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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行前，林森双手抱拳，用福建口音向大家作揖道：“我已是古稀之人，今世再回南京，不作此想了……但你们一定会抗战到底，坚持到最后的胜利的。”说到此处，林森已是老泪纵横。与会者再次起立，无言地向林主席致意。会场上的空气几乎要凝滞了。
冷场了好一会儿后，蒋介石才开了口：“林主席，走就走吧，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不要太难过了。”蒋介石心想安慰林主席，却也充满了无可奈何情绪。这时，军委会秘书长张群出来打圆场，他以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抬高了嗓门说：“林主席尽管放心，此去重庆，国家必定大吉大利，重庆乃国土重光之意，重庆就是重复庆祝嘛！最后稳操胜券的一定是中国！”会场情绪顿时为之一震。林森连连说：“告辞了，告辞了。”转过身离开了铁道部大楼，乘车前往下关海军码头。
出发前几天，林森已安排了个人私事，古董文物捐给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字画、图书、佛经送交图书馆。存款6万元，分赠邓亚魂（邓铿之子）、嗣孙林涛、侄孙林平。林森好像预见到自己的未来，临别时说了一句“回不来了”的话，却不幸言中，到重庆后，1943年5月，遭遇车祸，不治身亡。
林森率国民政府文官、参军、主计三处官员，以及卫士、医护人员、军乐队等1000余人，连夜登船，于11月17日凌晨驶离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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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兵临城下，国民政府迁都重庆（2）
11月26日到达重庆。国民政府将曾家岩原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作为办公处所，在原来的两层砖木结构房子基础上进行了改建，这项工程由著名的建筑师杨廷宝设计，杨廷宝与梁思成齐名，在建筑界并称“南杨北梁”。他用四根木结构外敷水泥加建了一座门楼，显得古色古香。林森还亲自设计了路面花纹与花圃，人工天然，相映成趣。除此之外，林森还在水池边设计修建了一座茅亭，可容纳几十个人开会，抗战时期，许多重要会议在此举行。
林森到达重庆后，南京保卫战开始了。在日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12月5日国民政府下令各部院中央机关，加速撤往重庆。7日晚上，蒋介石、宋美龄、钱大钧等人乘车至百子亭唐生智公馆，召集少将以上的守城将领会议。蒋介石神情严肃地说：“守卫国土是军人的天职，深望各将领率同士兵尽保卫国都之责，服从唐长官的指挥，奋勇坚守。”讲话停止后，唐生智起立，向蒋介石表示：“我仍恪守前言，临危不乱，临难不苟，不得统帅命令，决不后退！请委员长放心。”蒋介石神情黯然，与众将一一握手告别，趁夜色飞往南昌，上了庐山。
冬天的庐山，寒风飕飕，凄清暗淡。蒋介石不断收到南京的战报：雨花台阵地被日军占领；紫金山失守；中华门被日军侵入；中山门被炸弹摧毁……
11日又接到南京战报，在挹江门进行巷战的87师和88师经中山路撤走时，被36师及长官部特务营阻止，彼此发生混战，城内部队紊乱不堪！
12日晨，唐生智急电报告：“南京现已十分危急，请速电示。”蒋介石阅罢电报，长叹一声，陷入沉思，到了晚上才电复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守，可相机撤退。”唐生智怀着悲愤的心情，连夜向长官部宣布了蒋介石的这个电文。但撤退部署却没有周密计划，指挥不利，致使多数部队闭于城内，争相外逃，拥挤混乱，自相践踏，几乎又重演了淞沪战役撤退的一幕。12月13日，日寇占领南京城，开始了野蛮的、兽性的屠杀、强奸、抢掠、破坏……30万中国人被日寇杀戮，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日寇的种种兽性暴行，受到当时国际舆论的纷纷谴责。连日本的同盟国德国驻南京大使馆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也称日本皇军“是一架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面对中华民族的大劫难，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似此兽类暴行，彼固自速其灭亡，而我同胞之痛苦极矣！”
1938年12月8日，在主持了南岳军事会议后，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部分成员乘飞机抵达重庆。蒋介石的到来，标志着中国现代历史上历时长达一年的大规模的国都大迁移最终宣告完成。至此，重庆成为抗战时期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
李宗仁善用杂牌军，蒋介石深感惊讶（1）
3月中旬，日军以七八万兵力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西尾寿造指挥下，分两路向台儿庄进发。一路为板垣第五师团沿胶济路西进，直逼临沂；一路为矶谷第十师团，该师团沿津浦路南下，直下台儿庄。日军的两个师团同中国军队在临沂、滕县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揭开了台儿庄会战的序幕。
临沂之战，庞炳勋、张自忠两军合力作战砍断了津浦路北段日军的左臂，粉碎了日军第五、第十师团会师台儿庄的计划，造成了台儿庄会战中，我军围歼孤军深入台儿庄的矶谷师团的战机。这次战斗，张、庞两军共约伤亡3000余人，日军也被歼灭3000人左右，其中包括第11联队长长野裕一郎大佐、牟田中佐。李宗仁高度赞扬临沂之战，他指出：“当板垣、矶谷两师团齐头南下时，我守临沂庞炳勋部，适时赶到。与张自忠部协力将板垣师团击溃，阻其南下与矶谷师团在台儿庄会师。临沂之捷，实为台儿庄胜利的先决条件。”
与临沂阻击战同时，另一支杂牌军——川军王铭章122师也在滕县上演了催人泪下的悲壮一幕。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第四十一军王铭章第122师与日军展开滕县保卫战，该师官兵英勇异常，前仆后继，有进无退。日军攻入西城，师长王铭章、参谋长赵渭滨、团长王麟阵亡，县长周同坠城殉职，城内300多名重伤员以手榴弹互炸殉国。滕县保卫战，第122师以寡敌众，付出重大伤亡代价，歼灭日军2000余人，迟滞日军第十师团达100多小时，为汤恩伯、孙连仲等援军赶到参战争取了宝贵的3天时间。他们以自己的牺牲换取了整个战局的胜利。4月21日，李宗仁致蒋介石的电报中曾说：“该集团军以劣势之装备与兵力，对绝对优势之顽敌，独能奋勇抗战，官兵浴血苦斗达三日半以上，挫敌凶锋，阻敌锐进，使我援军得以适时赶到，战役中心之徐州得以转危为安，此为国牺牲之精神，不可泯也。”又说：“若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为褒扬王铭章将军，国民政府明令追赠其为陆军上将。蒋介石亲拟挽联悼念王铭章：
执干戈以卫邦家，壮士不还，拼将忠诚垂宇宙；
闻鼙鼓而思将帅，国殇同哭，忍标遗像肃清高。
李宗仁在总结临沂之战和滕县阻击战取得的胜利时，他写道：“台儿庄战后，蒋先生曾惊讶地向我说：‘你居然能指挥杂牌部队！’似乎真使他莫测高深。其实作为主帅的人只要大公无私，量材器使，则天下实无不可用之兵。”
所谓“中央军”与“杂牌军”纯系蒋介石一手造成。在国民党军队中，在武器、弹药、被服、粮饷各方面，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杂牌军则被克扣。大敌当前，并肩作战的战友，有的食丰履厚，武器精良，气焰凌人，有的却面有饥色，器械窳劣，要他们出死力而无怨尤，又岂可得呢？至于杂牌军部队本身，他们知道中央当局欲利用对日抗战来消灭他们，平时克扣粮饷，战时不予补充，等他们消耗得差不多了，便将他们遣散或改编吃掉。因此也就竭力自救，战斗力更无从谈起。
李宗仁的话已经揭示了他能指挥杂牌军的奥秘，那就是：大公无私，量材器使。下面介绍几个真实的故事：
为川军解难。
全民抗战开始，川军激于民族大义，请缨出川参加抗战，奉统帅部命令，编为第二十二集团军，以邓锡侯为总司令，孙震为副总司令，由二人亲自率领，前往第二战区参加山西保卫战。时届秋末，川军出发时穿单衣单裤，脚登草鞋，仓促出师，远道跋涉，愈往北走，天气愈凉，沿途又无补给兵站，衣食都出现困难，势必就地购买粮食，难免出现强买强卖现象，对军纪不无影响。却川军装备极差，所用枪械半为土造，有的战士只是身背一把大刀。
川军抵达山西时，太原已经失守，遭遇日军快速部队冲击，狼狈后退，沿途遇有晋军的军械库，便破门而入，擅自补给。这些情形被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知悉，大为震怒，认为川军是“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的“土匪军”，乃电请统帅部将川军他调。蒋委员长闻报也很生气，说：“第二战区不肯要，把他们调到第一战区，问程长官要不要？”军委会征求程潜的意见，孰知程潜对川军早有所闻，在电话里一口回绝，说：“阎老西都不要，你们要送我，我不要这种烂部队。”此时正是南京初失，蒋介石心情不好，当军令部次长林蔚把无处接受川军的情况向蒋委员长报告后，他勃然大怒，说：“把他们调回去，让他们回四川称王称霸去吧！”
李宗仁善用杂牌军，蒋介石深感惊讶（2）
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在一旁听到，便劝解说：“让我打电话到徐州去，问问五战区李长官要不要？”此时，正值韩复榘不战而退，李宗仁无援兵可调之时，闻讯大喜，说：“好得很啊！我现在正需要兵，请赶快把他们调到徐州来！”
白崇禧如实相告，他对李说：“他们的作战能力当然要差一点。”
李说：“诸葛亮扎草人做疑兵，他们总比草人好些吧？请你快调来！”
邓锡侯、孙震二人在投靠无门的情形下，来到徐州，见了李宗仁便苦笑着说：“一、二两战区都不要我们，天下之大，无处容身。李长官肯要我们到五战区来，真是恩高德厚！长官有什么吩咐，我们绝对服从命令！”李宗仁欢迎川军官兵远道而来，共同杀敌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