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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没人争得过他们，这就叫“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六十六章》）。请大家想想，这难道不是说给弱者听的吗？
有趣的是，老子的这一套──无为、守雌、贵柔、知足，并非只有弱势群体受用，权势人物也受用。因为谁都有处于弱势的可能。即便贵为天子，也未必总是强势，或一定就是强势。这个时候，就用得着老子哲学了。比方说，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老子·四十五章》）。这个“若”，可以翻译为“就像”，也可以理解为“好像”，张舜徽先生就说“不外一个装字”（《周秦道论发微》）。只不过，阴谋家的“装”叫“韬晦”，老百姓的“装”叫“装蒜”，但都是“装孙子”。《老子》这本书，真可谓“最抽象也最实用”。
所以，老子的思想可以有不同的结果。用于学术，可以发展为思辨哲学；用于军事，可以发展为战略方针；用于政治，可以发展为斗争策略；用于生活，可以发展为生存智慧。就连同一种副产品，也可能有不同结果。比如“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就可能是斗争策略，也可能自我安慰。由此可见，老子是影响深远的，也是无法尽说的。
我读先秦诸子（四）
七 读庄得慧
再说读庄。
和老子一样，庄子也讲“无为”。但老子的“无为”，其实是“无不为”。至少，也是“有所为”。只不过在老子看来，要想“有所为”，必先“无所为”，或者装着“无所为”。因为按照老子的辩证法，物极必反。矛盾对立的双方，总是相互转化的。谁笑在最后，谁就笑得最好。所以，你要收敛，就先张扬（将欲歙之，必固张之）；你要弱化，就先强化（将欲弱之，必固强之）；你要废除，就先兴起（将欲废之，必固与之）；你要夺取，就先给予（将欲夺之，必固予之）；总之要反着来（《老子·三十六章》）。反正你越是想得，就越是没有；越是不想，就越能得到。“没有”到什么程度，就能“占有”到什么程度。“后退”到什么程度，就能“前进”到什么程度。如果什么都不想，那就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得，什么都能有。可见老子的“无为”，其实是“有为”，而且是“大有作为”。它甚至不过是重拳出击之前的收回胳膊。这正是历史上那些“有为者”反倒特别喜欢《老子》的原因。
庄子的“无为”，却是“真不做”。庄子一生，不知把多少送上门来的功名利禄拒之门外。有一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这故事记载在《庄子》的《秋水》篇。这故事说，有一天，楚国两位大夫千里迢迢来到濮水（在今河南省濮阳县），找到正在河边钓鱼的庄子，请他出山为楚国卿辅，说是我们大王想把国境之内的事麻烦先生了！庄子没有直接回答，一边继续钓鱼，一边头也不回地问：听说贵国有一种神龟，死了三千年了。贵国大王宝贝得不得了，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地珍藏在庙堂之上，有这事吧？那么请问：作为一只乌龟，它是宁愿去死，留下骨头享受荣华富贵呢，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地里打滚呢？
两位大夫异口同声地说，当然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地里打滚了。
庄子说，二位可以回去了，我会继续拖着尾巴在泥地里打滚的。
这故事很多人讲过，一般都理解为庄子的清高。其实庄子不是清高，而是透彻。也就是说，作为哲学家，庄子想明白了两个问题：世界上什么最可宝贵，什么最有价值。什么最可宝贵呢？生命。什么最有价值呢？自由。这两个问题合起来，就可以表述为这样一句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的价值在于自由。
我认为，这就是庄子哲学的核心。庄子一生，也在实践着他的哲学。为了生命和自由，庄子把很多问题都想得很开，把很多事情都看得很淡。比方说，在孔子那里极为重要的“名”，在庄子这里就无所谓。他甚至假借老子的话说，你管我叫牛，我就跟着你把自己叫做牛；你管我叫马，我就跟着你把自己叫做马（《庄子·天道》）。他也不在乎自己有没有用，甚至没有用更好。在《人间世》篇，庄子讲，有一棵树，奇大无比，许多人都去看它（观者如市），只有一位大木匠不屑一顾，说这是没有用的东西。晚上，树就来跟他说话，说我要是有用，岂不早就被你们砍掉了？正因为我什么用都没有，这才活到今天。这正是我的大用啊！
显然，庄子看来，有名有用，都不如活着。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为了生命之外的东西去死，那就可悲了。为此，他连儒家极其推崇的“以身殉国”、“舍生取义”也予以否定。在《骈拇》篇，庄子说，历来就有人为了生命以外的事情去死。小人为了利益，士人为了名誉，大夫为了家国，圣人为了天下。这些人，事业不同，名声也不同，但在违背天性伤害生命这一点上，是一样的，都不可取。由此可见，庄子把个体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它甚至高于道德追求、民族大义、国家利益、社会理想。
那么，个体的生命为什么最可宝贵呢？因为生命是天赋的，而自然的就是自由的。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所谓“道之真以治身”（《庄子·让王》），肯定的都是那种天生、天然、天赋的自由。
庄子的可贵正在这里，庄子的问题也在这里。在那样早的一个时代，庄子能够切身体会到人的“不自由”，并对这“不自由”进行批判和反抗，是可贵的。但将自由归于自然，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他不知道，自由从来就不是天赋，而是人权；它也从来就不属于自然，只属于人类。唯人知自由，唯人能自由，这就是人所独有的 “自由意志”。正因为人有“自由意志”，他才能进行选择。比方说，为了民族、国家、他人，放弃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孟子所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因此，见义勇为、赴汤蹈火、为国捐躯等等，并非如庄子所说，是对自由的否定。恰恰相反，如果这些行为乃是出自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是他心甘情愿的自由选择，那么，就正是对自由的肯定。在这里，“自由意志”这四个字，是极为重要的。
当然，我们不能以这样一种现代观念来苛求古人。而且，由于庄子是那样地注重人的个体生命和自由精神，他的哲学便充满了聪慧和灵气，让人读后心驰神往，久久不能望怀。我同意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庄子哲学，是可以看作美学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庄子的思想，也在后世变成了一种与老子不同的生存智慧──艺术化生存。至于庄子方法论的问题，则早在战国末期就已经有人看出来了，这个人就是荀子。
八 读荀得自强
荀子把庄子方法论的问题归结为一句话：“蔽于天而不知人”。
荀子这话，是在《解蔽》篇说的。作为战国时代晚期的思想家，荀子的著作明显带有总结的性质。其《解蔽》篇，则将对前人思想的总结和批判，上升到了方法论的高度。所谓“解蔽”，也就是破除片面性。所谓“蔽于天而不知人”，就是只知道自然，不知道社会。这对于庄子，可谓一针见血。不过在我看来，按照荀子的逻辑，孔、孟也有片面性；而孔、孟的问题，则正好与庄子相反，是“蔽于人而不知天”，即只讲社会，不讲自然。
好在荀子帮儒家补了这一课。与《论语》、《孟子》不同，《荀子》谈到了自然（天），而且在《天论》篇集中讨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之分）。荀子认为，自然是自然，社会是社会。自然界有自己的规律（天行有常）。这个规律，不因为尧舜而存在（不以尧存），也不因为桀纣而不存（不以桀亡）。也就是说，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不会因为人们怕冷，就没有冬天了；地不会因为人们怕远，就不再广阔了；君子不会因为小人吵吵嚷嚷，就停止行动了。可见自然有自然的法则，人类有人类的规范。人类社会的兴衰治乱，与自然界没有关系。日出于东，月落于西，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无论是禹当家，还是桀掌权，都一样。国家的治乱，天下的兴亡，与自然界有什么关系呢？既然没有关系，那就不必受制于自然，也不必拜倒在自然的面前。只要加紧生产，厉行节约，天就不能让我们贫穷；只要丰衣足食，动静守时，天就不能让我们生病；只要遵循规律，坚定不移，天就不能让我们倒霉。总而言之，天不可畏，事在人为。
这就是十分难得的科学精神了。从这一科学精神出发，荀子提出了又一种人生智慧：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奋发图强。荀子说，一个君子，看重的是属于自己的东西（敬其在己者），从来就不凭空指望自然界的恩赐（慕其在天者），这才天天向上（是以日进也）。所以，他在《荣辱》篇提出了“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的观点。这样一种观点，在大约形成于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的《易传》中，就发展为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可以说，深受《荀子》影响的《易传》，用这样一句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我们中国人的话，为先秦诸子的思想划上了一个闪光的惊叹号！
现在，可以总结一下我读先秦诸子的心得体会了。我的体会是：
读孔子见“恻隐之心”，得“仁爱精神”；
读孟子见“浩然之气”，得“义勇精神”；
读老子见“玄妙之智”，得“辩证精神”；
读庄子见“通透之慧”，得“超脱精神”；
读墨子见“身体力行”，得“实践精神”；
读韩非见“直面人生”，得“现实精神”；
读荀子见“事在人为”，得“自强精神”；
所以这些加起来，就是先秦诸子的精神，也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