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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含的各种各样的对立。
正如我早已说过的，自我与非自我（外部世界）的对立（即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在其早期阶段上，就已经出现在个体存在中，例如：个体感到，它可以通过肌肉活动消除（驱赶）外部来的刺激，但它在那些内部刺激面前却显得无能为力。
这样一种对立总是君临于我们所有的思想活动之上，也是我们的研究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情况，无论如何也无法逃避。
愉快——痛苦的两极对立建基于一套情感系列，它在决定我们的行动（意志）方面具有至上的意义，对这一点，我们已作过强调。
至于主动与被动之间的对立，我们且不可与自我主体同外部物体之间的对立相混淆。
自我只要从外部接受刺激，它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就是被动的，只要它对外部刺激作出反应，这种关系就成为主动的。它的本能迫使它以一种特定程序的主动性对付外部世界，因此，如果我们着力强调物质的本性，就有可能说，自我主体相对于外部刺激而言是被动的，而相对于它自己的本能来说，又是主动的。主动与被动间的对立，在后期和男性与女性间的对立相结合（或携手）。对于“男性——女性”间的对立来说，除非上述接合发生，就没有心理学方面的意义。主动性与男性的融合，被动性与女性的融合，往往被我们认为是一种生物学的事实，但它并不像我们习惯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永远不变的和唯一的事实。
在我们的心理中，上述三组对立体以各种各样的意思的方式相互联系着。其中有一种可称之为最初始（最基本）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上述三组对立体中有两种重合在一起，当心理生活刚刚开始时，自我的本能指的是自我本身，因此它能在一定程度上从自身中获得自身的满足。这种状态被我们称为“自恋”，而这种导致满足的潜力则被我们称为“自身情爱”①，在这一阶段上，它对外部世界一般并不感兴趣，因为它对它的满足的获得并无多少意义（中性的）。
因此，在这一阶段上，“自我主体”同快乐的东西，外部世界同中性的东西（即那些对它无所谓的和使之无动于衷的东西），其实都是重要的，或者说，它们都是一回事儿。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为
①就我们所知，某些性本能是能够获得这种“自身性爱”的满足的，因此，可以在快乐原则（后面还要专门描述）的支配下，变成导致这种满足的途径。性本能一开始时需要一个目标，而“自我——本能”的需要（它从来不能获得“自身性爱”的满足）当然会对它的这种需要作出干扰，这种干扰的后果为“进步”开辟了道路。
进一步说来，如果不是因为每一个个体都经历了一段不能自立和某人抚养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他的急迫的需要，是由其自身之外的代理者满足的，因而它自身倾向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开始的自恋就不可能发展为这样一个状态。
“爱” 下这样一个定义：所谓“爱”，就是自我同它的快乐之源发生了联系。根据这样一个定义，这种“自我只爱它自己而对外部世界无动于衷”的现象，就成为所有包含着“爱”的两极对立中的最初一种。
只要自我仅仅是从自身获得情爱的满足，它就不需要外部世界。但是，由于自我保存的本能所经历的经验，它又倾向于在外部世界中发现“对象”，因而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其内在本能刺激只能使它感受为一种痛苦。由于“快乐原则”的支配，这时产生出一种新的状态，这就是：外部对象，只要它是快乐之源，就会呈献给主体，并被主体之“自我”吸收进去，成为一种“内向投射”（该字眼为弗朗西斯所杜撰）。
与此同时，自我也将自身内部任何导致痛苦的东西投向（或归因于）外部世界（即投射机制）。
这样一来，开始时的“现实——自我”——它总是通过一种可靠的客观标准把外部同内部的区分开来——就转变成一种纯化了的“快乐——自我”，换言之，转变成一种把快乐看得高于一切的“自我”。
对于这个“快乐——自我”来说，外部世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快乐的，这部分被它吸收进来，与自己结合为一体；另一部分则被它视为异己的。与此同时，它自身的一部分也被它切割下来，投射到外部世界，成为与它自己敌对或有害的东西。
按照这样一种新的徘列方式，就产生了两组对立叠合，即：自我——主体同快乐的叠合；外部世界同痛苦的叠合（更早些时候，被视为中性的）。
这就是说，当开始的自恋阶段被外部对象侵入时，又产生了第二种与爱截然相反的态度，即恨。
如上所说，自我的“目标”一开始是由自我保存本能从外部世界提供给它的。
不可否认，“恨”标示着自我同异己的外部世界的关系（异己的世界即不断地给予它痛苦刺激的世界）。
至于中性状态，则又可被看作是“恨”或“抛弃”态度的一个特例：因为它一开始时，就是作为“恨”的先导出现的，因此，在开始阶段，“外部世界”、“对象”以及被“恨”的东西，其实是一回事儿。只是到了后来，物体才呈示为自我的快乐之源，从而变成“可爱”的。
但这时它又往往被自我所吸收，并变成自我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纯化的“快乐——自我”，又一次把“对象”视之为外在的、异己的和可恨的。
但我们又注意到，正如“爱与无动于衷”的对立反映了“自我”同“外部世界”的对立一样，第二种对立，即“爱”与“恨”的对立，也再现了“快乐”与“痛苦”的对立。当纯粹的“自恋阶段”让位于“对象阶段”时，快乐与痛苦的关系就标示着自我同对象的关系。当对象变成快乐感情的源泉时，就产生出一种“运动”倾向——即一种想摄取对象，并把它与自我结合为一体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说，“那造成快乐的对象”具有“吸引力”或“我们爱这个对象”等等。
相反，当对象是造成痛苦感情的源泉时，就出现了一种极力想增加和扩大对象与自我之间距离的倾向。它与对象的关系恰恰就是开始时那种极力逃避外部世界，以躲避其有害刺激的关系。这时，我们就从对象中感到一种“排斥力”，并开始恨它，这种恨还可以进一步强化，滋生出一种想消灭和毁掉这一对象的侵略性倾向。
当本能从一个对象获得满足时，我们很可能会说，它“爱”这个对象。但是，当我们说它“恨”一个对象时，听上去就有点不顺耳。这就使我们意识到，爱和恨的态度，并不是本能同其对象之间关系的特征，只有作为一个整体的自我同对象之间的关系，才可以用“爱或恨”等字眼表示。但是，如果我们考虑用另一种有关爱和恨的口语表达时，就会看到爱与恨之含义的另一种局限性。
在提到那些有助于我们自我保持的物体时，我们一般不说“我爱它们”，而是强调我们需要它们，或许还要附加上另一种不同的语言成分，表示我们同对象之间还有另外一种关系。—般说来，这种附加语言所表示的“爱”的程度要小一些，举例说：“我喜欢它”，或是“我赞同它”等等。
这样一来，“爱”这个字眼，便被逐渐专门化了，开始时，用于自我同其对象之间的一种“愉快——关系”，后来，又用于主体的性爱对象，最后竟狭窄到仅用于那些能满足性本能升华之后需要的对象。
实际上，把自我——本能同性本能区别开来（这种区别也是心理学所要作的），同我们语言的使用方式是一致的。
例如，我们习惯上从来不说“某一种性本能成分”爱它的对象，而是觉得，只有在标示自我同它的性对象的关系时，才最适合使用“爱”这个字眼。
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只有当所有本能成分围绕着服务于生殖的性器官组成一个综合的整体时，才适合使用“爱”这个字眼。
众所周知，在使用“恨”这个字眼时，就不存在这种性爱快乐和性功能的密切关系。
相反，这种关系的痛苦特征倒成了其主要的和决定性的特征。自我对一切成为其痛苦根源的对象都痛恨、厌恶，甚至想彻底摧毁它们，并不计较是因为它们阻碍了其性欲的满足，还是因为它们仅仅能满足其自我保存需要。事实上，这种憎恨关系的真正雏形并不是来自于性生活，而是来自于自我从事的自我保存和自我维持的斗争中。
因此，我们平时视之为一组根本对立的“爱与恨”，其实并没有什么密切关系。它们并不是从同一个原始要素中分裂出来的，而是来自于不同的地方，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
只是后来由于“快乐——痛苦”关系的影响，它们才被撮合为一组对立的感性范畴。
“爱”起源于自我通过获得“器官快感”来满足其自身性欲的能力。开始时是自恋式的，后来便转向合并到自我之中的“对象”，现在则大大扩大，表示自我的一种动态的追求——对那些可感为快乐源泉的对象的追求。它与较晚些时候出现的这种性本能的活动紧密相连，当这些性本能完全综合为一个整体时，它便同整个性欲趋向合并为一体。
“爱”在开初阶段，展示为一种短暂的性的目的，而性本能则通过一种复杂的发展而消失。开始，我们可以在其中识认出一个“合并”或“吞食”阶段——这是爱的一种形态，等于是消灭或清除对象中一切异己的存在，因此，被称之为一种“矛盾心理”。在更高级阶段上，对对象的追求则显示为一种掌握对象的冲动，在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