芳的长辈，也是胡琴泰斗、为谭鑫培伴奏的梅兰芳伯父梅雨田先生之后最出色的琴师，人们尊称他为京胡圣手。“七七事变”后梅兰芳先避居香港，后在上海蓄须明志，坚持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