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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神交的依据在于，人群的生活方式虽不同，然其情感，如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却是相通的。提出神交的目的在于，各自立稳脚跟，平等交流，殊途同归，可避免表面的模仿抄袭。
在这里，我还要补充一个日本的例子，以说明站稳脚跟的重要。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日本有一个“感觉派”的青年作家群，学习西方意识流的创作方法。川端康成先是加入进去，后又退了出来，回到对日本美的认识和挖掘。六十年代末，他因三部小说《雪国》、《伊豆的歌女》及《千只鹤》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穿了一身和服上台致答谢词，题目就叫“我在美丽的日本”。我便服川端氏。大家如果没有读过，可找来他的小说看看，川端康成笔下的日本之冷美是表现得很到位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当然得了解认识自己，也得了解认识我们中国的文化精神。这方面的问题，梁漱溟先生、辜鸿铭先生谈得最多，也谈得很透。市面上有他们的书，大家可找来看看。我这里先略为作些介绍。梁漱溟先生在他晚年曾接待过一位西方哲学家，这位哲学家也是他的学生，他们之间有过一段关于“人”的交谈，这是梁先生的一个很著名的分析。他说，人可以分为三类：一为以古罗马为代表的西方人，他们是人类的童年，向前看，重物；二为中国人，看自己，重人；三为印度人，向后看，否定人生。梁先生举了个例子，以区别中国人和西方人。他说，一个房子里住了一个西方人，如果房子漏雨，西方人会想，我明天要盖一座新房子搬到那里去住。中国人想的是，把我的床搬到房中不漏雨的地方就行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西方人看重的是房子的更新，中国人看重的则是自己不被雨淋。
辜鸿铭先生谈到中国的文化精神有这样的分析：一、力行近仁——平民阶层——物质基础；二、好学近智——学者阶层——管理教化；三、知耻近勇——领导阶层——英雄气概、贵族精神。辜先生说，贵族精神就是指的勇敢、勇气。怎样才会有勇气呢？那就是要“知羞耻”。知耻则勇。所以古时候有“刑不上大夫”的讲法，对当官的人施以刑罚那他就丧失了羞耻心，而一个人一旦丧失了羞耻心便毫无勇气可言。所以，对于一个犯了事的官僚最好的处罚是“自裁”，自裁本身就是在一种没有丧失羞耻心的情况下的贵族气的表现。一个人，最基本的品质是要知耻，要有廉耻感，要自爱，要爱惜自己的羽毛。此为“礼”的表现，本质是体谅，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文化大革命”最大的破坏是对人的破坏，大字报让人人颜面扫尽，羞耻心丧尽，如今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根源在此，心灵的修复要比经济的复苏更为艰难。在绘画上，我们正要提倡贵族精神，要有勇气。随波逐流，拾人牙慧，亦步亦趋，依样描葫芦，跟着洋人跪，跟着古人跪，跟着他人跪，没有自己的发现，没有自己的创造，没有自己的道路，这难道不是一种羞耻吗？
归结起来，中国人和中国的文化精神，是一种心灵状态，静的美学，情的心灵生活；是一种心境，有富于想像力的理性；是灵魂趋向净化，即完善自我。故李泽厚说，成为人，就是成为个体。
接下来，我们谈谈中国的语言。汉语最大的特点是多义，亦即模糊性。有一个故事，说中国的一位外交官陪撒切尔夫人吃饭。中途这位外交官对撒切尔夫人说：对不起，我要去方便一下。翻译给夫人讲了方便的含义。后来，外交官对撒切尔夫人说，希望夫人方便的时候去我们中国看看。语言的模糊性，只可意会。杨振宁先生曾在香港中文大学谈中英文的比较，他说，英语是准确的，汉语是模糊的，故英语最适合用来签合同，而汉语最适合艺术创作。
情感化是汉语的另一特点。例如，子夏问孔子：何为孝？孔子曰：色难。“色”在这里是指一种选择的方式和态度。也就是说，不在乎你对父母所尽的义务，而在乎你尽义务时所选择的态度和方式。孔子认为，儿女跟父母的关系不是契约关系，而是一种选择情感的方式。孔子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表达了一种深沉的情感。这正是汉语中口头语与书面语的共同特点。汉语的口头语，质朴简单，不讲语法，无规划，是孩童的语言，是心灵情感的语言。汉语的书面语言，用简洁明了的言词表达深沉的情感，即诗的语言。
象征性，是汉语的最显著的特征，它是情感化与模糊性的结合。象征性，亦即隐喻或暗示。故外国人认为欣赏中国艺术要取两种方法。一是作品本身带来的审美愉悦；二是作品所寓示的良好祝愿，即隐喻或暗示。隐喻或暗示可带给人特殊的乐趣，因为它有猜的成分。对于中国艺术的象征性，西方人有自己特殊的解读方法。如画一条鱼，中国人一下便知道是暗示年年有余，而西方人对于“年年有余”的认识，则要通过“鱼群”或“鱼子”来理解，他们不知道“鱼”“余”谐音的妙处。
作为一个画家，要熟悉中国的文化，就必须熟悉中国的文学，因为中国的文学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中国文化的特点，我概括为伟大庄重四个字。下面简略地谈谈历朝文化（文学）的主要特点。《诗经》的主要特点是“一唱三叹”，即一人唱之，三人和之。先秦的特点是简约、无猜。无猜即无功利。那时的雕塑最具简约的特色。魏晋六朝的主要特点是，人的风种（风采与情感）、思辨及通脱。章太炎说，魏晋是真正的思辨时代。鲁迅说，通脱则去固执，可容异端及外来文化。唐代则重意境，解决的是主与客、心与物的关系。宋、元、明时期讲韵味，要求技巧的纯熟与认识的深化，主自然去雕琢，风格归于平淡。这个特点一直延伸到清代乾隆时期袁枚的性灵说。
下面我想多讲几句北宋时期“文道两本”的提出。所谓“道”是指内容，“文”指的是形式。“文道两本”是说文和道是艺术的两个根本。其实，西方的教堂音乐一开始也有主词主曲两派。“文道两本”的提出，冲破了儒家的“文以载道”，让形式美相对地独立出来，将以往追求圣人之道转而着意于文字、笔墨、音响等艺术之美的追求。它的提出，以欧阳修为先驱，苏东坡完成其巨变，解决了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常与无常，师造化与师心，形与神，绚丽与枯淡，豪放与含蓄，有我与忘我的对立统一。至此，可以说，从屈原开始，到了苏东坡，中国士大夫智识阶层有了一个人格与审美的完善。这在李泽厚的著作中有透彻的剖析。李泽厚在谈及审美人格的完善时，重点提到了苏东坡的一首代表诗作：“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趾爪，鸿飞哪复计东西。”李泽厚评说，这是对人生偶然性的深沉点拨。要知道，苏东坡是一位终生没有隐退的官员。他不同于李白，李白没有功名，做的是闲官。他也不同于杜甫，杜甫虽有功名，但做的是小官。而苏东坡既有功名，一辈子又在北宋政治漩涡里打转，对人生居然有不过是偶然留下的趾爪这样深层的认识，真是难能可贵。屈原在《涉江》中写道：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故将愁苦而终穷。他为他的抱负未能实现而忧愤终生。到了苏东坡，他有了一个新的人生认识。有这样的几个故事。一个是苏东坡被贬到湖北黄州，一天晚上睡不着，便去承天寺会好友张天民，恰好张天民亦未睡，二人推门出户，看月色空朦，树影照在地上像水里的丝草一样。苏东坡于是感叹，何夜无月？哪天晚上月下的树影不像水中的丝草呢？但能领略这份美景的，惟有我与张天民也。第二个说的是苏东坡被贬海南，盛产的海货味道鲜美。苏东坡对他的朋友讲，如果京城那些贬我的人知道我天天在这里吃如此的美味，他们就不会把我贬到这里，或者他们自己也会来的。在此，东坡除了享受到了自己人生的快乐，还有对他政敌的亲切原谅。再有，苏东坡在《游赤壁赋》里写道，文人不敢去赤壁，因为太危险。樵夫去了却又讲不出其中的妙处。又敢去，去了又讲得出其中妙处的，惟我苏东坡也。他还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苏东坡通脱豁达的人生态度，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这是他审美人格的完善。
南宋时还有一个人叫严羽，自号沧浪逋客，故称严沧浪，其著作《沧浪诗话》为后期中国美学之标准典籍。著名理论为镜花水月，即空幻美。看得见，摸不着。看得见就是审美，摸不着即无功利。这种美的主要特征是：淡，冲淡，淡远。此为最高艺术境界和审美境界，即逸品。淡无味，却至味，好比饮茶，经得品。比如，我们欣赏一幅好的山水画，往往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要是自己能住到那里多好。当然，人是不能住到画里去的，这就是摸不着，无功利。剩下的只有看得见。此时，你会升起赞叹、惋惜、企慕之情。而这些情感一旦出现，恰好证明你已完成了对这幅山水画的审美。
在讲南楚文化的特点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湖南人的精神。辜鸿铭先生说：湖南人是苏格兰高地居民，粗鲁、直率、勤劳、不吝啬、有胆力、有耐力，这种品质是其他各省的中国人所不具备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价南楚文化的特点有四个字：“惊采绝艳。”丰富多彩、浪漫不羁、强烈鲜明、缤纷多姿、高昂炽烈。这种文化保留了远古的天真、稚气、活泼、开放，少约束而与神话相通。南楚文化的主要代表为屈原，他将儒家文化情感化。王国维用品格意境四个字作为衡量文学艺术的标准。他说，北人有品格而无意境，南人有意境而无品格，屈原兼而有之。
南楚文化的主要特点，在我看来，是她的苍凉之美。在一篇散文中，我这样来描述：“初冬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