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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景文（以下简称邵）：“初中的时候。”
曲：“谁是你的老师？”
邵：“我父亲。”（邵景文当时用了一句家乡话回答，说：“是俺爹。”后来这句话被重录了一遍。邵景文便改用了纯正的普通话。开始邵景文不愿改，说我从来都叫爹，没叫过父亲。曲霞说，这句话太土，在校园里应当提倡普通话，要是大家都讲家乡话，同学们就无法交流了。）
曲：“这箫的古谱是你父亲整理的吗？”
邵：“是。”
曲：“那你父亲一定像西部歌王王洛宾那样，是生活在民间的音乐家？”
邵：“我父亲大字不识一斗，是个睁眼瞎。”
曲：“那他怎么整理这散失在民间的古谱呢？”邵：“靠死记，我父亲吹箫是我爷爷教的。”
曲：“那吹箫是你家的祖传了？”
邵：“是的。”
曲：“那你们祖上肯定是有钱人，是地主吧？”
（曲霞问过这句话后自己先哈哈大笑起来。说，请原谅我用了这个名词。这个词会带给人们不好的回忆。不过，现在改革开放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有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都摘掉了。）
邵：“我祖上不但不是地主，恰恰相反，是名副其实的贫农。我家祖祖辈辈都是要饭的，一直到我父亲这一辈。就是靠吹箫要饭，不会吹箫就没有饭吃。”
曲：“噢——”
邵：“我考上大学后，父亲把箫传给我了，说咱邵家再不用靠吹箫要饭了。你把箫带上，不要忘本，好好学习……”
采访到此结束，广播里便有了箫配诗，诗配箫的录音。
每到黄昏之时，那箫声依旧。散步的同学面对着黄昏一遍又一遍地听那箫声。由于同学们知道这箫是邵景文家要饭用的，心中便增添了一些沉重。
第二学期，广播里基本上听不到箫声了，取而代之的是欢快的摇滚和节奏分明的迪斯科。据说有同学向广播站提了意见，说整天箫声平添了思乡之情，弄得像断肠人在天涯似的，不利于同学们安心学习，总想往家跑，特别是大一的新生，听到箫声便暗自垂泪。这样在校园内有一段时间就没有了箫声，天天都是迪斯科。大家在校园内散步屁股都是一扭一扭的节奏分明，要不就是摇头晃脑地像吃了摇头丸似的。某一天，同学们突然听到湖边有了久违的箫声，便寻声而去。吹箫人当然是邵景文，他正立在湖边的垂柳下对着晚霞呜咽。有不少女生散步路过湖边，望着邵景文的背影如痴如醉。
可是，男生却觉得邵景文古典得矫情，浪漫得有些做作。本来邵景文在舞台上吹吹，出些风头大家还是能够忍受的。因为舞台本来就是搭来给人做戏用的。广播也一样，那毕竟和现实生活有距离，在一个电线杆子上的盒子里发音，觉得也远。可是，他却在湖边吹，引来了那么多女生的目光，就有些让男生受不了了。特别是一些校园诗人，认为邵景文用箫伴奏着自己的诗作，这就有点自吹自擂之嫌。认为邵景文那诗写得臭。不过不服也不行，因为校园诗人中会吹箫的只有邵景文一个。不服你上去吹吹试试，虽然不服也无法和邵景文争长短。
可是，他邵景文居然在湖边吹就有些过分了，有故意做戏给人看的嫌疑。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做戏给人看是虚伪的，是让人讨厌的。现实生活中的人生舞台和专为人搭建的演出舞台是有距离的。这些男生们不愿让箫声在自己现实生活中出现，散步的同学们便远远地望着邵景文的背影惟恐避之不及。散步路过时便有意大声说话，咳嗽、擤鼻涕、随地吐痰以及吹口哨和唱歌，从而消解那让人难为情的箫声。当邵景文的女朋友曲霞听说邵景文在湖边吹箫之时，便急忙向湖边奔去。曲霞的脚步匆忙而又零乱。曲霞觉得不妙，因为上周邵景文接到了电报，说家里出事了，急归。邵景文回家后便没有了消息，连他什么时候回来的曲霞都不知道。邵景文回来了不去找分别多日的女友却躲在湖边吹箫，这其中必有隐情。曲霞曾多次要求男朋友在仲夏夜的湖畔为自己吹一曲，让箫声伴着入怀，却都被邵景文拒绝了。
邵景文说：“箫声最好不要在现实生活中吹奏，因为它和苦难连在一起的。如果你在某一个黄昏听到了我的箫声，那肯定我有了无法忍受的痛苦。”
曲霞问：“那你为什么在演出时吹？”
邵景文说：“那仅仅是演出，和现实生活无关。”
曲霞说：“有什么呀，人家都能成双成对地在湖边弹吉他、唱歌，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湖边吹箫吟诗。”
邵景文说：“因为吉他之声是欢快的，为牛仔们的狂欢伴奏；而箫声是沉郁的，是断肠人在天涯。”
曲霞说：“箫声虽然低沉，但也静谧，那声音让人安静。如果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吹箫吟诗，它不但不会勾起愁肠，而且还会平添柔情。”
“可是……”邵景文说，“我每一次吹箫之时，眼前就会浮现出我父亲，我爷爷，我家祖祖辈辈要饭的身影。你知道我吹的那所谓的《富贵调》是什么吗？那其实是我家祖传的要饭调。还有词呢！”曲霞问：“能念给我听吗？”邵景文说：“可以。”然后念道：
行行好，行行好，你家堂屋堆元宝。行行好，行行好，儿孙满堂遍地跑。行行好，行行好，牛羊成群漫山腰……
邵景文说：“这所谓的《富贵调》是念给富人听的，让人家高兴了好赏碗饭吃。”
曲霞说：“你别忆苦思甜了，一切都过去了，那都是万恶的旧社会。”
“什么旧社会，我爷爷是1959年饿死的。我爷爷临死时把箫递给我爹问，在万恶的旧社会没有饿死我，咋在新社会把我饿死了呢，我弄不明白死不瞑目。爹说，新社会不让要饭，要饭就是给人民公社抹黑。爷爷说，种粮食的饿死了，那城里人不种粮食的咋还活着。爹说，那是因为城里人识字。爷爷问，那识字能当饭吃。爹说，识字了，就可以吃商品粮了，不用种地粮食由国家发。爷爷问，那粮食谁种呢？爹说，我也不知道。爷爷说，咱祖祖辈辈受穷，靠要饭活命，我一直以为那是没有地。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回事，这新社会地都分给穷人了咋还饿死人呢。看来光有地还不行，要识字。最后爷爷握住爹的手说，我死了啥也留不下，把这箫留给你，万一将来政府又让要饭了，靠它还能混口饭吃，最要紧的我留下两句话你要记住。爹问，哪两句话。爷爷说，农民没有地不行，有地不识字不行。你一定要让邵家后人记住，要识字。”
曲霞后来再没有要求邵景文到湖边吹箫。没想到邵景文却独自在湖边吹起来了。也就是说邵景文肯定有了无法忍受的痛苦。当曲霞来到湖边时，邵景文正在吹《富贵调》。曲霞静静地走近了邵景文。也许邵景文感觉到了女友的临近，在吹箫的过程中随着箫声扭转了身体，这使曲霞只能看到他的背影。曲霞急切地转到邵景文面前，她发现邵景文正在流泪。泪水随着箫声流淌像两行低沉的音符。曲霞定定地望着邵景文不知说啥才好。一曲终了，曲霞静静地过去挽住了邵景文的胳膊问：“出什么事了？”
邵景文说：“俺爹死了。”
“得了什么病？”
“没有病。”
“那怎么死的？”
“被人逼死的。”
“什么年代了，还有这种事，谁？”
“我也有份。”
“什么？”
“要不是我上学，爹就不会为我下学期的学费发愁了，就不会铤而走险去割高压线卖钱了。我爹是被电打死的。”
“天！”曲霞睁大了眼睛，“你爹怎么这么糊涂。你下学期没学费我可以为你想办法呀。”
“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我们俩还分什么你我，是不是你写信回家要钱了。”
邵景文哭着说：“我配不上你，我也对不起俺爹。”
我们老板的确是苦出身，这些他后来都给我们说过。痛苦的经历浸泡着他，使他成为一个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老板现在基本上不承认自己是文学青年了，因为现在许多男人都不敢公开谈论文学了，说自己是文学爱好者脸上就发烧，怕得一个好色的骂名。这只说明男人不想做一个职业的文学爱好者了，因为那会像做职业的女人爱好者一样让人尴尬。从文学课堂走向法学教室，这种转移说明现代社会的女人不但自恋自爱，而且还要自强自立。于是，想成为女律师、女法官的便多起来。
我们周末去听老板的课，完全是为了给老板扎场子，面对成群的漂亮女生，你只能坐在位置上胡思乱想。这时，有位女生却让我身边的师兄起立，说位置是她占的。师兄头也没抬指着书包说，位置早已占下了。那女生却很自信地将师兄的书包移开，指着桌子上的一张白纸说：“我先占的。”我见那白纸上写了几个字：“此位有人。”
师兄低头看看，嘿嘿笑了起来。想说用一张白纸占位置太史无前例了，不算。可师兄抬起头来却咽了下口沫，改了口，师兄说：“哦，用白纸占位置挺有新意，我让你吧。”
她坐下了，有些俏皮地望着我们笑了笑。说：“不好意思呀！”
我们觉得她笑的属于天真无邪的那种，除了嘴唇涂了紫色的口红让人觉得另类外，其他方面基本上能让人接受。就如她用来占位置的白纸，有几个字，更多的却是空白。即便没有那几个字，师兄也会心甘情愿地让她的。
师兄走向讲台把为老板准备的椅子搬了下来，放在她身边，坐了。师兄知道老板授课从来不坐讲，他说提不起劲来。师兄让了座位，桌位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