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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二日）
我没有去过你们的国家，听说荷兰不少土地是填海造出来的，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了不起。中国有句话，叫做“愚公移山”，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传统，你们称得上是“愚公移海”。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在世界上是比较少的，你们比我们更少，但是搞得很好，成为一个农产品出口大国，我们要向你们学习。
欢迎你第二次到中国来。一九七三年你来访问的时候，中国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时“四人帮”当权横行，人民心情沉闷，甚至可以说是在忧虑之中，整个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还有两年徘徊。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做的事情，还是在一九七八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那时到现在的八年多时间，我们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走了第一步。我们确定一心一意搞建设是正确的。为了搞建设，需要实行两个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这也是正确的。这八年多只是开始起步，虽然已经取得比较明显的成就，但是还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就是再过十三年，达到一个小康社会的水平。我们进一步的目标是下一个世纪的五十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那时，国家总的力量就大了，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在解决南北问题方面可以尽更多的力量。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雄心壮志。
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一点，我们两国的观点一致。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我们在制定国内搞建设这个方针的同时，调整了对外政策。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有利于和平。我们不打别人的牌，就是说不打苏联的牌，也不打美国的牌。我们也不让别人打我们的牌。我们在分析国际状况时特别注意欧洲，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我们同东欧关系不正常。现在我们根据客观的判断，认为西欧和东欧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东欧、西欧都需要发展，越发展和平力量越大。为什么说欧洲是和平力量呢？因为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才有资格发动。而战争一旦打起来，首先受害的将是欧洲。我们希望有一个联合、强大、发展的欧洲。只要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不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战争就打不起来。所以，我们说，争取比较长一点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我们感觉，欧洲比较开放一些，特别是技术上开放，我们比较满意，当然不是完全满意。所以我们确定的政策是同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这不仅是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对荷兰，对整个欧洲共同体的政策都是一样的。我们同东欧也在发展关系，这是我们的新方针。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你们可能不太熟悉。我们党的发展，走过了曲折道路。很长时期比较顺利，但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这个时期的后期有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那个错误导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我们党被打入地下，被迫同蒋介石进行了长期的战争。三十年代前期有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那个错误导致我们多数革命根据地受挫折，使三十万革命军队减少到三万。我们为什么要长征？长征是被迫进行的。从一九三五年开始，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赢得了胜利，一九四九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头八年，我们进行了社犯错误了，反右扩大化。一九五八年，要求过急，搞“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一些基础工业。从一九三五年以来二十几年都搞得很好。但是到了一九五七年，我们又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不对头了，给我们带来很大灾难。我们花了三年时间，纠正错误，才使情况又好起来。经济情况有好转，但是指导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六六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搞了整整十年。我为什么讲这个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有人说，我们现在有保守派、改革派，这是猜测。事实证明，改革是正确的，很见效。如果外国朋友都能看出我们的变化，看出我们搞得不错，我们自己的人民还能看不见？人民有自己的亲身经历，眼睛是雪亮的。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不仅吃饱穿暖，而且有现代化生活用品，人民是高兴的。既然如此，我们的政策还能不稳定？政策的稳定反映了党的稳定。最近，我们党的总书记辞职，这样的事在你们那里不算一个问题。大概由于我们过去开放不够，一有变化好像就是中国发生大问题了。其实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我们很快就解决了。我们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反对全盘西化，反对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我们着重在教育。这是长期的任务，不采取运动的方式来处理。我们不搞运动，这也不是运动所能解决的问题。一切工作照常运转。我们今年秋季召开党的十三大，将更加清楚地阐明我们的现行政策，而且要进一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来适应经济的发展。我们现行的方针政策不会有任何变化，开放政策只会更加开放。不但本世纪如此，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以后还会如此，以后更是如此。中国是稳定的。过去我们多灾多难，党和国家经过许多波折，有些事情人们难以理解也不奇怪，但我们自己是有清醒估计的。
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
自从我们两党关系恢复以来，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铁托同志打开了两党关系的新局面，是他首先到中国来访问的。那个时候我们党的主席是华国锋同志，我是以老战士身份同铁托同志见面的，我们谈得很好，达成了共同的谅解，就是过去的事情都不谈了，一切向前看。现在，我们同东欧其他各国的党和国家的关系也是采取这个态度，把今天当作新的起点，好好地发展我们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至于过去的经验，也值得总结一下。我想有一点最重要，就是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画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比如法国党和意大利党，过去我们同他们谈的也是这个问题，就是应该尊重他们的经验，尊重他们的选择。如果他们犯了错误，由他们自己去纠正。同样，他们对我们也应该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了错误以后，由我们自己来纠正。因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党都有自己的经历，情况千差万别。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我们也不赞成有什么“中心”。但我们自己也犯了点随便指手画脚的错误。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因此我们提出了处理这种关系的原则。我相信，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做，会使我们之间友谊和合作的基础更加牢固，更加持久，两党和两国关系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得到发展。
目前我们国内正在进行改革。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所以，从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了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
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坦率地说，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决定进行农村改革，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面貌就改变了。农业实行多种经营，因地制宜，该种粮食的地方种粮食，该种经济作物的地方种经济作物，不仅粮食大幅度增长，经济作物也大幅度增长。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这是我们原来没有预想到的。当然，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有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