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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着的，这使从床单中露出来的眼睛有些上翻，有了那个年龄少有的冷漠和阴郁。哦，其实我并不阴郁和冷漠，至少，我没有扮成麦麦德的时候，我看起来是多么热情和外向啊。
拿到照片的时候，我傻乎乎地想，要是别人问我，你是谁的孩子啊？我就回答我是麦麦德的孩子啊！可从来没人这么问过我，唉，从来没有……我的回答也就在肚子里边烂掉了。
我过12岁生日的时候，爸爸隔着蛋糕和点燃的12根红蜡烛，递给我一把土耳其的弯刀。这就是我的第一把刀子，刀身歪曲着，就像一把镰刀，也像一个苍老的老人。我拿手试了试，却试不出锋刃。但是爸爸告诉我，弯刀的锋刃是力量，弯刀加上力量，可以切断骏马的脖子。那时候我还听不懂爸爸的话，当然，那些话里可能根本就没有话，一把弯刀，就是一把弯刀。弯刀的刀柄上镶嵌着宝石，红红绿绿的宝石，刀鞘是鲨鱼皮的，或者是鲸鱼皮的，谁知道呢，反正带着海洋的盐渍味，上边还烙着虫子一样的阿拉伯文。把我喜欢得不得了，就像它真被麦麦德白晰的手指抚摸过。我把刀挂在墙壁上，早晚都看不够。有一回我还把弯刀带到学校拿给同学看，我说，我爸爸是少将，驻土耳其大使馆的武官。我说这话的时候，一点也不脸红。其实我一边说一边在想，我是他妈的快吹破牛皮了。我爸爸是什么少将武官！只是一座军需仓库的副股长罢了。那仓库远在南线的丫丫谷，离我生活的城市隔着天远地远，坐越野吉普也要跑三天两夜呢。我那张模仿麦麦德的照片就是在丫丫谷的营房拍的，背景是百八十座碉堡一样的仓库，仓库后边就是被雨水淋湿的群山和森林。我也把这张照片拿给同学们看过，我说我是去土耳其探亲时照的。我说，那儿靠近土耳其的南部边境，是麦麦德的出生地。其实，那刀跟麦麦德有什么关系呢，不过是爸爸的一个老战友送的罢了。这个叔叔早就转业了，多年来在新疆——哈萨克斯坦一线跑边贸。
我的确是吹牛了，可我并不为此感到羞愧。在学校里，同学们为了争面子，哪个没有撒过这样那样的谎呢，告诉你吧，我们全班同学的家长都是有头有脸的，有的是工商局的局长，有的是刑事法庭的庭长，有的是“太平洋百货”的老总，最臭的也是揣着持枪证的警察……可我心里雪亮，全是些鬼话。在这种事情上，说真话的是傻瓜。真正的傻瓜，和天才的弗雷斯特·冈普没有一点关系。如果你稍稍聪明一些，你就晓得说你爸爸是下岗工人，也没人给你捐献希望工程啊。
我的十八岁生日是在麦当劳过的。我的生日是4月11号，4月11号确实是一个非常平庸的日子，除非一个和我同月同日出生的家伙名扬四海，它才会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好时辰。我是在麦当劳和同学们一起过的生日。爸爸没有回来，他还在秋风落叶的丫丫谷保卫军需仓库，仓库们活像碉堡，都是圆柱体的，有着一个尖尖的屋顶，就像是一些戴着草帽、不苟言笑的农民。妈妈也没有回来，她跟着爸爸的老战友跑边贸去了。就是那个送我弯刀的老战友，他现在据说是发了，手下有了十七、八辆大篷车，涂得花里胡哨的，载着清仓查库弄来的陈
货；在尘土飞扬的中哈边境乱窜。他邀请妈妈做他的合伙人，我觉得很可笑。我问妈妈，你都下岗了，拿什么去合伙呢？
妈妈说，除开你爸爸和他的战友情不算，我还兼着他的会计呢，算是拿我自己去入伙……
我莫名其妙地觉得不安逸，我说，把你自己……拿给那个叔叔去入伙，有这种战友情吗？妈妈，这合适吗？
妈妈显然是心烦了，她心烦了就什么道理都不讲，她说，合适？我不晓得这有什么不合适！
唉，我就想，可怜的妈妈，她在闹更年期了吧，她跟我说过，她现在常常失眠、心慌、耳鸣，月经紊乱呢。妈妈下岗以后，爸爸赠送给妈妈一架老年车，约等于那种三只轮子的自行车。有一回妈妈骑着老年车横穿大街，差点被一辆飞驰而来的面的撞倒。妈妈破口大骂司机瞎了眼，司机是个小伙子，赔着罪，说自己没有看见她。妈妈就冷笑，说，你没有看见我？退回去一二十年，你只怕老远就看见我了！围观的人群轰然大笑，妈妈的锦言妙语一夜之间传遍了东郊一百零八坊。稍稍上点年纪的人点头叹气，说，退回去一二十年，那还用说！我这才晓得，一二十年前，妈妈的姿色、风情，在灰蒙蒙的东郊也算是一绝的。唉，怎么我从小看她，她就是一个中年妇人呢？我只觉得她那双吊眼睛长得很古怪，睫毛很长、眼睛很湿，湿得跟她的年龄不相称。我也是后来才晓得，大概是伊娃告诉我的吧，吊眼睛就是丹凤眼。我不是丹凤眼，我的眼睛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一个名字啊。我的眼睛像爸爸，很正常的，也是很平常的，两孔眼窝，一双眼珠，如此而已。
妈妈在那件未遂的车祸之后，当天就把老年车卖给了收破烂的，把钱拿去搓了几天几夜的小麻将。我就晓得，这灰蒙蒙的东郊，发霉、潮湿的红砖楼，已经留她不住了。妈妈的事情，让我想通了很多的事情，后来我就告诉她，妈妈，走吧走吧，你能走就走了算了吧。
这一点你该相信，这世界上我谁他妈的都不欠，我还欠着我妈妈是不是，撇开养育之恩不说，我至少还欠她一条命啊。那么就算我再让不得人，我还得让着她一个人吧？何况，她已经下岗了，她不去跑边贸，她还能骑着老年车，湿着丹凤眼，守着麻将桌，泡完后半生啊？我把妈妈放走了。爸爸说，要看顾好妈妈，可我只能放她走了。听说毛主席也说过是不是，——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由她去吧！
我记不得妈妈去了多久了，反正是很久很久了吧。
生日的那天早晨，爸爸给我通了电话。军线转地方线，岔来岔去，声音变得特别的不清楚，我只听清了丫丫谷的风声和雨声，爸爸微弱的声音反而成为了风雨的背景，一个可怜的噪音，在重复祝贺我生日快乐。妈妈则没有一点动静，不知她已经跑到中亚的哪一国去了，反正，不是这个斯坦，就是那个斯坦吧。中亚到处都是斯坦，就像丫丫谷到处都有不说话的仓库。不过，我告诉自己，有什么关系呢，不就是一个电话嘛，我又不是那种多愁善感的女孩子。
那天晚上在麦当劳，我显得很开心。麦当劳什么时候都是温暖的。春天的夜里，街上落着雨水，不停地驶过溅起水花的汽车，麦当劳就显得更加温暖了。服务生都穿着粗条纹的体恤跑来跑去，像咬紧了嘴巴的灰狗子。陶陶叫来了一大帮同学，连我刚好是18个。我吹灭了一根蜡烛，每个人都替我吹灭了一根蜡烛。蜡烛熄灭以后，飘出十八股青烟，那带点辛辣的臭味刺激到眼睛里，我的眼睛就眨巴眨巴地变湿了。这跟哭没有关系，谁叫蜡烛有这么多，多得可以煮熟一只老鸡婆呢。
在18根蜡烛熄灭前，陶陶把裹好的猎刀送给我。
陶陶说，是地道的德国货。我问他哪来的？他说是搞来的。我就不多问了。陶陶有陶陶的搞法，我认为这个与我无关。重要的是他送了我这把刀子，这把千真万确的好刀。
那天晚上，我们喝完了几十杯可乐，啃完了几十只鸡腿，还吞下了几十份汉堡。是阿利买的单。陶陶是阿利的保护人，而我是陶陶的女朋友，阿利买单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可怜的阿利其实不姓阿也不姓利，因为他全穿印了Lee的名牌服装，他就成了阿利了。
不过刚开始上高一的时候，我们是全都叫他阿雷的。Lee不就是叫做雷牌么？我们都叫他阿雷，他也都嗯嗯地认了。有一天宋小豆上课，问今天谁是值日生？我们都说，是阿雷。宋小豆皱紧了眉头，眉心里都皱出了一颗小疙瘩。她在黑板上写了一个Lee，她说，读什么？我们说，雷！宋小豆呸了一口，就好象呸是雷的回声。她接着就用英文骂了一句什么，我想大概是一帮蠢货吧。但她自己翻译出来，却是一群可怜虫。她也说可怜，可怜的宋小豆，我不喜欢她这么说。
宋小豆用粉笔把Lee圈了一圈又一圈，就像蜘蛛吐丝把阿雷缠在了最当中。她说，勒－依－li－李，读李。哪来什么雷呢？港台电影看多了，雷锋也成了李锋，李逵也成了雷逵，真是不土不洋，天打雷劈。我的学生，是李就是李，是雷才是雷。李逵和雷锋，风马牛不相及啊，对不对？
我们相互望了望，似乎都很惭愧，因为我们这群可怜虫居然全都是她的学生啊。
宋小豆手指捏住粉笔，在黑板上轻轻叩着，黑板居然发出很清脆的声音，就跟叩响了瓷器似的。这一招，我们后来都试过，全都不灵。宋小豆说，知道李光耀吧，从前新加坡的总理，他的英文名字就是，她背过身去，李光耀就成了唰唰唰的几声粉笔响，然后他像照片一样从黑板深处显影出来了，就是Lee Kuan Yew。Lee的本义，宋小豆说，就是庇护所、避风处。她顿了顿，想再说点什么，但那表情却是说了也白说，于是有一只嘴角斜着弯了弯，就跟假笑似的。她说，这个孩子，这个你们叫阿雷的孩子，天晓得，他是庇护别人还是别人庇护他啊？她摇摇头，用英语咕哝了一句什么，我估计是唉，不可思议吧？
宋小豆摇完了头，就说，你们还叫他，就是他，她伸长手指指着阿雷，她说，还叫他阿雷吗？我们全都嗡了一声，说“阿－李－”
阿李？宋小豆用嘴巴和粉笔同时重复了这两个声音。她说，阿李对你们有什么用呢，阿李跟李四、王五有什么区别呢，连阿猫、阿狗都不是，就连一根肉骨头都不是，还值得你们这么又争又抢的！宋小豆说着，终于把假笑换成了一脸盈盈的笑，听起来、看起来也都不讨厌。她说，就叫阿利吧，一身名牌，有利可图是不是？她又用手指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