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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决斗和互殴了。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信条仍然深深地扎根于文明世界的良知中，以致一次司法错误便会引起从莫斯科到纽约的公众愤怒。除了在法国。谁也不会“现代”到将事情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法国伤害了一个犹太军官，能够引起全世界一致的剧烈反应。而下一代人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反应则差得多了。甚至连沙皇俄国都指责法国太野蛮，而在德国，皇帝的亲近人士也公开表示愤慨，此情形只有三十年代的激进派报纸才可相媲美。
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好象出自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的小说一样；一方面，具有阶级意识的将军们拼命掩护自己集团中的成员，另一方面。他们的对手皮卡特以冶静透彻的眼光和略带讥讽的诚实态度来对抗他们。在他们之外，站着一群无法描述其面貌的国会议员，每一个人都悚惧于邻人可能知道他的内心，共和国总统这位巴黎妓院臭名昭著的保护人和专事视察的行政首脑，只为了社交接触才活着。还有德雷富斯本人，实际上是一名暴发户，他不断地向同僚吹嘘家中有多少财富可供他在女人身上开销；他的兄弟们为了使他获得释放，起初伤感地表示愿意付出全部家产，后来却减少到十五万法郎，他们一直拿下定主意，究竟是牺牲全部财产，还是只收买总参谋部；律师德曼吉（Edgar Démange）确实相信德雷富斯是无辜的。但是他的辩护词只围绕着有疑点的问题，唯恐自己受到攻击，或伤及他的利益。最后还有那位冒险家埃斯特拉齐，他出身于古老的贵族家庭，完全厌倦于这个资产阶级世界，想从英雄行为或无赖行径中寻求解脱。这位前驻外国军团中的少尉在同僚中间以大胆和厚颜无耻而出名。他以充当向犹太军官挑衅的决斗者副手，和诈骗犹太人的钱财为生。当然，为了获得犹太主教士的一封介绍信，他宁愿替他效劳。即使在他最终垮台时，他仍然保持着巴尔扎克小说中描述的那种传统。既不叛国，也不幻想有十万名普鲁士枪骑兵在闹宴上喝醉酒后狂野地冲进巴黎，而是侵吞了一位亲戚的一笔小小的现金。将自己送上毁灭之路。还有，我们亦不知如何评价佐拉，他充满道德热忱，略带空虚的哀怜，戏剧性的宣言，在他逃去伦敦的前夕。是他听到德雷富斯的声音在乞求他作出这种牺牲么？
这一切都典型地属于十九世纪，本身很难延续到两次世界大战。民众对埃斯特拉齐怀有旧时代的热情。就像他们仇恨佐拉一样，早已消失在汪洋大海。但是那种激烈地反对贵族和教士的的情绪曾激发了饶勒斯（Jean Jaurès）的热情，并保障了德雷斯最后获释。正如卡古拉德事件（Cagoulard affair）显示的那样。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在阴谋策划一场政变时，不再忌惮民众的愤怒。法国自从教会与国家分离之后，虽然不再用宗教来思考问题，却也失去了大部分反宗教情绪。正如天主教会也从自身失去了政治灵感一样。贝当尝试将法兰西共和国改为天主教国家，但是民众极度冷漠，而下层教士们也敌视其宗教法西斯主义的倾向，因而使他的计划受阻。
德雷富斯事件的政治意义之所以能延续，是因为其中有两种因素在二十世纪变得越来越重要。第一是对犹太人的仇恨：第二是对共和国本身、对议会、对国家机器的怀疑。公众的大部分当然会想到后一点。无论正确与否，都是受到了犹太人和银行力量的影响。直到我们当今时代，“反德雷富斯派”这个词仍可用于识别一切反共和主义、反民主、反犹主义的名称。几年前，它仍包含众多意义，例如“法兰西行动”组织的专制主义，道利奥特的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德亚特（Marcel Déat）的社会法西斯主义。但是，第三共和国的垮台不是因为这匙人数很少的法西斯主义团体的缘故。相反。虽然有些吊诡，但在第三共和国垮台时，反倒是这些法西斯主义团体影响甚微之时。使法国没落的事实是它并没有真正的“德雷富斯派”，无人相信在共和国里还能维护和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和正义。最后，共和国像熟透的水果一样落进了旧日反德溜富斯派集团（这个集团历来构成共和国军队的核心）的口袋。此时法国很少有敌人，但也几乎没有朋友。贝当集团也不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产物，这一点在它盲目坚持四十年前的旧政治方案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当德国精明地通过边界线破坏了法国的整个经济时，法国维希政府的领导人还在修补过去巴黑（Maurice Barrès）主张的“自治省”（autonomous Provinces），弄得法国更加残破不堪。他们比任何傀儡政府都更积极迅速地引进了反犹主义立法，并且一向吹嘘无需从德国进口反犹主义，他们统治犹太人的法律要点与德意志帝国的法律不同。他们鼓动天主教教士反对犹太人，这只证明了教士们不仅失去了政治影响力，而且事实上也不是反犹分子。相反，正是维希政府想再次拉进政权机构的这些主教们，对屠杀犹太人一事表示了最强烈的抗议。
不是德雷富斯案件及其审判，而是整个德雷富斯事件向二十世纪提供了一线光明。正如伯尔那诺于1931年所指出的；“德雷富斯事件已经属于那个悲剧时代，这个时代当然不会因上一次世界大战而告结束。这个事件揭示了相同的非人性特点，在肆无忌惮的激情和仇恨的火焰折腾之中，留下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冷漠心灵和铁石心肠。”当然，这一事件的真正后果并非是在法国才见到，然而，法国为何在纳粹入侵时如此轻易地成了牺牲品，其中的原因不难找到。希特勒的宣传语言是法国人熟悉已久而且绝不会轻易忘记的。“法兰西行动”组织的“西泽主义”（Caesarism）和巴黑与莫哈（Charles Maurras）的虚无民族主义（nihilistic nationalism）从未以它们的本来形式成功过，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都是负面的。它们缺乏社会远见，也不会用大众化的语言阐述他们在嘲弄理智时产生的那些精神上变幻不定的想象。
我们在此论述的主要是德雷富斯事件的政治面，而不是案件的法律面。其中明显地勾勒的是一系列二十世纪的典型迹象。它们在本世界最初几十年里模糊难辨，最后大白于天下，显现出它们属于现代社会历史的主流。经过三十年轻度的纯粹社会形式的反犹主义种族歧视，很难还记得“犹太人该死”的呼声在一个现代国家里上上下下到处引起回声，而这个国家曾经一度将国内政策集中在反犹主义的问题上。三十年来，关于一个世界性密谋的旧传说只不过是小报的花边文章和廉价小说的题材，整个世界不会轻易想到不久以前有一个国家绞尽脑汁，试图决定究竟由“秘密的罗马”还是“秘密的犹太”来主宰世界政治，那时“锡安长老们的草案”还不为世人所知。
同样地，在精神上自我仇恨的那种剧烈的虚无主义哲学，在世界暂时和平时会黯然失色，它本身并无突出的罪行可合理化那种夸张了的残暴和狂妄。朱尔斯．盖亨（Jules Guérins）还必须等将近四十年时间，建立类军事的冲锋队的时机才成熟。十九世纪经济的产物——失去社会地位的人必须在人数上大增，才能在政变之前成为强有力的少数派，但这在法国始终只是一场奇特的阴谋，只有在德国才会毫不费力地变成现实。纳粹主义的序曲曾在整个欧洲的政治舞台上演奏过。所以德雷富斯案件远远不止是一桩希奇古怪的、处置不当的“罪行”，或者一群用假胡子和墨镜化装起来的参谋部军官在夜晚的巴黎街上愚蠢地制造伪证的事情。事件中的英雄不是德雷富斯，而是克列孟梭，事件并非从逮捕一名犹太参谋军官才开始，它从巴拿马丑闻时就已经开场了。
㈡第三共和与法国犹太人
德．勒赛帕斯（Ferdinand de Lesseps）曾建造了苏伊士运河，他领导的巴拿马公司在1880至1888年间却进展甚慢。但是，法国国内在这段时间却成功地得到了1；335，538，454法郎的私人贷款。从法国中产阶级在金融问题上的审慎态度来考虑，这一成功的意义更加重大。巴拿马公司的成功奥秘在于，它的几笔公共贷款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国会的支持。建造运河一般被认为是公共的和国家的事务，而不是一椿私人事业。所以当公司破产时，真正受打击的是共和国的外交政策。直到几年之后才又明白，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五十万中产阶级法国人的破产。新闻界和国会调查委员会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公司早已在几年前破产。德．勒赛帕斯一直希望出现奇迹，梦想新的基金会推动这一事业。为了获得对新贷款的批准，他贿赂了新闻界、半数的议员、以及政府的全部高级官员。但是，此举必须雇用中间人，而中间人又要求过高的佣金。因此，这件事原先鼓舞了公众对事业的信心，亦即，国会支持贷款，最后却证实是一家不太可靠的私人企业从事一场大骗局。
受贿的国会议员或公司董事会成员中都没有犹太人。但是，雅克．雷纳克（Jacques Reinach）和考纳利斯．赫兹（Cornélius Herz）争抢向内阁成员发赏金的荣誉，前者在资产阶级政党中属右翼，后者属激进派（小资产阶级的反宗教党派）。雷那克在八十年代是秘密的政府财政顾问，因此处理财政部同巴拿马公司的关系。而赫兹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他充任雷纳克和国会内激进派之间的联络人，因为雷纳克本人同他们之间没有沟通渠道；另一方面，这一职位使他能够深刻观察到腐败现象，因此能经常勒索他的上司，并且越陷越深。
这中间自然有许多犹太小商人替雷纳克和赫兹两人效劳。他们的名字当然已被人遗忘。公司的情况越不确定，佣金率自然就越高，直到最后，公司本身收到的钱就很少了。在公司垮台前夕，赫兹从一次国会内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