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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我身边有太多成功和失败的故事，令人感慨唏嘘。我所在的单位虽是政府机构，也是一个经营实体，折腾很多，老是受骗上当。于是我就趴在集体宿舍的床沿上，写出了《上海是个滩》。
记者：随着中国的改革，人口流动，进入城市的农村人，进入北京、上海、深圳的外地人越来越多（这其中也包含了你自己），改变自己的人生，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个人野心、梦想，获得名利、成功是时代的主旋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一群体的生活状态的？
李：从我一进上海就开始关注了。上海有近四百万外来大军，全国则是数以亿计。这个庞大的数字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也是激活城市经济和文化的重要力量。表现他们的酸甜苦辣和生存状态，绝不是对一个角落的单一描绘，而是缩影式的展现一幅社会图景。不少人抛妻别子，远走他乡，就是为了寻梦。他们可能是暂时的流浪者，但也是建设者。
记者：梦想、现实、漂流、户口、钱这些关键词成为你城市小说的主题，外省人在上海的爱与恨、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这些感受是从自我的生活经验出发的吗？
李：是的。有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受，也有发生在朋友们身上的故事。我经常跟他们接触，这方面小说写得多。
记者：与你个人当时“流浪汉”式的生存状态有关系吗？靠文学在上海生存是不是很困难？
李：我搬出单位专门写作时，真有流浪的感觉，生存压力很大。中途我也怀疑，靠文学生存是不是太难了，曾经想回去继续坐机关。还好，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不高，困难也就挺过来了。再说我是公务员，尽管专职写作，基本保障是有的。我非常感谢当地政府对我的宽容与支持，他们让我玩了回职业的“酷”。这在中国作家中，我是特例。
记者：就“外省人”这个表述而言，中国很多小说受到过巴尔扎克的影响，他的小说对你的小说有影响吗？如果有，具体来说，在什么方面？
李：马尔扎克的经典著作我读过一些，是有影响的，主要是在小说结构和叙事方式上。你问这个问题有很意思，我当初就有点象《幻想》中闯荡的吕西安。他是诗人，我是作家。他到巴黎，我到上海。他办印刷厂垮了，我做生意受骗了。这是相同之处。他成了流氓诗人，但我没成流氓作家。他的理想破灭了，我却实现了作家梦。这是不同之处。
记者：你说过“把小说写成大说”，能否具体谈谈？
李：这是我在一个座谈会上说的话，我说我是一个希望把小说写成大说的人。所谓大，就是作品的大视野，大境界，大痛苦，大欢乐，还要有一个为民众所关注的大背景。在《上海是个滩》中，我极力表现外地人参与浦东建设而不畏千难万险的大气魄；在《情人时代》中，我希望表现现代婚姻与爱情格局的大调整；在《我的多情玩伴》中，我极力表现友情、亲情与爱情的大欢乐；在《奈何天》中，我表现了一位非常出色的市委书记当权力到达顶峰时，经不起各种利益诱惑而导致人生大蜕变，最终自觉走向纪律检查机关的一种大反省。
官场文学
记者：你的几百万字作品里除了情爱小说，城市小说，另外一个是官场小说，近一时期，在文学中出现了不少官场文学，你怎么看目前的官场文学热？
李：每个时期都有它的文学热点。如伤痕文学，知青文学等。官场文学热的出现是个好事，说明老百姓关注政治了，参政议政意识强烈了。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决定着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和社会风气，他们有理由去关注它。最怕的是老百姓对政治的麻木与漠视。
记者：官场文学已经成为当下历史转型期一个特有的文化现象。有人认为这些作品干预了现实生活，揭露了腐败分子的罪恶，反映了党惩治腐败的决心；也有人认为这些作品似有展示、渲染腐败丑恶和官场权术之嫌。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这涉及到作家的写作立场问题。如果怀着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去解剖政治生活中的病痛，是作家的职责，无可厚非。但一味渲染腐败丑恶，描写官场权术，我自己是非常反感这类作品的。
记者：官场文学似乎不可避免要写到腐败分子的犯罪过程、犯罪事实，可为什么有的作品让人沉沦，有的作品却能给人以向上的力量，这其中的把握属于技巧和方法上的问题吗？
李：有个尺度问题。描写腐败也不能太过，过犹不及。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在一些地方，民间夸大了腐败程度，官方夸大了廉洁程度。这都不对。我们的领导干部还没有到是官必贪的地步，绝大多数都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我们不能无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全面发展这一现实，不能让人看了你的作品，觉得社会灰暗，悲观失望。这样的作品没有积极的力量，也是缺少美感的。
记者：除了反映生活本质的真实，官场文学还应该具备哪些特征？决定作品高下之分的界线究竟是什么？
李：在我看来，其他一切题材所具备的特征，官场文学都应当具备。官场文学写官场人事，天然地赋予了这类作品有很强的故事性。故事性强的作品，很容易淹没和影响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提升。如何达到多方面的和谐统一，是对一个作家的考验，也决定着作品的高下。
记者：莫言认为，官场文学最早应源自被鲁迅先生称为“黑幕小说”、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官场现形记》，而在当代则滥觞自上世纪90年代末湖南作家王跃文的《国画》，《国画》之后，有一批小说都比较真实地描写了我国官场的独特游戏规则，揭露了腐败现象。因为官场文学满足了大众呼唤政治透明廉洁的社会心理需求，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正义呼声，所以受欢迎。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李：有一定道理。但不是一种源流关系，更不是承传。如果没有《官场现形记》，当今的官场文学照样会产生。
李：有评论家说你的观察、体验和表述具有的意义，不仅仅是文学的，还有现实的。因为在中国，按照行政区划分计有3206个市县。这些县市的“官场”日常运作和它们的生态环境很重要。因为它们的庞大，它们品质的优劣跟一个国家梦想建立的政治文明有很大的关系。你新出版的《步步高》打出了“中国第一部关注执政智慧和领导艺术的长篇小说”的旗号，你同意这个说法吗？主人公也引起引起了争论，您怎么看古长书这个人物？
李：我同意。因为目前没有第一部，我就是第一部了。古长书是个充满领导智慧的复杂人物，在他身上有着一个优秀领导所具有的优良品质。他是县市级领导的范本。有人说他有点理想化，我不反对。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需要理想，需要寄托，在文学画廊中塑造一个理想化的人物，至少不是过错。
记者：官场文学中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往往反面人物被刻画得很丰富生动，甚至颇有人情味，而正面人物形象反倒比较单一和苍白。正面人物为何这么难写？
李：因为正面人物的行为是大同小异的，超不出廉洁公正的范畴，容易弄成好人好事。因此作家务必挺进人物的心灵深处，去触摸他灵魂的本相和颤动，才能克服单一和苍白的问题。反面人物有它丑陋的一面，不乏怪诞，把他们作为审美对象时，就容易鲜活而生动。
记者：读者提出官场文学存在模式化、自我重复的问题，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李：模式化和自我重复，不单是官场文学一家的问题，其他小说都存在。包括一些评论家极力追捧的作品，也是这样。至于官场文学的模式化、自我重复，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官场生活的模式化，就拿中国的市县级官场来说，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西部地区还是东部地区，官员们的行动方式都是相似的，小到会议室都一样，大到连政府部门和干部存在的问题都是惊人的相似。生活就这样子。第二个原因是，作家们太拘泥于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圈子，缺乏创新意识，导致了自我重复。
记者：如果说90年代有私人化写作，那么官场文学是一个公共化的写作。通过阅读这样的小说，我们能够透视出中国的政治生活状况，看到官场中人性的表达。
李：是的。我同意这种说法。
记者：西方的政治很早的民主传统，对官场中的勾心斗角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离得远，但是中国的官场与日常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老百姓爱看，另一方面，官场文学有粗糙的、直接介入生活而不可避免受到伤害，在目前的现实中，这样的文学能够走多远？
李：官场文学就是直接介入生活，至于能不能影响生活，能不能改变官场现实那是另一回事。随着中国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政治环境的不断宽松，读者又有阅读需求，这个文学品种是会走下去的。走得好不好，取决于作品的质量。
记者：反腐文学和官场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它强烈的批判性和独特故事性赢得广大读者的厚爱以及文学批评家的关注。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李：在我看来，反腐文学是对官场腐败的揭露与批判，官场文学是对官场生态的描绘与展现。二者的主题不同，关注点不同。严格地说，反腐文学也应当是官场文学。
记者：官场文学好不好，不在于把官场腐败写得是不是触目惊心，那都是表层的东西，更深层的应当是这些表层化东西背后所表现的人生选择，人格、心灵的挣扎，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展示的人性的丰富性。大家普遍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