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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文士陶渊明，避乱世而采菊东篱之下，竟作了一首不为人们提及的《咏荆轲》：“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荆轲和陶渊明都生于乱世，所不同的是，陶渊明生活的世界，更阴森可怖，血腥味更浓，社会动荡，仕途污浊，人才受压，凭着一柄长剑，怎能刺穿黑暗？他只得远离官场，退隐田园，不为五斗米折腰，用优美的文笔，描绘梦幻中的桃花源。但是，这位有雄才大志却报国无门，洞明世事而不愿同流合污的大智者，只有借酒浇愁装傻隐忍，远离尘世却追念先贤，抚剑长叹。
比陶渊明早一个世纪的嵇康和阮籍等“竹林七贤”，生活在魏晋易代之际，他们看不惯篡位的司马氏政权，便纵酒谈玄，故作狂放，游会于竹林，超脱于当世。他们怀想春秋战国前贤，想必也常常抚剑长叹，感慨万千。
其后的大诗人李白、杜甫、陆游，虽所处的时代不同，所逢际遇有异，但都无一例外地长剑随身，诗剑相融，求索于滚滚红尘，漂泊于天地之间，一副侠客气派，一生落魄命运。李白不仅诗酒闻名千古，而且仗剑任侠，颇有盛名。他年十五而好剑术，轻财重施，遍干诸侯；曾路见不平，手刃数人，后混迹渔商，常与江湖侠客交往，是一个十足的侠客；成年后，仍放荡不羁，蔑视权贵。故此，龚自珍《最录李白集》称：“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一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至于杜甫、陆游他们，虽然也吟诗使剑，梦想将诗笔难以捣毁的现实黑暗，以神剑的功力去完成，但这种遗憾却始终如影随形，伴随一生。就是后来的剑客辛弃疾，这位文武兼备的英雄，纵然有过“壮岁旌旗拥万夫”的历史，有过“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辉煌，但南渡以后，在贪生怕死的权贵手下，勇士冲天的豪气，也无法吹开宫廷重重帷幕，剩下的只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了。
在中国历史上，除少数文武兼备的所谓“儒侠”外，更多的文人，是借剑言志，剑发心声。唐人郭震作《古剑篇》，以龙泉宝剑比喻沦没的人才，借咏剑发议论，吐心中不平。贾岛的《剑客》诗思奇僻：“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是以剑客的口气，托物言志，抒发自己兴利除害的政治抱负。
诗界的前辈屈原，其佩剑或许很名贵。他行吟泽畔，忧国虑民，郁乎不得志之时，正是佩陆离之长剑，戴切云之高冠。但据推测，这剑与后世诸多骚客雅士之剑，已没有太大的区别。试想，一个身在高位之外，行不能险走极端的人，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清人龚自珍在读了陶渊明的那首《咏荆轲》后叹道：“陶渊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想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他咏叹的是前朝事，讽喻的却是当世风。诗人感慨侠风衰微，豪情不古，颇为遗憾。他的另一首《漫感》：“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也不过是一种纯抒情式的自慰而已。
五
古人爱剑，可谓如痴如狂。今人爱剑，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浩如烟海的武侠小说中，金庸、梁羽生等名家，将历史故事与艺术创作有机结合，塑造出一批人物性格鲜明、剑术高超绝伦、文化底蕴深厚而深受欢迎的剑侠形象。加之现代影视艺术的再造和烘托，更令人百看不厌，回味无穷。
文武之道，素来相隔如山。然而，古今文人，数千年来却一直挚爱着剑侠，或仰慕怀想，或仿效任侠，或诗文寄托，正所谓千古文人侠客梦，千古侠客梦桃园。这其中自有其不解之迷。
从历史发展轨迹来看，无论什么时候，文人能施展才干之时，侠客便变得很少；文人毫无用处之时，侠客便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此消彼长的现象。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剑侠的滥觞阶段，也是他们展示形象的鼎盛时期。在那个礼崩乐坏、法度失丧、道德沦落的乱世，文人无用武之地，一群具有强烈使命感、献身精神和浪漫色彩的剑侠，便从水深火热的生活底层澎湃而出，他们浪迹天涯，奔走四方，幻想用手中之剑，来拯救现实，以实现理想社会。他们是一些驰骋纵横于现实之中，又超然独立于现实之外的人。春秋战国如此，魏晋六朝如此，五代十国如此，清末民初莫不如此。
文人与侠客之间，也是一种互补关系。遭遇乱世，文人自叹生不逢时，理想幻灭了，文籍虽满腹，不如一柄剑。李白称“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帏复何盖”。王昌龄《少年行》言“结交期一剑，留意赠干金”。文人做不了的事情，希望侠客来补救。侠客也只有具备了文人的品格，才能上档次。
文人和剑客之间，其实都是一家人。他们的理想与精神，从来就是一脉相通。孔夫子、孟夫子教人实现美政世界，老聃、庄周引人返璞归真；而千古侠客共同的理想和愿望，都是救民众于水火，使生灵免遭涂炭，建立一个道德淳美、清平无争、民乐融融的桃园世界。他们殊途同归，只是方式不同，一个以书，一个用剑。真正的文人和侠客，都是现实的批判者和矫正者。他们时刻都用最敏感的神经感悟世界，用最健全的人格影响他人，用最前卫的手段修正时代。正因为他们总是走在社会现实的前列，对时代的发展走向，总比他人感受更真切更准确，对社会的弊端审视更及时更透辟，批判也更尖锐。他们的忧患意识与生俱来，如影随形，因此，他们的形象才有了永恒的魅力。千百年来，既当文人又做侠客，便成了无数仁人志士的人格理想。这种集文人和侠客优点于一身的“儒侠”，既克服了侠客卤莽粗野的缺陷，又弥补了文人文弱无力的不足。有了这种价值取向和形象模式，苏东坡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才豪气冲天，文采飞扬；岳武穆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才成了千古名句，流传后世。
剑侠与文人，从来都是难兄难弟。剑侠的长剑虽然锋利无比，终究不能杀尽不平而破旧布新，更无力将传统社会改造成真正的桃园乐土。故此，隐居山林或者殉难死节，就成为他们必然的人生结局。壮志难踌而抱憾终身，即是他们命定的精神归宿。文人寄情于侠客，在现实中期望侠客回天有术，希望幻灭后，便在武侠小说中塑造剑侠无所不能的形象，以虚幻的世界自慰慰人。文人做不成侠客梦，侠客也做不成桃园梦。这对患难与共的兄弟，只得无数次地奋斗，殉难，再奋斗，再殉难，使人类社会发出一声声振聋发聩的撼响，使中国历史在激情澎湃中不致沉没。
六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人群，剑侠的人格十分复杂，夹杂着崇高、伟大和悍顽的成分。正像陡立的石壁上，生长出挺拔遒劲的松树，因了阳光、空气、土壤、水分和时间，这是在特定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品格。
唐代李德裕在《豪侠传》中指出：“夫侠者，盖非常之人也。虽以然诺许人，必以节气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这就道出了侠客的最基本特征，那就是慕义。冯友兰教授说，侠客对义的理解要比常人严厉、苛刻、绝对，因此，他们的行为往往具有超常规超道德的特征。如果将这种执义不移的精神和义薄云天的侠举施之于国家与民族，施之于天下百姓，为社稷苍生利益勇往直前，临难不苟，义无返顾，那么，这就是侠客的忠勇无私，是侠客人格中最令人敬佩称道，也最为闪光的品格。明人李贽说过：“忠臣侠忠，则扶颠持危，九死不悔；志士侠义，则临难自奋，之死靡它。”这里的侠忠，就是义的意思。战国时信陵君魏无忌，在国家的根本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不避艰险，奋起抗秦，围魏救赵，成为历史佳话。史圣司马迁对这种豪侠之举十分赞赏，故此，在为孟尝、平原、春申君立传时，均以封邑系，惟独对信陵君尊以国系，称魏公子，并以魏亡写于传末，以示其一身关系一国存亡。明人王世贞、清人洪亮吉等，对信陵君深明大义的侠举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战国之后，依然可以看到如此忠勇的义士。宋靖康年间的李彦仙、孙益，宋末抗元各死难烈士，明嘉靖年间的杜槐、谢介夫等人，有的身任微职，有的是布衣百姓，但是，当国家民族面临危难之时，奋勇前行，不屈不挠，铁肩担道义，风流写丹青。
剑客尚气任侠，感于意气，激于义愤，凭着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古道热肠和超人膂力，实践着独特的人生理想，张扬了憎爱分明的个性特征，这种人格内涵，就是重气轻死，不爱其躯；豁达大度，疏放狂怪；性格刚烈，宁折不弯；无所畏惧，一往无前。曹植在《白马篇》中，称赞幽并游侠儿：“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唐代高适《送浑将军出塞》诗中有“塞上应多侠少年，关西不见春杨柳。从军借问所从谁，击剑酣歌当此时”。鲍照《代雉朝飞》：“握君手，执杯酒，意气相倾死何有。”崔颢《游侠篇》：“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
修行励名，爱重名誉，也是历代大侠禀赋的人格特征。汉代侠客朱家，赈济别人，从贫贱者开始，自己家无余财，生活十分简单，并且他做好事从不希望人酬谢。他救了季布，等到季布做了官后，他却终生不见季布。
在诸多为人称道的高洁品性之外，剑侠也有悍顽专横、擅作威福的一面。正因为这些，凸现在世人眼中的剑侠，才是一群鲜活真实、非神非怪、可亲可爱、呼之欲出的英雄，才是一群惊世骇俗、光照日月、经天纬地、芳泽百世的伟人。
七
先秦剑侠精神如清溪出涧，奔流不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