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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准备立案调查，建议对唐浩实行双规。贺建军表示同意，让他们马上同省纪委取得联系，请求人力上的支援和帮助。
第五天，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们对唐浩家里进行了突击搜查，然而，除了价值五十多万元的烟酒和一件文物之外，其他一无所获。办案人员打死都不信唐浩家里没有巨额资金，搜不出来，便无可奈何了。情况汇报到贺建军那里，贺建军说：“继续找，哪怕是挖地三尺，也是找出钱来！”
按照常规的搜查，办案人员确实已经尽力了。房间的各个角落，包括墙壁的痕迹处都刨开过，冰箱里的食物也解冻过，还是没发现什么。后来把所有的家用电器都拆卸了，从一台电脑的主机里发现了三张存折，从显示器里找到两张存折，涉案金额达四百多万元。是改革开放以来，金安市抓出的最大的蛀虫。
唐浩的毁灭让所有知道他的人都吃一惊，也让贺建军和古长书这两位政治体制改革的始作俑者感到欣慰。因为如果不是改变对干部的传统处理办法，唐浩这种人是无论如何也挖不出来的。他不但会一直在局长的位置上干下去，还有可能提拔重用。政治环境的改造与净化，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政治手段。而政治手段的采取，都必须通过制度的建立在“人”上做文章。
政治改革方案调动了干部的政治热情和政治情绪。从官方到民间都注意到，全市各级干部，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关心过政治，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他们关心的焦点在于，如何把个人理想与百姓利益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低的要求是做一个负责任的干部，其次是要做一个好干部，较高的要求是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有政治头脑和党性原则的优秀干部。古长书给他们讲政治的时候就这样讲，你们不要认为，不想当官也就不谈什么政治，政治是当权者的事，这个看法是不对的。政治离我们并不遥远，政治也不是个空泛的东西，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与工作都息息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人都是政治载体，也是政治生活的终端。这么一讲，大家都豁然开朗了。全市机关干部用三个月时间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几个文件，增强了他们的紧迫感与危机感，以前那种“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悠闲的机关生活不存在了，闲人开始找事做，忙人寻思着如何把手头的事情做得更好，更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在一些县直机关，领导对下属打击报复的事屡见不鲜，现在也不敢了，因为害怕举报而记入个人档案。大明县委的领导总结说，金安市的这次改革举措，就是要教育广大干部成为一个政治上可靠，思想上端正，作风上廉洁，人品上正直，工作上扎实的人。三个月来，全市共处理科级领导干部50多人，自动辞职的处级副处级干部8人，辞退一般国家工作人员近二十人。
在各县区处理干部的过程中，一般都由他们自行决定，不上报市委市政府的。但是，汉阳区对一个干部的处理却成了一个特殊案例。这个干部是学物理的，在统战部上班。五年来，他都是每天到单位报到后就走人，常常迟到早退，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呆着。他喜欢搞小发明，而且沉醉其中。五年来，他一共取得了三项家用电器专利，其中一个专利卖了十五万块钱。所以，大家对他很有意见。说他拿着国家工作，却不给单位办事。他是个知识分子，也不善于交际，几年前就提出要调到科技局工作，都因为关节不通而未能如愿。这次，单位把他作为辞退对象上报人事局，准备辞退他。但汉阳区政府考虑到他有发明成果，所以特别请示了市政府。古长书得知此事后，了解了一些情况，据知道内情的人反映，这个人平时性格孤僻，单位领导也很少给他分配工作，加之统战部本身又是个不太忙的单位，确有不少闲人。所以他就大多数时间呆在家里搞自己的发明去了。古长书说：“这是个人材。不仅不能辞퀀；他，而且要保护他的热衷于发明的积极性。我们有专门的科研机构，拿着国家的科研经费，却拿不出什么科研成果，人家不是科研单位的，却拿出了成果。是好事嘛。为什么要阻止这样的好事呢？依我看，他成天不上班，也比成天上班而碌碌无为的人强！别看有人成天上班很认真的，你要问他干了些什么事，他一件事也说不上来！其实就是浑浑噩噩的瞎混。对干部的评价，最终要看他的工作实绩。这位干部的工作安排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的人事部门用人不当。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也是一种失职行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天天在讲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结果讲来讲去，有的地方还是一句空话！一些地方需要人才，而另一些地方恰恰把别人需要的人才闲着。这怎么能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呢？”
古长书当即给汉阳区区长打了电话，责成他们尽快把此人调到科技局去，尊重他的个人选择，让他的爱好职业化。少一个干部不要紧，多一个科研人员是好事。古长书还提醒他们，这次实行的干部辞退制度，是针对极少数问题干部而制定的，是为了形成一种激励机制，建立一个良好的健康的政治生态环境。比如说，有的人只拿工资不干事，而且惹事生非；有的人品质恶劣，又没触犯法律；有的人极度狭隘，猜疑心重，对领导和同志起黑心，告黑状，做黑事，等等，这些害群之马就是辞退对象。可他们在公务员队伍里，毕竟是极少数。所以，我们绝不能把辞退机制扩大化，将这个制度变成整人的工具，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果利用辞退制度来处理个人恩怨，打击报复他人，我们也将严肃查处，让其付出同样的被辞退的代价。就此，古长书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在《金安日报》头版头条上。各区县都把它当作文件学习。
这项工作能够得到很快推进，古长书非常感谢市人大的配合默契。说具体一点，就是李修明的支持。比如受到处理的那些局长们，他们都是人大代表，要处理他们，必须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这就要看人大的态度了。如果人大态度暧昧或动作迟缓，这些事情很难快刀斩乱麻地进行。一旦拖泥带水，就会惹出麻烦来，上上下下打招呼的，说情的，都会出现。集体决策就会在摇摆中受到质疑。从现在的结果表明，他们对李修明的顾虑是多余的，李修明确实是个顾大局的襟怀坦白的人。这也让古长书真正理解了，市级各大领导班子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格局，实现优化组合。如果大家心口不一，各行其是，七撬八裂，党委和政府的许多工作是很难顺利开展的。班子团结了，心齐了，凝聚力也就产生了。所以，古长书时常到李修明那里去坐坐，以一种谦逊的姿态跟他相处，聊聊工作，说说家常。这便成了情感的粘合剂。
第六部分第56节 小产
李修明下乡视察工作时淋了雨，发了重感冒，古长书专门给他送去特效感冒药，这药是黄骏从国外带回来送他的，他就转送给了李修明。李修明在感动之余，越发觉得古长书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总是善于把日常工作变成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既沟通了心灵，也沟通了工作思路。李修明喝了药，躺在病床上，拉着对古长书的手说：“长书啊，做事，我没你那样大刀阔斧；做人，我没你这样周到细腻；做官，我没有你这样威风凛凛。所以，我得向你学习。”
古长书说，“老领导太抬举我了。”
李修明坦言：“前些日子处理公安局长唐浩，要让他自动辞职，作为人大常委会主任，我自己都捏了一把汗。因为我知道，唐浩从省委到省公安厅都有关系，跟市里的个别领导私人交情也不错，你敢向太岁头上动土，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没想到这事办得这样利索，竟然滴水不漏。”
“关键是得力于你的支持。”古长书说：“我也认真研究过关系问题。其实，我们的许多干部都有各种关系的，怎样看待和分析这些关系，也有一个立场和观点问题，有一个对关系的价值判断问题。关系只是一种情谊，但不能同流合污。比如我是一个市长，有些干部跟我关系就很好。但这种很好是建立在工作和友情上的，正因为我们关系好，他就更应当对工作负责，对我负责，更不能给我添乱。如果他对工作不负责，对我不负责，他就破坏了这种关系。我能原谅他的毛病，但不能容忍他的错误。他如果营私舞弊，或者犯了其他严重错误，我绝不迁就他，纵容他。反而我可能对他更严厉。如果仅仅因为关系，就去包庇一个人的错误，去姑息迁就，这种领导就是典型的昏官，就是在养虎为患。李主任，不知你发现没有，这次处理唐浩，跟他关系很好的个别领导，并没站出来帮他说话。这至少能说明两点：第一，他们知道说情也是白说，正气一旦强硬起来，就是压不倒的。第二，表明他们还有一定的政治原则立场，认为组织对唐浩的处理是应该的。”
李修明点点头说：“你分析得很对。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有什么打算？”
古长书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重大课题，目标就是要提高党委和政府的执政能力。要让老百姓看到，我们的党委和政府是有能力的，是有权威的，是能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是能够解决党内的自身问题的。我们必须要从制度建设入手，营造一个良好的清明的政治生态环境，以此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工业生产上，我们需要一个很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工业局长，我想在全省范围内招聘一个。农业方面，粮食生产比较稳定，但难点是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问题，我还是想实行搬迁脱贫。把扶贫资金集中起来使用，将那些住在深山里的农户搬迁到公路边上，这可能是一条出路