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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们的窘迫，毕竟他们能出卖的只有他们制造的情报。
天主教政治家在执行其欧洲政策时把了大错，想象他们可以利用法国军方，只因为它反对共和政体。教会实际上为此错误而付出了代价，失去了它对法国全部的政治影响力。当情报部门最终变成一个普通骗子工厂（知道内情的埃斯特拉齐如此形容第二局＇Deuxième Bureau＇）时。在法国（包括军方）谁也不像教会那样认真地对此妥协。将临十九世纪末时，天主教教士一直在寻求恢复它过去的政治力量，而在这一方面，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其世俗权威在人民中间已经衰退。同样的例子还有西班牙（腐朽的封建贵族造成了国家的经济与文化衰亡）和奥匈帝国（民族冲突每日每时威胁着可能使国家分裂）。法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民族似乎在利益冲突的泥沼中迅速沉陷。被第三共和弃置在政治真空中的军队乐于接受天主教教士的引导，它至少为军队提供了对平民的领导，舍此就使军队失去它的“存在理由，以保卫体现在平民社会中的原则”——这是克列孟梭的原话。
由于人们在共和与民主中目睹一切秩序、安全、政治意志的失落，因此使天主教教会广泛获得好感。很多人认为宗教的等级制度是避免混乱的唯一途径。这一点的确比任何宗教复兴的主张更能使人尊重教士。事实上。教会的坚定支持者们在那段时期倡导所谓的“理智的”天主教（“Cerebral”Catholicism），即“无信仰的天主教徒”（Catholic without faith），能控制整个君主专制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运动。这些“天主教徒”不相信自己的其它尘世基础，疾呼要给予一切威权机构更多权力，这的确实是首先由德鲁芒确定、然后又由莫哈认可的一条路线。
天主教的大多数教士深深地卷进了政治操作。遵循一条以调停为原则的政策。在这一方面，正如由德雷富斯事件所清楚地揭示的，他们取得了显着成功。因此，当维克多．巴希（Victor Basch）决定负责重审此案时，他在赫内的住所受到了冲击，领头者系三名教士，一个有名的人物，多明我会神父昂利．迪东（Henri Didon）号召阿居爱尔学院（Collège D'Arcueil）的学生们“拔剑出鞘，摆出威风，砍人首级，大开杀戒”。同样地，还有三百名小教士的见解。他们为显示自己的不朽，以“纪念昂利”（Henry Memorial）为名，捐款设立基金，接济昂利夫人。（昂利上校之遗孀。昴利在狱中自杀。）《自由论坛》报刊载了捐助人名单。当然，这件事是当时法兰西民族上层阶级惊人的腐败所留下的永恒纪念碑。在德雷富斯危机期间，对天主教会的政治路线产生影响的，不是常规教士，不是普通宗教教团，当然也不是它的宗教精神。就欧洲而论，天主教会在法国、奥地利、西班牙的反动政策，以及它对维也纳、巴黎、阿尔及尔的反犹倾向的支持，很可能是耶稣会影响的直接结果。在天主教教士中，反犹主义派的言论和著作一向最突出地表现在耶稣会成员身上。这主要由他们的法规所致，根据法规，每一个新人会者必须证明上四代祖宗中没有犹太血统。自从十九世纪初以来，天主教会的国际政策方向就掌握在耶稣会手中。
我们已经分析过国家机器的解体如何为罗斯希尔德提供了进入反犹主义贵族社会的机会。福伯格．圣…吉曼时髦的社交圈不仅向几个获得贵族头衔的犹太人敞开大门，而且受过洗礼的谄媚者——反犹主义的犹太人——以及彻底皈依基督教者也都随波逐流地加入。奇怪的是，阿尔萨斯的犹太人（像德雷富斯家族一样，在阿尔萨斯被割让之后迁往巴黎）在这种社会地位爬升中尤为突出。他们以努力使自己脱离犹太移民环境的方式，夸张地表现出爱国主义。德雷富斯家族属于法国犹太人，他们采用自己的反犹主义方式来谋求同化。转向法国贵族的立场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种后果：犹太人促使儿子们像他们新结交的朋友一样去追逐同样较高的军人职业。正是在这一点上，引发了最初的磨擦。相对说来，犹太人进入高等社会还是此较太平的。上层阶级虽然梦想恢复专制统治，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也不想制造麻烦。但是，当犹太人开始在军队里寻找平等机会时，就面对面地碰上了耶稣会士们的蓄意反对，他们不准备容忍那种不受特殊教规影响的军官存在。再者，犹太人反对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而这种制度的精神早已由传统与使命所强化，并且进一步由毫不妥协地敌视第三共和和市政制度的态度加强，但是沙龙里的轻松气氛使犹太人忘记了军队里的现实。
一位近代史专家形容犹太人同耶稣会教士的斗争是一场“旗鼓相当的战斗”，其中“高级耶稣会教士与犹太财阀在法国中部面对面虎视眈眈，像两条无形的战线。”这种描述很真实，因为犹太人发现耶稣会教士是最顽固的敌人，而后者也迅即理解反犹主义可以是一种多么强有力的武器。这是在泛欧洲范围首次尝试建立反犹主义的“主要政治概念”，也是希特勒之前唯一的一次。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假设这只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对手”之间的斗争，那么这种描述就明显地不真实。犹太人谋求的权力程度不会高于其它任何一个集团——共和国正是分裂为这些集团——所追求的。当时他们所期待的一切，无非是以足够的影响力来谋求社会利益和商业利益。他们并不渴望分享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力。渴望政治权力的唯一有组织的群体就是耶稣会。对德雷富斯的审判由一系列偶发事件开始，这些事件显示了犹太人如何坚决地、精力充沛地尝试在军队里取得一个位置，也显示即使在当时，对他们的敌视有多么普遍。为数甚少的犹太军官常常屈服于粗鲁的污辱，他们总是被迫决斗，而异教的同伴们不愿当他们的决斗助手。在这种情况下，声名狼藉的埃斯特拉齐可谓是第一个例外。
逮捕和判决德雷富斯究竟只是一个司法错误，偶然发生，点燃起一场政治火灾，还是参谋总部精心策划伪造文件，以最后达到给一个犹太人定下叛国者罪名的目的，这一点始终不甚了了。有一点事实可以证明后一种假设，即德雷富斯是第一个在参谋总部谋到职位的犹太人，在当时情况下，这不仅引起反感，而且引起愤怒和惊愕。在任何情况，反犹的仇恨即使在陪审团答复判决之前就会发泄出来。按照常规，一件间谍案在审判过程中时，一切情况都不准透露，但是这次却相反，参谋总部的军官们兴高采烈地向《自由论坛》报提供案件细节和被告姓名。很显然，他们唯恐犹太人对政府的影响力会导致政府对审案施加压力，使整个事情陷入僵局。有一些花言巧语的表演反而证明了他们的这种恐惧；法国犹太人的某些圈子在当时很认真地关注着犹太军官们的危险境况。
还必须记住，当时公众对巴拿马丑闻还记忆犹新，随着罗斯希尔德向俄国贷款，对犹太人的不信任感正在与日俱增。国防部长梅尔西埃（Auguste Mercier）不仅在每当审判有了新的进展时大受资产阶级报界的喝采，而且连饶勒斯的报纸——社会主义者的喉舌——也祝贺他“顶住了腐败的政治家和金融界高层的强大压力。”最富有特点的赞美词出自《自由论坛》的由衷评论：“饶勒斯，说得好！”两年后，当伯纳德．拉查尔发表了他的第一本论误审的小册子，饶勒斯的报纸小心翼翼地不去讨论其内容，而是指责这位社会主义派的作者，说他钦佩罗斯希尔德，可能还接受他的津贴。同样地，直到1897年，为争取德雷富斯一案重审的斗争早已开始，饶勒斯眼里却只看到两个资产阶级集团的冲突，或者机会主义者与教士们的冲突。还有，甚至已到了赫内法庭重审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威廉．李伯克内希特（wilhelm Liebknecht）仍还认为德雷富斯有罪，因为他无法想象一个上层阶级分子会成为一场误判的受害者。
激进的社会主义派别的报纸所持的怀疑态度，虽然带有强烈的反犹主义感情色彩，由于德雷富斯家族在试图保证重新开庭一事上的古怪手段而加深。为了营救一个无辜的人，却使用了通常为营救一个有罪之人而采用的方法。他们对公开宣传怕得要死，全然依靠走后门的操作。他们一面乱花金钱，一面对待拉查尔——对他们最有价值的帮助者，此案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就好象他是他们雇请的代表似地。克列孟梭、佐拉、皮卡特、拉博里（Fernand Labori）——这些都是德雷富斯派的活跃人物——最后只有放弃努力而保住自己的良好名声，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公开声称不再介入这一事件的具体方面。
德雷富斯能够或应该获救的唯一基础是：一个腐败的国会的阴谋，一个不可救药地倾圮的社会，教士们的权力欲，必须公正地同雅各宾派的严格观念——民族以人权为基础——作比较。共和主义的共体生活观点宣称 （按照克列孟梭的说法，你若侵犯了一个人的权利，便是侵犯了众人的权利。依靠国会或依靠社会，会在战斗开始之前就失败。因为第一，犹太人的资源力量并不比富裕的天主教资产阶级优越；第二，上层社会的一切阶层，从福伯格．圣…吉曼一类的教士和贵族之家，到反教会的激进小资产阶级，都只愿意看到将犹太人正式清除出政治实体。他们以这种方式来考虑问题，也凭此来洗清自己身上可能沾有的疑点。在他们看来，犹太人失去社会接触和商业接触，这是他们应该付出的代价。同样地，正如饶勒斯的话所表明的，这一事件被国会看作是重整的黄金机会，或者是重新获得永不腐败的名誉。最后一点是至少在纵容“犹太人该死”或“法兰西属于法兰西人”等口号时，发现一种几乎像魔术般的公式，使群众同政府和社会的现状达成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