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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哲学多么忽视生理与心理之间的鸿沟，这条鸿沟在我们的直接经验中还是存在，在我们的实际努力中则更是存在。
如果想强迫一个希望把别人从恐惧症或强迫症的折磨中解脱出来的人去走医科课程这条迂回的道路，是既不公正也不利的。
而且即使要这样做也不会成功，除非最终导致完全扼杀分析治疗。
我们不妨想象这样一幅情景：有两条路同时通到一个风景秀丽的山顶，一条又近又直，另一条又远又曲折。你想要在这条近路上立一块禁止通行的告示牌——也许是因为这条路要经过一些你想要保护的花圃。你要让你的禁令生效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如果这条近路又陡又难走，而那条远路却十分平坦的话。
如果事实不是这样，如果那条迂回的路反而更难走，那么你的禁令有多大价值，你的花圃命运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看你恐怕很难成功地逼迫一个外行去学习医学，正如我也很难诱使医生去学习分析一样。因为你和我一样了解人的本性。
“如果你的看法是对的，要从事分析治疗工作必须接受专门的训练，但是医科课程又不能承受分析训练这一负担，而且医学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分析者是不必要的，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得到能应患者的需要而胜任各种疾病的治疗任务的理想型医生呢？“
我无法预见克服这些困难的办法，而且指出这种办法也不是我份内的事。我只看到了两点：第一，分析工作使你感到棘手，因此最好是不让它存在，虽然神经症无疑也是令人感到棘手的；第二，如果医生能够容忍一批治疗家来为他们卸去治疗那异常普遍的由精神因素触发的神经症的繁重任务，而考虑到患者的利益这批治疗家又始终与医生保持联系，那么每个人所涉及到的利益都将暂时得到满足。
“这是你就这个论题最后要说的话吗？
或者你还有什么别的要说？“
是的，确实还有些话要说。
我要提出第三种利益——即科学的利益。
我在这方面所要谈论的对你并无多大关系，但是相比之下，这对我却是最重要的问题。
因为我们根本不希望精神分析学被医学吞没，然后在精神病学课本中找到其最后的栖身之处，同诸如催眠暗示、自我暗示、劝诱等治疗手段——这些治疗手段孕育于我们的无知，应该感谢人类的懒惰和怯懦使它们得以产生短命的效力——一起并列在“治疗方法”的标题之下。精神分析学应该有更好的命运，而且我们可以指望它确实能遇到更好的命运。
作为一门“深度心理学”，作为一套论述无意识精神的学说，精神分析学可能成为一切关于人类文明及其主要内容：如艺术、宗教、社会秩序等的发展史的科学所必不可缺的知识领域。在我看来，它已经为这些科学解决它们自己的问题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但是相比之下这些还只是小小的贡献，如果文明史家、宗教心理学家、语文学家等等都说服自己去运用这一听从使唤的新的研究方法，它的贡献将远远不止于此。
运用分析法治疗神经症仅仅是精神分析学实际应用的一个方面；将来也许能证明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方面。
不管怎么说，仅仅因为这一应用触及到医学的利益而牺牲其他各方面的应用，这将是大错特错的。
说到这里，又一幅美好的前景展现在我们眼前；谁想破坏这一前景，谁就会受到惩罚。
如果各门精神学科的代表人物愿意研究精神分析学，以便能够运用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和探索角度来处理他们自己学科内的材料，那么对他们说来，仅仅停留于精神分析学文献中所记载的现有成果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学会以那个唯一可能的方法——即通过让自己经受分析的方法——去理解精神分析学。
这样一来，就会有第二类人加入到需要接受分析治疗的神经症患者的行列中。这类人接受分析是出于汲取知识的动机，但是他们无疑也欢迎他们可能偶然获得的能力提高。
为了进行这些分析，需要有那么一些分析者，对他们说来，任何医学知识都特别不重要。
但是这些“数学分析者”——让我们这样称呼他们吧——也需要接受一种特别细致的教育。
如果这种教育不应受到阻碍，那就必须让这些分析者有机会从有教益的，有启发作用的病例中积累经验；既然同样缺乏好奇动机的健康人也不会主动要求接受分析，这些教学分析者仍旧只有依靠神经症患者才可能接受到适于他们后来所从事的非医学活动的教育——当然需要得到细致的指导。然而，这一切教育需要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哪怕是小小的束缚也会使它遭到损害。
也许你并不相信精神分析学的这些纯理论性的利益，或者不允许这些利益去影响外行分析这一实际问题。那么让我再告诉你一点：精神分析学还有另一个应用范围。
这个应用范围同反庸医法无关，医生也很少会把它看作是属于自己的本行领域的。我指的是在抚养孩子方面的应用。假如一个孩子开始表现出不良的发育迹象，假如他变得喜怒无常，倔强固执，心不在焉，儿科医师、甚至学校的校医对此是无计可施的——即使这孩子表现出明显的神经症症状，如神经质，食欲不振，呕吐，失眠等。如果施用一种把分析影响和教育措施结合起来的治疗方法——由那些不羞于关心儿童世界的事情并懂得如何去探索儿童精神生活的人来施行这一疗法——那就立刻能产生两个结果：祛除神经症症状；恢复已经开始的性格变化。只要我们认识到儿童的这种不那么显著的神经症在为成年后的严重疾病埋下种子这一方面的重要性，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把这种儿童分析当作一种出色的预防方法。当然至今仍有人敌视精神分析，这是不可否认的。
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否有办法阻止这些教育分析者或分析教育者的活动。我认为这不太可能；但是世事难料，谁也不能永远高枕无忧。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对成人神经症的分析治疗问题，即使在这一领域我们也还没有穷尽每一种探索方法。
我们的文明向我们施加着一种几乎不能忍受的压力，这种现象亟需纠正。
精神分析虽然有着种种困难，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它必将承担为人类提供这样一种纠正办法的任务，这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了呢？
也许美国人又会灵机一动想出这样一个主意：愿意花一点钱让他国家的“社会工作者”接受分析训练，把他们组织成一批与文明的神经症作斗争的援助者。
“好哇！一支新的救世军！”
为什么不呢？我们的想象总是依据一定模式的。到那时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人跑到欧洲来殷切地学习分析法，这些人必定会避开维也纳。因为在这里精神分析的发展也许早已夭折于过早的禁令带来的创伤。你笑了？我这样说并不是想要贿赂你，以便赢得你的支持。
根本不是这样。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的话；我也不能保证这样的事一定会发生。
但是有一点我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你在外行分析的问题上究竟作出什么决断根本不是那么重要。你的决断总会有局部的效力。但是真正关系重大的是精神分析学内在发展的可能性，这是任何规章和禁令都永远不能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