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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阁注楚词》六卷附《余论》二卷，《楚词说韵》一卷，《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弟子错立身”》，《越谚》三卷，《广韵》五卷，《南唐二主词》一卷等。分别为木原版刷印、影印、铅印不等。
《百年琉璃厂》 第一部分琉璃厂旧书业领军者（2）
短短一二十年，来薰阁在陈济川主持下，在名闻遐迩的20世纪中期琉璃厂古旧书业中名列前茅，年营业额达10万元。
重义轻财 ？摇陈济川与名人学者的交往
笔者很小时就认识这位陈济川叔叔。他个子高，头大，人爽朗，大嗓门，爱说爱笑，因而得了个外号“陈大头”。来薰阁与先父当经理的会文堂新记书局是相隔不远的斜对门。陈比先父小5岁，先父本着睦邻精神，也有意与这位陈叔叔交往。他去过我们家，吃过饭也打过牌，父亲就直呼他的绰号“大头”，他也笑容满面。虽然他们新旧书业不同行，也没有什么业务来往，但他们还是很好的朋友。
表面上看，陈济川一天大大咧咧、忙忙叨叨、风风火火，见了人，不管是谁，总要打招呼，但说不了几句又忙着走了，都以为他是个粗线条的人。其实他心里很细，是非分明，好多事情，他不言不语安排得熨熨帖帖，做得有情有理。
陈济川在1928到1930年不到30岁的期间，曾应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长泽规矩也等人的邀请，四次东渡日本访问，在东京、京都、大阪、神户、九州、福冈等地展销并收购中国古籍，并结识了日本一些专营中国古旧书的书店、书商，访问了不少学者、藏书家、图书馆。经过多次出国展销，来薰阁在国内外的名声大振。而在琉璃厂相对比较保守的旧书界中，他是个别而勇敢的。
但这种文化友谊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不能不暂时中断。而他则尽己所能支持帮助被日本人迫害的文化界朋友。“七七事变”前，他由魏建功先生介绍，在来薰阁书店中接待了朝鲜学者金九经先生，负责其食宿。抗战爆发后，有抗日言行又发表过大量爱国抗日作品的郑振铎先生，在上海沦陷区遭到日本侵略者的通缉搜捕，处境十分危险。陈济川毅然决定让郑先生隐藏在来薰阁上海分店的库房内很长时间。郑先生并以来薰阁为聚会点，与徐森玉、王伯祥等进步文化人士经常碰面。郑先生专门研究中国民族传统俗文化，对包括戏曲、小说、弹词、宝卷，尤其对有插图的书刊，有着强烈的兴趣爱好。陈在收购书籍时积极予以配合。郑最爱逛的书店就是来薰阁，不管在上海还是北京，几乎日日必到，每来必有所得。1942年来薰阁上海分店收进一部《太音大全集》，两册，明正德、嘉靖年间刻本，附有精美插图百余幅，还有历代名家题跋。郑闻讯大喜，奈何囊中萧索，力不从心。他在《劫中得书记》中说，凡遇好书，“力所不及，则节衣缩食以赴之，或举债以偿之，或售去他书以易之”。在来薰阁的耐心留存下，此书终被郑先生购去。建国后，该书被收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第五函中。
陈济川与北京大学已故著名教授魏建功的友谊更是深厚无比。抗战前，魏曾留学朝鲜，他与夫人王碧书的信件往来，都由来薰阁收转。抗战胜利后，魏先生一度曾受聘担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从重庆起程赴台湾，带领教授台静农、何子祥、张宜忱等和学生共40多人，路过上海，以来薰阁上海分店为中转站。魏夫人率子女从重庆去台湾，路过上海时正逢中秋佳节，却苦于经济拮据，困在那里。来薰阁分店及时送去白面、猪肉和钱，真是雪中送炭，魏夫人十分感动。建国前后，魏建功先生经常介绍好多学界朋友到来薰阁选购图书；他编辑的《钱玄同遗墨》、《中华新韵》等书也由来薰阁上海分店出版发行。1980年魏先生临终前，对子女言：“你们以后不能忘了来薰阁书店的朋友和陈杭一家，他们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陈济川是书店老板。经营店铺，利润是第一位的。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时还要牺牲一点财帛，以全义气。在日伪侵占北京期间，诸事险恶，买卖不好做，琉璃厂的旧书、古玩、新书、南纸等行业，大多生意不如过去，来薰阁也不例外。陈济川是个乐天派，整天还是那么嘻嘻哈哈的，四处张罗，大家以为他的来薰阁底子厚，还顶的住，这话也不假。但相对说，在旧书商中，他的民族正义感是较强的，在暗地里悄悄地做了一些对抗日有利的事。他除了在上海想方设法帮助掩护进步的文艺人士外，还通过谢国桢教授的关系，把一批敌伪禁运的图书偷偷运送到解放区。虽然数量不算大，但等于渴中送水，一定程度缓解了解放区缺乏图书的困难。抗战时大批教育单位、学者教授文化人奔往大后方，也是十分缺乏必要的书籍资料。这些东西在北京有，敌人控制很严，沦陷区与大后方间通邮十分困难，一封信要辗转绕好几个地方，几个月才能收到。已撤退到四川的专门研究考古的著名甲骨文专家胡厚宣教授，更是缺乏研究资料，写信给陈，请他帮助购书。陈济川就把《双剑誃殷与骈枝》、《双剑誃古器物图录》等重要考古书刊，拆散后，单页装入信封，分多次陆续寄给身在大后方的胡教授。胡先生收到辗转几地、被污得油渍麻花的北京来信，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用“久旱逢甘霖”一语形容当为贴切。抗战胜利后，胡教授回到北平，安顿好后，立即奔赴琉璃厂来薰阁，面向陈济川致谢，并付书款邮费。陈笑而拒收，说，这是我们分内之事，何谈区区之钱。他后来还为胡厚宣先生等考古学家出版了《战后平津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等多种印数很少的学术资料专著。胡先生说：“来薰阁书店陈济川先生的这种深情厚谊，我非常感激，终身难忘。”
《百年琉璃厂》 第一部分投身社会主义改造
投身社会主义改造，晚景却凄凉
陈济川在旧书业中的威望高，一贯积极、助人为乐，在1950年初成立的北京市图书出版发行业公会时，他被选为主任委员，还参加了民主建国会。后来他在旧书业还发展了一些民建会员，这些人在各方面都积极带头。他还在1950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的代表，之后又被选为前门区人民代表。
1950年底北京筹组第一家公私合营的出版社——新大众出版社，成立资金旧人民币两亿元（折合今两万元，当时是巨款，若按实值今天恐在几百倍左右），由北京市新闻出版处出资6000万元，工人出版社出资4000万元，来薰阁出资2000万元，宝文堂书店出资2000万元，另由陈济川负责向其他40家书店集资4000万元。该社组成七人社委会，由《工人日报》总编辑王春，工人出版社秘书长张诚、负责人苗培时，北京市新闻出版处处长周游、副处长宋匡五，来薰阁经理陈杭，宝文堂书店副经理刘玉铮组成。王春任主任，苗培时任总编辑，陈杭任经理。社址设在杨梅竹斜街世界书局东隔壁，一座两层楼，今天遗址痕迹还有。该社出版有革命内容、大众化的通俗读物，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阴阳合历全书》即新黄历，印数竟达120万册；还编辑出版了杂志《说说唱唱》，即今日《北京文学》前身。这个出版社出版了不少新内容新形式又通俗大众化的好书，很受欢迎；还吸收了一些著名文人，包括后来的大作家汪曾祺在内，担任编辑。新大众出版社在建国初期开拓建设北京新文化上贡献卓著。后来不知怎么回事，这个出版社没有几年就给拆散了，像宝文堂这个名号就无偿地归了1956年成立的中国戏剧出版社使用至今；《说说唱唱》划归新成立的北京市文联，更名《北京文艺》。
新大众出版社无疾而终，陈济川还是在琉璃厂经营他的来薰阁，兼管图书出版业公会的工作。
1956年的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陈济川是举起双手热烈欢迎的。他的来薰阁北京、上海两店公私合营后核资定产，各为5万元，居旧书业之首。他带动了好多旧书业同行积极迎接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他还把1589年刻版的《忠义水浒传》这部珍本古籍捐献给国家，以示态度和决心。
旧书业的改造，全归并到中国书店，陈济川被任命为北京市中国书店副经理。他努力工作，积极帮助各地建立中国书店，经领导同意，选派有经验有魄力、精通古旧书刊业务的骨干人员，去协助广州、兰州筹建中国书店。
陈济川的晚年在中国书店愉快地工作着。他终究是私方代表性人员，再努力工作，也还是外人。他躲过去了1957年的“反右”，据说差一点儿就落水，还是有好人拉了他一把，结果旧书业这顶“右派”帽子给了邃雅斋经理、也是旧书界的头面人物董会卿。到1966年的“文革”，那谁也跑不了，何况陈还是拿定息的资本家，身为中国书店副经理，被打成是“混进领导班子中的阶级异己分子”。
他没能挺过去，1968年含冤而逝，享年才66岁。陈济川平日身体较壮，要不是“文革”摧残，他还能再活一阵子，必然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的古旧书业，作出更多更出色的贡献。
不过，重修琉璃厂后的新来薰阁，继承了陈济川的老来薰阁的热心为读者顾客服务的优良作风。笔者只要回琉璃厂，必要去他们书店逛逛，感到舒适开心，真是如沐春风，当然每次不空手而归。在店中经常碰到日本、台湾、香港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寻书购书人。前不久又去那里，顺便询问陈济川的后人在哪里？中国书店不知道，而来薰阁的门店负责人就告诉了我。交书款时，两位日本女士用简单不熟的华语，向我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