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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楚国。你的性命已悬在我的手里。接着，毛遂力陈合纵既为了赵国，也有利于楚国的道理，把楚王说得心悦诚服。毛遂担心楚王事后反悔，当场要求楚王歃血发誓，终于使赵楚两国达成互助协议，共退秦军。
《战国策·魏策》中，作者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记述了魏国使臣唐且不辱使命的历史。秦王凭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借口用五百里的土地与魏国斢换安陵，实际上谁都知道这是一个骗局。但安陵君既不愿换地，又不能得罪秦王，只好派外交官唐且出使秦国。在态度强硬、性格暴躁的秦王面前，唐且巧言善辩、针锋相对，使秦王自觉就范，别无选择。唐且说，如果作为布衣的我发怒了，就会倒下两具尸体，流血五步之远，天下人都穿素戴孝。随之挺剑而起，寒冷的剑光逼得秦王真正懂得了“布衣之怒”比“天子之怒”更为现实，“伏尸二人”比“伏尸百万”更刺刀见红。唐且不畏强权，维护正义，创造了新的外交奇迹。魏国傲视强秦，不仅在于主权平等，真理在握，更在于有唐且这样一个文武兼备的外交官身份的剑侠。他以最简洁有效的方式，成功地解决了安陵君十分棘手的问题。
战国时的卿相之侠，自然要数平原、信陵、孟尝和春申四公子为最。
平原君养士数千，权倾一国，为取信门客，斩宠妃以谢下人，一时成为佳话。信陵君竭诚待客，为存魏救赵，冒死窃符矫诏，拒强秦于国门之外。孟尝君礼贤下士，妥善安置天下士子，这些人中，有像魏子那样可以一死明志的烈士，有像冯谖那样目光远大之人，也有不少鸡鸣狗盗之徒和闾巷布衣之侠。他在薛地时，曾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六万余户。相比之下，春申君的侠烈比不上其他三公子，但他上书游说秦昭王，使昭王派使者买通楚国，让楚国北伐灭鲁，使秦国得以振兴。
二
综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秦以后至清代末，侠客这个特殊的人群，其兴衰发展呈波浪状起伏，经历了几个大的曲折。
受春秋以来仁人忠勇之士的影响和侠客先驱无畏精神的感召，战国诸侠客大多持身谨，持节严，那种爱名誉、急公义、重知音、赴国难的精神，对后世剑侠有着积极的影响，乃至成为他们精神的动力。
汉初，承袭战国以来任侠之风，加之强秦暴亡，各种势力交攻纷起并作。
在秦时，已有韩国贵族后裔张良，家僮三百，“弟死不葬，悉以家财养士”。后来，他得到了一名能使百余斤铁锤的大力士为客，趁秦始皇东游经博浪沙时，张良与壮士共同狙击，结果误中副车。秦始皇悬赏缉凶，遍索天下，张良只得改换姓名，匿居下邳。尽管处境堪忧，但他任侠习性不改，当时，项伯杀了人来投奔他，他竟能将项伯留下来。
到了刘邦为汉朝天子后，这些人仍按过去习惯行事，专横意气，并不尽君臣之礼。剑侠田横，曾拥兵对抗汉楚两家，还烹过刘邦的说客郦生。等到刘邦登基称帝后，他为避报复，带着下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中。刘邦知其可用，强招来朝。田横耻于与刘邦同朝为君臣，竟在赴京途中自杀了。陪同他的两名随从奉遗命持首级晋见。刘邦见后很是感慨，命手下人以王者之礼厚葬，并加封两随从为都尉。谁知这二人安葬了主人后，却相继自杀。刘邦闻讯大惊，知道田横的门客皆为可用贤才，急忙派人入海相招，但是余下的五百余人听说主人已死，竟集体自杀。
西汉时期，侠客的身份十分复杂，有像朱家、郭解和剧孟那样的平民，即所谓闾巷布衣之侠；也有像灌夫、宁成这样交通豪猾、役使千家的暴富之侠；更有像袁盎、栾布、郑当时这样的亦官亦侠、兼侠客官僚于一身的卿相之侠。但是，从西汉后期开始，随着汉政权的稳定，侠客逐渐远离战国时期和汉前期生存的特定社会土壤，他们中为官者日众，不仅任侠之人年长后多为高官，即使正在任气作威的侠客，也可位达封侯。
东汉时，以高官为侠者更多。如窦融，早年为强弩将军司马，以军功显赫封建武男，家在长安城里，常与闾巷豪杰交往，以任侠为名。光武帝刘秀为布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到门”，在行为上与侠客如出一辙。但是东汉统治者大力推崇儒学，剿灭侠客，与西汉相比，侠风有日衰之势。不过，当汉末君主庸弱、军阀混战之际，侠客们又成批涌现，其影响绵延后世。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有名的乱世之一。此时的剑侠，呈现了衰世放狂的景象。东汉后期，特别是和帝、安帝以后，朝纲混乱，政治昏暗，土地大量兼并，豪强势力膨胀，苛捐杂税沉重，加之连年的自然灾害，逼得大批失去土地和生存能力的农民背井离乡。这些流民生存无着，只好铤而走险，继张伯路、章和、张婴等领导的流民暴动之后，终于酿成了黄巾起义。
流民的存在，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其中强悍有力者，有的就变成了侠客，有的干脆沦为强盗，这是当时布衣之侠的重要来源。而随着黄巾军的被镇压，一批拥有私人武装的权贵和豪强地主羽翼渐丰，开始不受中央的制约。这些从军阀混战中涌现出的乱世英雄，以及他们身边的人身上，可以看到侠客的影子，他们是公族豪侠的来源。如镇压过黄巾军起义，后官至右车骑将军、封钱塘侯的朱俊，性情刚直，轻财好义；河内太守王匡，乐善好施，以任侠闻名；董卓性情粗野，尽与羌中豪杰交往。在混战中渐成气候并最后称孤道寡的曹操、刘备、孙权等人，都有侠客气质和任侠的经历。至于像鲁肃、徐庶、典韦、张邈等豪杰，更是不计其数。两晋南北朝政权如走马灯般更迭，侠客的活动更见频繁。
隋唐五代社会治乱交错，崇尚强力，侠客风行。李渊夺取天下时所使用的豪杰中，有不少是侠客。唐太宗李世民更是诚结天下豪俊，以至藏亡匿死，颇有战国时平原君、孟尝君之风。唐人崔融描述唐代侠客情景：“轻沙任侠之徒，斩龙刺蛟之党，鄱阳暴谑之客，富平捍壮之夫，居则藏镪，出则竦剑”，“轻死重义，结党连群，暗鸣则弯弓，睚毗则挺剑。”五代时期侠客势力与隋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汉高祖刘知远，少为军卒，牧马晋阳，曾夜入农家，窃取民女李氏，即后来的李皇后。周太祖郭威，青壮年时就喜好赌博任侠，不拘小节。吴越王钱鏐“权勇有谋，性任侠，以解仇报怨为事”。他们所重用的大臣，更多侠客出身。
宋元明清时代，由于封建专制统治日益强大，侠客的生存环境越来越艰难，这一特殊的社会人群，逐步走向岑寂。
但是，到了晚清，侠客的流风余韵，在历史的大变局中，又有了寂寞已久的回响。这是绵延数千年的民族精魂不死的闪现；这是海潮与岩石相约百年的拥抱；这是埋藏于地底的岩浆长久沉默后作出的抉择。
三
剑器的来历源远流长。最早的剑，大约是新石器时期的原始人用兽骨雕制成的骨剑，这从西安半坡村出土的文物中可见一斑。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剑的制造和使用，已经达到了最辉煌的阶段。从山东临朐发现的吴王夫差铜剑、湖北江陵发掘的越王句践铜剑和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铜柄铁剑中可以看出，剑器已经成为石器、青铜器和铁器等不同历史阶段的重要器具。特别是1965年从湖北江陵发掘的越王句践剑，虽然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但出土时依然寒光四射，剑气逼人。
古时候的名剑，有记载的就有干将、莫邪、巨阙、太阿、龙渊、纯均、胜邪、鱼肠、湛卢九剑。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所载，当时铸剑有名的，吴有干将和他的妻子莫邪，越有欧冶子。而在韩国，所出宝剑最多，河南西平县有冶铁炉，有棠溪村，都是韩国著名的铸剑处。西平有龙渊水，用它淬刀剑特别坚利，称为龙渊之剑。相传越国的欧冶子和吴国的干将是同学，他们的老师在铸剑时，因矿石不能熔化，夫妻二人投身冶炉中，剑才铸成。干将和莫邪夫妇为吴王铸剑，他们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精英，悉心冶炼，竟然三月不出铁汁。为了成功地炼出铁水，他们先是向炉中投进毛发和指甲，铁汁仍然没有流出，最后只好效法他们的老师，双双投入火中，以身殉剑，才有了干将、莫邪两柄雌雄剑的诞生。这些传奇，虽然有些不可思议，但细细品来，却发人深省：铸剑人化身为剑，在炉火中涅槃再生，这剑就有了生命，这剑就张扬了人的灵魂，人的价值从剑中体现，剑的分量渲染了时代的色彩。
春秋战国时，佩剑的重量和长短，标志着士的身份。剑有上、中、下三制之分，士又分为上士、中士和下士三种。所有佩剑者，都必须根据自己的身份佩带相应重量和长短的剑。从江陵出土的大量剑器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富可敌国的王侯将相，还是穷得无片瓦寸土的布衣百姓，都把青铜剑作为随葬的必需品。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的人们，如此生必剑佩在身，死必剑随人葬，剑器与人如此形影相吊、生死不离。也许，从造剑的神秘、神剑的无所不能中，人们对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膜拜，以至剑人相熔、人剑合一；也许，身处那个战祸连年、英雄辈出、霸权迭兴的特殊时代，任何丈夫气节、英雄气概，有了一柄寒剑，便能以最简捷、最自由、最豪气的方式，使之发挥得尽情尽意酣畅淋漓。
四
然而，一旦离开了那个特定时代，剑的功用，便变得有名而无实。
先秦之后，文人雅士们吟剑且佩剑，是敬慕先贤，高扬剑气；是借他人之杯盏，浇心头之块垒；还是倚寒剑威武之胆，壮书生文雅之色？
晋代文士陶渊明，避乱世而采菊东篱之下，竟作了一首不为人们提及的《咏荆轲》：“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其人虽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