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吱嘎嘎草房门被拉开的声音，使云雾缭绕的山林更显出清晨的空旷。父亲从1952年就到了山上，盖了这个草房，整整种了三十年树。赵大魁站起来，隔着半人高的篱笆，看了一眼渐渐隐没在雾中的下山小路，叹了口气，跟进了屋。
屋里黑阴阴的，靠墙的木板床上一年四季铺着狗皮褥子。进门迎面贴墙放着一个土改分的有雕花装饰的红漆木橱柜，满是抽屉，还有四扇小门。旁边还摞着几个木箱，大小水缸，脸盆架，圆桌上放着暖壶、马灯、手电、半导体收音机。这些现代货都是大魁给买的。闷大爷拉开一个抽屉，瑟瑟地摸出一盒点心，拉起小海的手，塞给他。大魁一看点心盒上的彩字图案就火了：“爹，这是早半年托人从北京带来的奶油蛋糕，你怎么放到今天还没吃？”
“七老八十了，吃这些怪破费的。我留着给海海吃的。”闷大爷叨叨道。
大魁一把拿过点心盒打开一看，已经受潮长绿霉了。他叭地往地下一扔：“都放坏了，也舍不得吃，你这是图啥啊？”
他一口气把十几个抽屉、四扇门都哐哐当当地拉开了，一看气更大了。红糖、白糖、水果糖、茶叶、猪肉罐头、点心、香皂、新毛巾、袜子、手套、栽绒帽……都原封不动地存在那儿。红糖白糖因为受潮都变成一坨一坨的了。有一个抽屉里整整齐齐排放着他给父亲送来的治气管炎的各种中西药。
他把这些药叭叭叭地拍在桌上：“爹，你成年气喘，你怎么不吃药啊。”
“我捡点柏树籽熬着喝就行了，那些药怪金贵的，都是钱。”
大魁往父亲身上看了一眼，一身破衣烂裤，棉裤露着棉花（他老寒腿，一年四季穿棉裤） ，又蹿上一股火，上去哐当当打开箱子，把他送上来的一套一套的新衣裤都撂着堆到床上：“衣服就是穿的，你留着它沤肥啊？”闷大爷一边忙忙叨叨地在屋里转来转去，把这样东西拿过去，把那样东西拿过来，一边木呆呆地看一眼儿子的翻箱倒柜。当他看到儿子就要翻到箱底时，眼里闪出一丝紧张。箱底有他最大的秘密。儿子没有再翻下去。他从床上的衣服堆里捡出一身新的黑布衣裤，撂到父亲跟前：“把你这身换下来。”
闷大爷想解释什么，看着儿子雷霆大怒的模样，没敢吭气，把衣服换了。生怕儿子再往下翻出他的秘密的担心，增加了他此时的顺从。
儿子把换下的破烂衣裤一团，把脸盆架上搭的破毛巾也抽下来撂在衣服堆上，又把角落里一些碎布烂鞋破瓶裂罐——这都是爹在山下的凤凰岭火车站捡来的——都哗地拖了出来，连同破烂衣服往一个大背篓里一塞，背起来就往外走。
“你干啥？”闷大爷慌忙拦着问。
“我把它们扔到沟里去。”
老汉没敢拦，眼睁睁地看着儿子背着背篓走了。
过了一会儿，儿子回来了。他撂下空背篓，从抽屉里拿出雪白的毛巾搭在脸盆架上，拿出一块香皂，剥掉包装纸，放在肥皂盒里。他又一眼瞥见灶台，上去一掀锅盖，一屉的窝头。他砰地盖上锅盖，把旁边几个放米面的大瓮都一一打开，抓起来一看，没有白的，都是黄的。
“爹，我送来的白面呢？”
“我背到下面车站上换了。”闷大爷坐在门坎上编着荆条筐。院子里已经底朝上一个扣一个地摞着十来个编好的筐了，到时候都可以捎下山卖钱。
“好好的白面不吃，都换粗粮吃干啥？你要不够吃，我再多送点白面来。”
“够够够，够了，我都够了……我是牙不行，白面粘牙，还是这窝头爽口……”闷大爷抬起昏花的老眼小心地看了看儿子，唠唠叨叨地解释道。他眼里又闪出一丝紧张来。这粮食里又有他的一个秘密。
“爹，你是说啥也不下山了？”
“你要让我好好活两年，就让我一个人在山上呆着。”
儿子瞪着他愣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拉开带来的黑色人造革旅行袋，从里面提出一瓶香油，两瓶豆油，一瓶特制酱油，一瓶熏醋，一罐豆瓣辣酱，咚咚地蹾在桌上，最后双手小心地端出一个青花白瓷的大泡菜坛子，里边是一只炖得烂乎乎的连汤母鸡：“这是海海他妈给你炖的。”又取出一盒电池，拿过半导体收音机和电筒，把电池都换了，废电池劈劈啪啪都扔在了墙角。闷大爷心疼地往墙角瞅了一眼，放下手中编的筐，拿起一个小笸箩，到院里给孙孙摘豆角去了。
他是铁石心，到死不离开山了。可当他站在篱笆墙院门口，看着儿孙相牵着下山时，心里也像丢了什么。小海一只手拉着他爸爸一蹦一跳向下走着，一只手不断回过头来向他摇着：“爷爷，你当心身体。”奶声奶气的声音隔着雾气传来，老人的眼睛湿了。
他回到屋里，收拾着儿子带来的东西。半导体收音机下面压着的三张崭新的拾元票子，又使他喉咙头有点哽住了。不过，山里人没那么多伤感。他咳嗽两声，哽咽劲儿就过去了。新票子硬刷刷地划拉着他布满粗茧和干裂的手，他感到舒服实在。在他眼里，钱买的东西从来不如自家种的东西好。买的菜就不如自己种的菜新鲜，买的果子就不如自家树上结的甜，就连花钱买的水（自来水）也不如自己到泉眼担的水清凉。可是，钱本身在他心目中却还是一尊神。
自古以来离了钱就不行。
他打开箱子，手瑟瑟缩缩地一直翻到箱底，最后，像捧宝贝似的捧出一个红漆小木匣，尺二长，八寸宽，像个梳妆匣。他小心翼翼地放到床上。外面门咯吱一声响，他一惊，看了看是风，这才放了心。关了门，打开匣子，里面是个红布包。打开红布包，里面是黑污的黄油布，打开几层油布，他的眼睛在晦暗中亮了。全是钱啊。有解放初期的一万元算一元的票子，有三十年来各种版面、各种面值的大小人民币，拾元的，伍元的，贰元的，壹元的，贰角的，壹角的，新的，旧的，红的，绿的，还有哗啦啦响的钢鏰。
他把三张拾元的票子又加了进去。
总数他是知道的，记得比自己的年龄还清楚。连同今天这三十块，是五千三百三十块零三角。这是他几十年编筐卖箩、省吃俭用积蓄下的。每张票子他差不多都认识，能说出它的来历。
这笔钱他没告诉过人，这是他的秘密。
但是，眼下揪心的是他当天的秘密。他今夜要去干一件顶要紧的大事，要赶紧动身。明天县委书记就来了。
他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起钱，捏了又捏，还不放心，又打开看了看，没有少，这才再包起，放到匣子里。临往箱子里放时，掂着匣子的分量又不放心了，又打开匣子看了看，确信钱还实实地在里头，这才探着头把匣子放到箱子最底下，盖上衣服，隔着几层衣服按了按，又把床上堆的衣服都放进去，关上箱子。
他掀开锅盖在怀里揣上五六个窝头，一个咸菜疙瘩，拿上手电棒、割草镰刀，背上背篓，刚准备出门，又看见桌上套着黑皮套的半导体收音机了。带不带它呢？城里的洋玩意，就这戏匣子他喜欢。背着在山上转，能听个戏，没有戏，也能随便听个响，解闷。更重要的是，常常能听到广播保护山林的事，那最紧要了。可今天，天不对，可能要下雨，自己的老寒腿酸疼疼的。算了，不带了，淋坏了。他把半导体收音机也瑟瑟地放进了箱子。
可他又看见那柜上靠墙立着的十几个奖状镜框了，被儿子都碰歪了。他上去一个一个把它们立好，排齐。左右端详了几遍。他不识字，可知道这都是奖他种树、看林、绿化的。有的镜框早漆皮剥落，隔着玻璃，奖状纸也变成焦黄了；有的玻璃早碎裂了，他用布条面糊歪七斜八地粘着；有的是新楚楚亮闪闪的。奖状不管是新是旧，下面都盖着圆红大印。他知道，这圆红大印是比钱还实在管用的东西。那些把奖状双手递给他的公社、县里、还有更上边的领导们，都笑咪咪地和他握过手。他别的事记不住，给他发奖状的人他一辈子忘不了。
他总算出了草房门。
篱笆院四周的绿树上雾气缭绕，鸟鸣一片。他在草房前后的青石板上撒了几把小米高粱。那是他每天离开草房前留下喂鸟的。他一边撒一边低着头粗声瓮气地和树上的鸟叨唠着：“给你们把食留这儿了，看见了不？”
拉上篱笆门一出院子，他就警觉地抬起头，雾气弥漫中，下面上山的小路上传来说笑声。不一会儿，几个小伙子扛着两支猎枪从雾气里慢慢露了出来。
“闷大爷，这雾今天啥时散？”小伙子们问道。这里有几个是山下凤凰岭火车站的铁路工人，大多认识他。
“今天雾散就是下雨了。”闷大爷回答，心中有些紧张，他最怕人上山打猎。
“得了，那还打什么劲啊。”一个一口地道北京腔的年轻人对同伙说。
“老头，这山上有什么打的没有？”这是个留着小胡子戴着鸭舌帽的小伙子。
“没有，没有。”
“连个兔子、狐子都没有？没个活的？”小胡子怀疑地看着闷大爷。
老汉的样子再忠厚不过了：背几乎驼成直角，头不得不很吃力地抬着，头和背又是一个直角。穿着一身黑衣服，整个身子的姿势就像个墨写的“句”字。完全的秃顶，浑浊的小眼睛愣怔地瞅着人。
“前两天倒是来过个豹子。”忠厚人急了，也顺口诌开瞎话了。
年轻人吐着舌头，互相看了看。
“不怕，六七个人，两杆枪还怕个豹？”小胡子充硬汉地说道，“山上还有啥？”
“就是蛇多。我这草房顶上，见天蛇吊着尾巴。”
年轻人搔着后脑勺，毛了。
“得了，回吧，不是地儿。”老北京说。
“白来了？”小胡子说。
“不白来，不白来，”闷大爷唠叨着推开篱笆院门，“把我这山上种的豆角、黄瓜摘上点吧。”能送这几个后生赶紧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