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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由垦首递禀，承揽包垦，然后分给垦户。垦首不费一钱，仅递一禀，垦熟之后，每年抽租一成，名曰大租，又有屯租、隘租各项名目，而粮课正供毫无续报升科。如台北、淡水田园三百余里，仅征粮一万三千余石，私升隐匿，不可胜计。臣现由内地选调厅县佐杂三十余人，分派南北各县，又由各县选派公正绅士数人，会同先查保甲，就户问粮。一俟田亩查明，再行逐户清丈，委派台湾府知府程起鹗、台北府知府雷其达，各设清赋总局，督率办理。至于赋税之轻重，应俟丈量之后，再请旨饬部覆议。维念台湾民风强悍，一言不合，拔刀相向，聚众挟官，视为常事。林爽文之变，则言升科之逼迫。以是委员下乡清查，视为畏途。且千山丛杂，道路崎岖，若非勤实耐劳之员，协同公正绅士切实清查，无裨实际，且恐竣事无期。惟有严定赏罚，以冀成效。若各地方委员绅士等妥速办理，认真清查，臣请照异常劳绩从优奏奖，以示鼓励。倘有贿托隐匿等情事，抑或畏难延误，即行参革。庶得实力奉行，为朝廷经久之谋，除地方吞匿之弊，裕国便民，以期有裨台湾之大局。”六月，诏可。设清赋局于台北、台南两府，以布政使辖之，命知府统理。各厅、县设分局，任总办，以同知、知县主之。
初，铭传议办清赋之时，先询各厅县。或以为当编查保甲，就户问粮，或以为即施办清丈，就田问赋，而众多主前说，且为根本之计。于是先办保甲，限二月告竣。乃以清赋之意告示于民曰：“台湾地方自乾隆五十三年续丈之后，至今开辟田园数倍于前，久未报丈升科。从前海宇升平，朝廷视台湾一岛不足重轻，期无内患。不虑外侮，赋税一项，屡奉恩诏，格外从宽，以示绥远安边之意。现在海疆多事，台湾重地，久为外人窥伺，朝廷特设巡抚以资控制。本爵部堂忝膺斯土，应为地方远大之谋。故招抚生番，以靖内患；筹办海防，以御外侮；清查田亩，以裕饷需。不惮劳怨，惨淡经营，一时并举，以为长治久安之计。尔百姓等渡海迁来，当知创业不易，须为子孙立百年之业。官民一德一心，共保岩疆，同享乐土。查台湾素称沃壤，近年开辟日多，旧粮转形亏短，皆由业户变迁无定，粮额向不催收，故遇逃亡，莫从究诘。或由田园籍册失毁，户无确名，疆界混淆，土豪得以隐匿霸占，奸民从中包揽控争。或借防番抽收隘租，或称完粮自收大租，强者有田无赋，弱者有赋无田。更有近溪田园，水冲沙压，小民无力报豁，田去粮存。种种弊端，国计民生，皆有阻碍。若不及早清查，贻害胡底。现经奏明清丈全台田亩，委派南北两府，设立总局，克日举办。尔等田园一经清丈，编立字号，某字某号之田，则为某处某人之业。粮户何名，册籍昭然，遇有买卖，立即过户催收，可免侵占冒争，永杜构讼之弊。其有水冲沙压之地，亦可随时禀报，顿释累积之负，是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
第三部分田赋志（4）
自示之后，一律办理。”嗣以清丈章程颁发于民。其时各属业户多虑加租，劣绅土豪造作蜚语。铭传不为所挠，督励有司，昼夜不息。八月，复以丈法昭示于民曰：“台湾田园举办丈量，前经按照《淡水县志》载定弓尺制度，每戈一丈二尺五寸为准，分颁各属应用在案。现据宜兰、新竹两县先后禀称，该二邑丈量田亩，向以一丈三尺五寸为一戈，与现颁之戈互相比较，每戈多加一尺。绅民哓哓，置辨不休，请示遵办等语前来。查台湾自国初始入版图，核算田亩，有所谓每戈、每甲等名目，皆系郑氏一时权宜。雍正九年，特奉廷旨，台湾田园化甲为亩，系以戈数核为弓数。其弓定制六尺，积二十四弓为一亩，载在志乘，遵行已久。现在举办丈量，犹用戈甲名目，不过因其旧俗，以计总数，为将来积算之端。至于量则升科，仍应遵照定章，以弓计亩。如以一丈二尺五寸之戈，就一甲之田化弓计亩，有十一亩三分有奇。如以一丈三尺五寸之戈，就一甲化弓计亩，有十三亩一分八厘有奇。是长一尺之戈，每甲即多一亩八分八厘之赋，并无便宜。该二邑以弓小一尺，借词争执，难保不误，尚执戈大赋轻戈小贼重之成见，亟应剀切晓谕，以昭定制，而释群疑。台湾田园化甲为亩，奉旨遵行定章，断不能仍复论戈纳赋。现在所用旧弓尚是五尺，迨清丈之后，仍应以戈伸尺，按六尺为一弓，积二百四十弓为一亩，计亩升科。尔人民将来供赋，不定于戈尺之短长，而定于弓数之多寡，其戈长者既不能有所取巧，戈短者亦决不至多完。尔绅民务当晓然朝廷治赋经邦，一秉大公，毫无偏拗。其各懔遵。”
十月，各属渐报丈竣，乃定租率，仿江南一条鞭法，举前之丁税、耗羡等款而括之，折色完纳，并加补水秤余，以定地则，凡分四则。前之不入则者，如新竹以北，则为一等、二等、三等；彰化以南，为平等、次等、下等。丈单列天、地、人三号，鱼塭之率视天字田，故业户较益。台南之田，有早季养鱼而晚季播谷者，收利尤丰，而纳租则轻也。前时大租多议裁废，至是乃据减四留六之制，以归小租纳课，而业户仅得其六。十二月，颁定征租之制，其详如表。于是全台田赋计征六十七万四千四百六十八两，实增四十九万一千一百零二两。十四年春正月，示领丈单，甲费二元，嘉、彰两邑民户骚动。而彰化知县李嘉棠素贪墨，施九缎起而抗之，纠众围城，提督朱焕明被戕。铭传派兵平之，裁收丈费，以十八年五月撤清赋局，而全台田赋乃定。
第三部分田赋志（5）
官 庄
初，施琅克台之后，以台地肥沃，土旷人稀，奏设官庄，召民开垦，按其所入，以助经费。康熙四十九年，兵备道陈瑸以其有弊，奏请废止，其款入官。雍正元年，漳浦蓝鼎元上书巡台御史吴达礼，略曰：“台湾旧有官庄，为文武养廉之具，今归入公家，各官救口不赡矣。夫忠信重禄，所以劝士，况官人于遐荒绝域，欲用其身心，而冻馁其妻子，使之枵腹从公，非情之平也。官庄犹古公田，更不病民，旧庄虽没，新地可再垦也。查台北有竹堑埔，沃衍百余里，可辟良田千顷，又当孔道要冲，曩以弃置荆榛，故野番敢于出没。唯地大需人，非民力所能开垦。莫若令全台文武各官，分地辟之，各捐资本，自备牛种田器，结庐招佃，永为本衙门恒产，不独一时之利，万世之利也。夫台地素腴，随垦随收，一年所获，足敷其本，二三年后，食用不竭。以天地自然之利，为臣子养廉之资，而又可以祛番害，益国赋，足民食，是一举而数善备也。”达礼据以入告，许之。于是总兵蓝廷珍先垦猫雾拺之野，名曰蓝兴，即今台中郡治之地。其田最沃，有泉可溉，每甲岁可得谷百石。八年，总兵王郡奏以台湾赏恤兵丁之款，购置业产，而收其利，照例纳租，由镇理之，派员征收。其后官庄一百二十有五所，年征糖、谷、牛磨、鱼塭等款三万七百三十九两九钱六分六厘，逐年增多。而奸猾之徒，夤缘武弁，借名官庄，侵占番地，以牟私利。番黎怨恨，莫可谁何。乾隆九年，诏曰：“外省镇将等员，不许任所置立产业，例有明禁。内地且然，况海外番黎之地！武员置立庄田，垦种取利，纵无占夺民产之事，而家丁、佃户倚势凌人，生事滋扰，断所不免。朕闻台湾地方，从前地广人稀，土泉丰足，彼处镇将大员无不创立庄产，召佃开垦，以为己业。且有客民侵占番地，彼此争竞，投谳武员，因而据为己有。亦有授受前官已成之产，相习以为固然，其中来历不明，是以民番互控之案，络绎不休。若非彻底清查，严行禁绝，终非宁缉番民之道。着该督抚派高山前往，会同巡台御史等，一一清厘。凡历任武职大员创立庄产，查明并无侵占番地及与民番并无争控之案者，毋论本人子孙，或转售他人，均令照旧营业外，若有侵占民番地界之处，秉公清查。民产归民，番地归番，不许仍前蒙混，以启事端。此后创立产业，开垦草地，永行禁止。倘有托名者，即将本官交部，严加议处，地亩入官。如该管官吏通同容隐，并行议处。”十七年，更立石番界，以禁侵垦。而垦者仍多，远至内山。五十五年，颁行清丈，凡侵垦番地者皆入官。而运会所至，防不胜防，其令遂废。
隆 恩
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之役，钦差大臣福康安治军台湾。既平，尚余兵饷五十余万两，奏设隆恩官庄，募佃耕之，或购大租岁收其益，以充赈恤班兵之款。台湾之兵均调自福建，离家远戍，遇之较优，然多为武弁侵没，不副设置之意。其田多在彰、淡两属，租制与官庄同，岁征谷三千七百余石。光绪十八年，布政使唐景崧通饬各属，谓台、澎各营原置隆恩官庄田园糖部廍，所收租息，除完纳正供外，余款由营造册送司，按年在请领台饷内扣存司库，入拨充饷。乃因递年租息参差不等，奉部行令，按照乾隆五十四、五十五两年租息，统算折半，匀计作为定额，盈则尽数造报，绌则令承办营员赔补。例定甲年征收，乙年造报，闽省历办在案。嗣因各营原置田园案券，间多被匪遗失，历年既久，官弁递更，逐年只向原佃收租，不复问及田园处所。间有被水冲塌者，亦久不报豁，佃户难免赔累，弊窦丛生。以致东移西扯，竟将所垦民业，希图免粮，混为官庄者有之，逐年滞欠短额，积压数年，始行造报者有之。是此项官庄从前业已混含不清。迨至全台一律清丈之时，南北情形又各不同。台南则就田查问，是以此次田园历历可考。台北则不问何项田园，统行清丈，在当时则借删除各项名目为辞，殊不知此项田园，系发帑买置，定由官收，与民田之缴纳番租、隘租、屯租，情形迥异。嗣因清丈完竣，民业钱粮议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