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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我中的本能总是不惜一切代价急于得到满足，这样它们就会一无所获，甚至会造成较大的损失。因此，自我的任务是要防止发生这样的恶果，在本我的要求与外部世界的对抗之间进行调解。自我是以双向的形式发挥作用的。一方面，它在其感官或意识系统的帮助下观察外部世界，以便抓住有利的时机安然获得满足；另一方面，它又影响本我，制约其“情欲”，诱使其本能延迟满足；要是认识到有必要的话，它其实还会改变其目标，或者为了得到某种补偿而放弃这些目标。
就其以这样的方式控制本我的冲动这一点而论，自我可以说是以所谓的“现实原则”取代了快乐原则。在此之前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快乐原则，而现实原则虽然最终也要追求同样的目标，却不得不考虑现实外部世界所提出的条件。后来，自我渐渐了解到，除了我已经描述过的适应（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外部世界以外，还有另一种获取满足的方法。
它也可能通过改变外部世界的途径进行调停，并且可以在外部世界中有意建立一些使满足可能实现的条件。这种活动于是就成为自我的最高功能——即决定什么时候更利于控制一个人的强烈情感并屈服于现实，什么时候更利于同这些情感成为盟军，向外部世界发起进攻。这样的决定构成了处世本领的整个核心。
“你是说本我总是心甘情愿地听任自我的支配，尽管——假如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它是力量更强的一方，对吗？”
不错，要是自我能保持其完整的组织和全部的功能，要是它能触及本我的每部分并且对它们施加影响，那么一切都将顺利进行。
因为自我与本我之间并不存在先天的对抗；它们互相依属，而且在健康条件下实际上是无法分别的。
“这听起来还是挺美满的；只是我看不出在这样一种理想的关系中怎么可能存在病态紊乱的余地。”
你说得对。只要自我及其与本我的关系能够达到这种理想的条件，自然就不会出现神经症紊乱。
这种疾病的突发是难以预料的，尽管任何一个熟悉普通病理学的人都清楚地懂得这样一条原理：疾病或机能失调的种籽恰恰存在于最重要的发展和演变之中。
“你又说得太深奥了。我没法理解你的话。”
我不得不再回过来说几句。
一个小小的生命有机体，同实际上充满破坏力的异常强大的外部世界相比，实在是一个可怜的、毫无力量的东西，难道不是吗？一个尚未形成完整的自我组织的原始有机体对这些“创伤”是无能为力的。
它靠着“盲目地”满足其本能愿望而生存，到头来常常是遭到灭亡。不管怎么说，自我的演变至少是向自我保存（ｓｅｌｆ－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迈进了一步。
不用说，遭到毁灭的东西总不会带来什么好的结果；不过如果我们幸运地逃脱了这种创伤，我们就会注意到产生类似情境的途径，并且能通过简略地重复我们已经感受到的关于创伤的印象——即通过一种焦虑情感——来预示再次遭受创伤的危险。
这时，这种对于危险感的反应便会引起一种逃遁的企图，这种逃遁可以起到挽救生命的作用，直到我们最终长大成人，具有足够的力量以更为主动的——甚至可能是侵犯性的——方式去对付外部世界的危险。
“这一切都还不是你答应要对我讲的。”
你没有意识到我离实践我的诺言已经非常近了。甚至在后来形成健全的自我组织的有机体中，其自我在童年时期也是颇为脆弱的，并且几乎没有从本我中演变出来。
你不妨想象一下，要是这个毫无力量的自我感受到某个来自本我的本能要求，立刻想要抵制它（因为自我感觉到，满足这个要求是危险的，会引起某种创伤性的情境，或者会导致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但是又无法支配它（因为自我还不具备足够的力量去支配它），结果又会如何呢？
要是出现这样的情况，自我就会把这种本能危险当作一种外来的危险来对待；它就会首先收回它通常对本能冲动所作的一切贡献，然后试图逃遁，逃离这一部分本我，让它去听天由命。正如我们所说的，自我使这些本能冲动形成一种压抑作用，这一作用暂时具有防止危险的效果；但是我们不能心安理得地把内在的东西与外在的东西混淆起来。一个人不可能逃离自己。在压抑过程中自我遵循的是快乐原则，并往往习惯于对这一原则进行纠正，因此它必定也要遭到对方的报复，蒙受其伤害。
其结果便是自我永远不停地缩小自己的影响范围。本能冲动一旦被压抑，就会孤立起来，一切听任自己，不可触及，也不可影响。它完全自行其事。一般说来，甚至到后来自我变得更强健时，它仍不能消除压抑；其综合会受到破坏，本我的一部分将始终是自我不能进入的禁区。
而且被孤立起来的本能冲动也并不总是闲着；它知道如何弥补被剥夺正常满足的缺憾；它会产生出取代自己的精神衍生物；或者会把自己同其它精神活动——这些活动是它也以同样方式凭借自己的影响从自我中抢过来的——联系起来；最后，它还会以一种扭曲得无法辩认的替代物形式强行闯入自我，闯入意识，产生出我们所说的症状。
这样看来，神经症的本质也就一下子清楚了：一方面是自我在其综合过程中遭到了阻抑，对本我的某些部分毫无影响力，必须摒弃自己的某些活动，以便防止同已被压抑的东西发生新的冲突，并且在大都属于徒劳的抵制症状——即被压抑的冲动的衍生物——的防御行为中耗尽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在本我中个别的本能已经取得独立地位，不顾一个人的整体利益一味追求自己的目标，因而只遵从在本我深处起支配作用的原始心理学的法则。我们只要考察——整个局面便可以得出有关神经症起因的一个简单的公式：自我试图以适当的方式抑制本我的某些部分，结果遭到失败，于是本我进行了报复。
由此可见，神经症是自我与本我之间发生冲突的结果——细致的调查表明，自我为了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其与现实外部世界的适应关系，往往会向本我发起袭击。
真正的分歧在于本我与外部世界之间；这是因为，自我要忠于自己的内在本性，便同外部世界站在一边，以致同本我发生了冲突。但是请你注意，产生出致病的决定因素，并不是这种冲突本身—因为现实与本我之间的这种分歧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这两者之间进行调解正是自我的长期任务—而是自我运用压抑这一无效的手段来处理这种冲突的实际情况。
不过再深究一下的话，其实这也是因为自我在接受那个任务时尚未发展成熟，仍然毫无力量。
决定性的压抑都发生于幼年时期。
“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我将听从你的建议，不随便进行评论，因为你只是想要告诉我精神分析学对神经症起因的看法，这样你就可以接下去谈论它是如何同这种疾病展开斗争的。我当然有各种问题要问，后面我会提出几个请你回答的。不过此时此刻我第一次感到迫切希望你继续顺着你的思路讲下去，并且情不自禁地想要冒昧提出我自己的一个理论。
你已经阐述了外部世界、自我及本我之间的关系，并且断定导致神经症的决定因素是依赖于外部世界的自我与本我进行的斗争。
那么，难道相反的情况是不可思议的吗？
亦即处于这种冲突之中的自我允许自己被本我牵着鼻子走，放弃自己对外部世界的关心。要是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又会怎样呢？根据我对精神错乱的本质的外行见解，我想导致精神错乱的决定因素大概就在于自我作出这样一个决定。
总之，这样一种逃离现实的行为似乎就是精神错乱的核心所在。“
是的。
我自己也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事实上我相信这是符合事实的——尽管要论证这一推断的正确，就需要对一些极其复杂的问题进行一番探讨。神经症与精神病显然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两者无疑在某个关键的方面是绝然不同的。
这个关键的方面很可能就是自我在这种冲突中所采取的立场。在这两种病症中，本我都始终保持其盲目的不可动摇的特性。
“很好，接着说下去！你的理论在神经症的治疗方面提供了什么知识呢？“
现在已不难描述我们的治疗目的。我们努力使自我恢复原状，把它从其束缚中解放出来，重新赋予它由于早期压抑而失去的对本我的支配力。我们从事分析就是出于这唯一的目的；我们的整个疗法也只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必须寻找出已经形成的所有压抑，并督促自我在我们的帮助下去纠正它们，去解决冲突，而不要试图逃遁。既然这些压抑属于童年的最初阶段，我们的分析工作也必然把我们带回到那个时期。
产生冲突的情境大都已被患者遗忘，我们便要想方没法使它们在患者的记忆中重现。为我们指明这条道路的是患者的症状、梦及自由联想。然而，这些东西首先必须进行一番解析——或者可以说是翻译——因为在本我心理结构的影响下，它们已采用了使我们感到奇异难解的形式。
我们可以设想，只要是患者必须进行一番内心斗争才能向我们传达的那些联想、思绪和记忆，都必然同被压抑的材料有着某种联系，或者是其衍生物。
我们总是以鼓励患者抛弃一切抵抗，对我们讲述所有这些联想、思绪和记忆的方式，来教育自我如何克服试图逃遁的倾向，如何忍受与被压抑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