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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日晨，与妻同行之杨凤吉同志，派人送来一信，大意谓：我妻十一晚九时，阵痛发作，势将临盆。即将其送去鸡爬坑一垦荒者之茅屋内，由女工兰亭陪侍，已于十二日清晨三时，诞生一男婴。虽然无医无药，幸母子平安，特来报喜。并谓葛苓、河光由她照顾，可勿为念！又，原定本日赴淳安，现是否如旧进行？请示遵。我得喜讯，喜忧参半：既喜获麟儿，却忧妻无医无药，产后不知能否无恙？且我目前忙于应变，无法分身前去看她，心甚不安。一面即覆信凤吉：儿女托她劳代照顾，抗战既已胜利，不必再去淳安了。在原处暂驻，等候后命。
我为安顿内勤人员及侦察敌情，不时策骑来往。过河时因河岸倾峻，从马上翻身趺下，伤了手臂，绑扎之后，仍照常行动。讹传我负伤，戴先生曾派人越山送信慰问。
当日军自河桥匆忙撤退，突有一小队人马进入小路，折向沈家坞岭前而来。被我暗布该处的严大双、徐行等发觉，立即开枪拦截，日军也立还枪，一时枪声大作，击伤了数名日军，我方徐行亦负伤。日军旋即退回大路而去，伤者亦被救去，仅一伤马，受惊窜入山林，为我们俘获。我即跟踪其后监视其动向，一路见多具尸体，多系老百姓，鲜血殷然，刚死不久，谅系途遇撤退中之日军而被杀。旋接戴先生的急信通知，嘱我星夜去杭州及上海，指示日伪军维持当地秩序，等候我政府接收命令。
那天是八月十六日，我奉命后立即先去晤妻。途经杨凤吉等所驻山头，见葛苓、河光尚安好，只是父母不在身边，可怜兮兮。据杨告：妻产后因流血过多，又无医无药，昏迷了两天两晚，十四日才清醒过来。昨天她去探望妻，告诉她抗战已经胜利，她欣喜若狂，精神大振。我就急急赶去鸡爬坑，二人相见，十分欣慰！妻虽憔悴多了，但精神欢愉。婴儿正熟睡，虽较瘦小，却五官端正，鼻高口小，有点像女孩，颇为漂亮。妻说：“孩子可怜！这几天都没有奶吃，昨天才开始有奶，刚才第一次吃饱奶，所以睡熟了。”
我打量一下环境，此室竟是六面通风：原来除屋顶以外，全用竹子搭成的。四周墙壁用二指宽的竹片绞成，所以从空隙里可以清晰看到外面景物；地面是用较粗的整枝竹夹成，所以走上去不平而有弹性，空隙更大，可以清楚看见下层养着一群大小猪只，禾草的屋顶，破了一大片，随风起落，风过来，那片禾草被掀起，翻了过来，就看见青天白云，风过去又把禾草盖了回去。六面通风，真是难得见到。所以屋里一点不热，只是猪臭难闻，“咕，咕，”叫声，亦颇聒噪。
妻见我在打量此屋，就笑道：“这倒没问题！一个人本来就是坐不过一方，卧不过一席。你看我睡的禾草铺的地铺，可比家里的床更舒服呢！此室四面通风，而且上下透气，凉爽，还可随时欣赏四周风景。经此风浪，将来倒也值得回味！”又解释道：“这里很荒僻，屋主是兄弟俩合家在此垦山种包谷（即玉蜀黍）。因陈浩泰太太亦近临盆，看她体质娇弱，此去淳安，山路崎岖，路又遥远，十日那一天，还走不到三十里路，她已是筋疲力尽，脚底起泡了。所以特命毛耀南觅得此僻处，认较安全，商得屋主同意，请他们将兄弟两家近十口并住一间，腾出这间，借给我们暂住。原意让陈太太留此待产，岂知她一听情况，坚决不肯留下，并说：万一去淳安途中，我实在不能走了，你们只管把我丢在路边，不必管我。如此荒僻山野，我宁死不去。没法，只得由她。想不到晚上我自己用上了。”
兰亭在一旁也说：“这里真是荒僻难行。那晚来时，又是黑夜，草长过人，一路还要砍草开路，十里路，却足足走了三个半钟头。不要说我，连抬师母（指妻）的伙夫，都跌了好几跤，真担心把师母摔下来。师母一路上咬牙沉吟，我非常担心。问她，她说：再不到，只怕会生在路上了。好不容易熬到这里，师母又在发愁说：孩子下地怎么包？脐带怎么剪？你又是未出嫁的姑娘，不懂，怎么办？我只好硬起头皮说：师母不用怕！我看见过嫂嫂生产，知道一点，我来试试吧！二点半到这里，三点钟孩子就落地了。我把孩子包扎好，孩子真漂亮，好可爱！我看他不够暖和，就把我的夹袄也给他裹上。等一切弄好了，但是师母却昏迷了过去。而且血流得那么多，我真害怕极了。师母一直昏迷着，有时在喃喃呓语，时常伸手摸摸枕下手枪，有时在流泪呜咽，两天两夜，从未睁开过眼睛。我眼看着又是骇怕，又是难过，只好一直守着她，陪着她流泪。直到十四日上午，她才第一次睁开眼睛，四面看看，问我：孩子呢？我大喜，赶紧把孩子抱到她身边，她侧身逗弄，显得很高兴。第一次露出了笑容。接着也第一次进食，吃了大半碗米粥。我告诉她：昨天黄诚队长曾来探望她。她却说：昨天？昨天我们不是还在山头上吗？我说：不是的，师母！孩子生下后，你一直昏迷不醒，只不时喃喃呓语，流着泪，摸摸枪，真把我担心死了。师母更睁大眼睛说：怎么会？我说：你生孩子是十二日清晨三点钟；黄队长来是昨天，十三号；今天已是十四日了。孩子这两天都没有奶吃，哭时，我只好用丝棉蘸糖水让他吮吸。师母这才叹口气说：原来如此！那真是亏了你，也苦了你了！但人还是很虚弱，我劝她不要多讲话，少想，多养息。昨天杨小姐来，带来胜利的好消息，她高兴得不得了，精神大振；今天更加好了。真是谢天谢地！”
我就问妻：胜利的喜讯，我不是十一日就在回信上告诉你了吗？
“还要你们暂缓去淳安。那挑夫原已动身回来，还是把他追回去取信的。”妻说：“没有啊！那天下午你并没有回信。”她侧头想了一想，突然醒悟道：“是了，信一定被××（姓名已忘，是一名杂兵）丢失了。怪不得那天傍晚他回到山头，一路嚷说：『日本人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有人迎着他相问，我也出去问他：『你说什么？日本人一路打胜仗，怎么会投降？』他放下挑担，还在笑着说：『听说人家都在放鞭炮哩！……』一面伸手在胸前抓摸，却突然垂手低头，不作声了。我又问：『谁放鞭炮？』他还是傻笑着，不作声。我以为他在开玩笑自作乐，被我听到，不好意思了，他原是个楞小子，也就不理会他了。原来他把信丢失了，不敢再提被追回取信和抗战已经胜利的事。这家伙真是误事！要不是那天晚上我突然生产，我们还要冤枉跑去淳安呢？而且我如早知胜利的喜讯，这几天就不会这样担心和苦恼了。凤吉他们，因这两天闲着无事，几个还在实习中的报务员，试着架台与相穆总台试通，才得知胜利的好消息。所以凤吉昨天特地赶来告诉我，我们还正在奇怪，如此大事，你怎么没有送信告诉大家？”
那杂兵如此误事，实该好好惩戒一番。只因抗战胜利，大家都兴高采烈，又忙着应变、善后和推进杭、沪诸事，这件小事，一搁，也就忘予追究了。
我们因战事结束，和平来临，宇内光明，为婴儿取名宇光，作为纪念。我并将奉戴先生新命，明日即将去杭州，处理日、伪一切之事告妻，请她稍事养息，先回沈家坞，主持指挥部事务，然后迁回乐平，等候后命。可能我部即将迁往杭州或上海，我们将在那边重聚。
随即互道珍重，匆匆握别。后悉妻是八月十八日回沈家坞，二十五日率领总部人员回乐平，九月五日再结束乐平总部，率领全部人员，由水路推进杭州。
我回沈家坞后，略作紧急部署，一面调集行动员，并在训练中的学生队里，挑选一批优秀者，编成青年营，委派金华组长陈昴林为营长，准备开去杭、沪，担任紧急任务。我即于八月十七日，匹马单骑赶去杭州。到达杭州时已天黑，不能进城，即宿城外民家。
被荐汤恩伯部工作
大约三十四年十一月中某日，在杜美路七十号，开过会报之后，戴先生突问我：“有无去到差？”我摸不着头脑，反问：“到什么地方到差？”他说：“我已把你推荐给汤恩伯了。汤因来上海受降，无法应付复杂环境，不能控制部属纪律，向我求助。我事务太忙，无法相助，故特把你推荐给他。我还向他保证：你是最廉能的一位。他很高兴，即派你担任第二处处长，要你即刻去到差。你要全力帮助他，整肃军纪，安定秩序，以维国际声誉。”──我这一离开，非特离开军统局组织，也与戴先生永远分离。以后戴在世的几个月里，虽尚见过几面，但均匆匆商洽公务，再无亲密接触机会。可说是在他最后对我完全认识，对我印象最好，把我介绍给另一位最好主管的一刻，我们分手的。而后我在汤部工作，汤对我的信任与倚重，比戴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去第三方面军司令部谒见汤司令官，他兼京沪警备总司令。汤说：“你的委令已发表多天，因不知地址，无处送达。”要我即日到差。并指示当前重要任务后，即派人带我去见副司令官张雪中、郑洞国，总参议徐祖诒，参谋长万建蕃，政治部主任孙元良，第一处处长杨文槤，第三处处长林空，第四处处长缪启贤，副官处处长杨继章，外事处处长谢灦龄（编者按：或作谢灏龄），机要室主任胡静如，各将领都是一时之选。我们总部即设在虹口原日本陆战队司令部。第二处系幕僚单位，原处长刘培初将军，出身黄埔五期，能说能写，系一文工干才，但对上海情况不熟，难展大才。业务交代之后，他即离开，现在台湾，仍常发表宏文。
处内第一科科长龙佐良，第二科科长刘宏德，均留日士官，都很干练。龙尚兼任遣俘管理处处长，不久即离职专管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